"经济"辨析(上)

“经济”本义“经世济民”。近代日本借用此一汉语旧词对译英文术语economy，含义变为国民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总和，兼指节俭、合算。今天我们习用的负荷着上述新义的“经济”一词，既与该词的汉语古典义相去甚远，又无法从其词形推导出今义来，是一个在“中-西-日”语汇传译过程中步入别途的词语。而“经济”所指概念的转变，正透露了近代日本人以及随后的中国人对于社会生计问题的认识，从泛政治、泛道德理念摆脱出来的取向。     

略论"再生词"

从当代现实语境角度看“再生词”，其经历了显性词到隐性词再到显性词三个阶段。“再生词”是比较特殊的一类词，其不属于传承词，似乎也不能归到新词范畴，其能指借用历史词或旧词，其所指沿袭原词或有所变化。“再生词”具有历史性和再生性，其出现与社会制度、周边或外来文化及社会心理有关。     

苏轼词南宋初"接受"情况简论

南宋初，苏轼词被推至词坛“正统”受到广泛的追拟摹仿，甚至被提升到“宋一经”的高度，得到夸大性的阐释。据考察，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南宋初崇“苏”运动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崇“苏”既是南渡后崇“元秸”政治与学术思想的反映，同时又与理学人士的多方推崇有着不可割脱的关系。     

"浙西词派"中的平湖"二沈"——清代嘉兴词人介绍

“浙西词派”对我国词创作影响巨大，而其开创者“浙西六家”除朱彝尊外支鲜为人知。这里介绍其中的平湖“二沈”沈Hao日、沈岸登叔侄与他们的词创作情况。     

商业词"贾"的语义发展演变

商业词汇中的“贾”在上古是一个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本义是“做买卖”。春秋战国年间,它引申出了一系列新义,派生出一系列新词。唐宋以后,“贾”的使用渐趋衰落,到现代只作为语素保留在“商贾”这一类词当中了。“贾”的词义变化既反映了当时商业经济活动对词义的影响,同时也反映了商业语义系统内部各因素相互作用导致了“贾”的分化与消亡。     

南宋雅词派与"大晟乐"关系蠡测

南宋雅词派首重“协音”，关键乃在于“填词按谱”。此处“谱”虽较复杂，但“大晟曲谱”与“清真谱”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两种。南宋雅词派不仅在词的创作实践中反复以“大晟乐法”为旨归，而且对两种“曲谱”的模仿与习学也成为“雅词”创作的一大“心法”。这不仅对南宋雅词派“词法”的形成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而且对南宋词最终走向“典雅”“协音”之路起了关键的作用。南宋雅词派对“大晟乐”的接受使它在走向词艺巅峰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落入与“大晟乐”同样日渐衰竭之命运。     

论词学范畴之"拙"与"巧"

清代的况周颐提出：“作词有三要,曰：‘重、拙、大。’”一将“拙”这一范畴定性为词学的三大基本范畴之一。而词发展的盛衰史正体现了词之创作争理论由“拙”入“巧”及由“巧”返“拙”的历程。词经由晚唐五代词人到宋,其音律、构词谜句、营章布局等各方面都从初时的拙率朴陋发展为后期的精巧稳妙,文人作词亦由初期的。率意”到后期的“羽意”,词体从萌生到极盛,由小令的轻巧动长调的工巧。其实也是一种音乐文体从民间之拙动文人之巧的过租。从宋人对词体的理论认识中可以看出,宋人对待词的美学认识并不像对诗那样崇尚老拙古朴。而是“尽态极妍”,以词律之精巧、构思之惠巧、运意之奇巧为“正体”之美。词之由“巧”返“拙”则是一个词学理论诗化的过程。尤其是清代常州派格外标举比兴寄托．求词中深意而提出“沉郁”、“顿挫”、“柔厚”等美学范畴以纠渐派之弊。与宋人普遍追求的“巧”相反,清代中后期词学理论家开始普遍崇尚“拙”。并且他们往往穿透唐宋人词的“巧”,而刻意发掘蕴涵其中的“拙致”。词学理论由“不妨巧”到“巧不如拙”的发展历程,实质上就显示出词由音乐文学之重视音律到传统诗学之重视意境之浑化古拙的过程．从形似到神味的追求,是词“诗化”的一个必然结果。     

英语中表示"条件"意义的手段实例探讨

表示“条件”意义的手段除了“if”等引导的条件状语从句之外，还有许多手段，如简单句、不定式等不同的句式结构和介词、副词等小品词，形容词、句词等实词，以及词的组合。     

我国刘易斯拐点的新检验——基于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农业和工业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的考察

刘易斯拐点是“二元经济”从量变到质变的重大飞跃,预示经济发展进入新的转型阶段。针对当前“我国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来临”这一基本“国情命题”的判断,基于“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的边际生产率理论,通过计算、比较和分析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我国农业和工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数据,证实我国在２００５年前后跨越了刘易斯第一拐点,正式进入到劳动力有限供给的新阶段。要完全消除两部门的生产率缺口从而实现“一元经济”,静态估计至少需要３２年左右,也即我国将在２０４３年迎来刘易斯第二拐点。当前政策上,加快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有效应对潜在的通胀风险,正确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战略,加快劳动用工制度的配套改革,尤为重要。     

