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集中居住前后福利状况变化研究——基于森的“可行能力”视角

本文在森的可行能力分析框架下研究了集中居住过程中农民福利的变化,提出了农民福利构成指标,使用模糊评判方法对江苏省江都市集中居住前后农民福利变化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集中居住使农户总体福利水平稍有提高,模糊评价值从0.443上升到0.471.其中,从功能指标看,农民的经济状况、居住条件、发展空间、心理指标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社会保障、社区生活和环境进一步恶化;从转换因素看,农民家庭被抚养人口比重、教育程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都是农民福利变化产生差异的显著影响因素.     

集中居住前后农户的福利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对江苏省农户的调查

本文利用来自江苏省苏州市常熟市、扬州市邗江区和宿迁市泗洪县的468户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比较分析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农户的福利水平在集中居住前后的变化,并实证检验了引起农户福利变化产生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福利水平在集中居住后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之间,集中居住前后农户福利变化的差异较大,经济发展水平高和经济发展水平中等地区农户的福利水平高于集中居住前,且前者福利水平的提高幅度大于后者,而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农户的福利水平在集中居住后稍有下降。最高受教育年限、劳动力非农就业比重、集中居住时间、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户福利变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抚养人口比重、劳动力平均年龄对农户福利变化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库区失地农民福利水平测度与变化调查研究——基于阿玛蒂亚·森可行能力视角的分析

借鉴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分析方法,采用模糊综合评判法,测算库区农民失地前后的福利水平。研究发现,水库建设中的移民安置工作使得农民福利水平有所改善,福利水平由征地前的0.497提高到0.540,移民安置能够提高农民的福利水平;失地后农民的居住环境和社会融入福利水平明显下降,尤其是农民的社会融入福利亟须提高,其他福利水平也有较大的提高空间。要提高库区失地农民的福利水平,重点是依靠增加农民经济收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丰富农民文化生活、适时提供心理辅导等措施,提升农民的社会融入水平;基于福利水平仍有较大的提高空间,还可以采用改善农民的居住环境、完善基础设施、