《论语》中"以"的使用情况探析

“以”这个词在古代文献中出现的频率是极高的，其词性却并不单一，其语义也是多方面的。本文收集《论语》中所有非作为结构使用的“以”的用法，并参考了一些相关工具书以及前人对《论语》的注释，系统地分析了“以”这个词在词性及语义方面的多元性。     

只有走出"劳动价值论一元论"才能"善待"西方经济学

马克思、恩格斯的价值论并非“劳动价值论一元论”，而是“效用／劳动价值论”，或日“生产力(率)价值论”，它体现并贯彻了生产力决定性。被长期误认为是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正宗”的“劳动价值论一元论”。其实源于考茨基在“批修”时对马克思的错解，应予否定。对西方经济学的宏观要素价值论及微观层面上开拓出的效用价值论。我们均应批判地借鉴。     

如何应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反倾销歧视

我国被西方国家列入“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在反倾销问题上受到不公平的歧视性做法，使我国的国家利益受到严重损失。本拟就西方国家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实施反倾销的歧视性以及应对措施进行探讨。     

我国刘易斯拐点的新检验——基于1990-2010年农业和工业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的考察

刘易斯拐点是“二元经济”从量变到质变的重大飞跃,预示经济发展进入新的转型阶段.针对当前“我国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来临”这一基本“国情命题”的判断,基于“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的边际生产率理论,通过计算、比较和分析1990—2010年我国农业和工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数据,证实我国在2005年前后跨越了刘易斯第一拐点,正式进入到劳动力有限供给的新阶段.要完全消除两部门的生产率缺口从而实现“一元经济”,静态估计至少需要32年左右,也即我国将在2043年迎来刘易斯第二拐点.当前政策上,加快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有效应对潜在的通胀风险,正确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战略,加快劳动用工制度的配套改革,尤为重要     

"若斯潘方法"述评

社会党人若斯潘就任法国总理后，针对国内的经济、社会问题，实施了一系列被称之为“诺斯潘方法”的改革措施。通过对“若斯潘方法”产生的背景以及其执政政策的理论与实践的分析和研究，试图对“若斯潘方法”作出一个客观的评价。     

"体验经济"对我国旅游研究的影响述评

“体验经济”概念提出后，很快成为全球热点。“体验经济”的出现反映了人类需要层次的升华，其追求的最大特征是消费和生产的“个性化”，并且消费者将为体验付费。“体验经济”引起了消费者需求和商业理念的巨大变化，因而也引起了作为我国第三产业龙头的现代旅游业的关注，“旅游体验”命题被提出，人们开始了对旅游本质的思考。但是，目前我国旅游学术界和业界对“旅游体验”的研究，除少数学者外主要还是从传统的“经济产业”思路上的产品、服务、营销三个方面进行的。在深度和系统性上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经济数学课程建设的"三个一工程"

经济分析进入定量分析的时代，各类经济数学模型已被广泛运用。经济数学课程如何建设、发展，以适应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需要?本文提出了“三个一工程”建设目标。     

双声模式对汉语双音词的语音类化——从“谷蠡”一词谈起

“谷”在中古时期有三种读音，而在“谷蠡”中音“禄”，此词中的“谷”受到了双声模式对其语音演变的影响，使得“谷”最终被后面的“蠡”音同化而由见母变为来母字。在古代汉语双音节词语的语音演变中，这种类推机制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尤其是对某些联绵词和外来词，影响更为明显。     

对劳动法中"可以"一词含义的探究

作为授权性规范的标志性法律用语，“可以”一词既授予权利，也设定权力，由此造成了劳动法上的“可以”一词彼此不同的法律意义以及相应的法律后果。认真对待不同语境下的“可以”，既是准确理解和运用劳动法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校正劳动法授权立法偏差的一个有价值的坐标。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消费率变化轨迹研究--基于东亚、拉美部分国家的启示

2013年我国人均GDP达到6900美元，标志着我国已居于“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本文基于日本、韩国、巴西和阿根廷的发展历程，考察了“中等收入陷阱”区间下消费率的变化轨迹，认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消费率特征是：消费率走势呈U型特征，由波动性变化演变为平稳性运行，并大致在人均GDP4000美元形成“消费率拐点”。其中，收入因素对“消费率拐点”的培育与形成具有较大的制约作用。同时文章对比分析了低中等收入阶段我国消费率变化轨迹，认为我国在人均GDP4283美元水平下形成“消费率拐点”，但当前消费需求的充分释放仍面临较强的挑战，迫切需要相应的政策措施来强化“消费率拐点”的形成。     

"乌拉圭协议"下发展中国家的收益和风险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继续发展，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相互渗透，相互依存日益加深，从“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果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收益和风险是不均衡的，但是，发展中国家若不想长期落后，不想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被“边缘化”，就必须顺应历史潮流，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经济全球化进程，只要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完善有关政策，不断丰富对外开放的形式和内容，就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实现民族经济的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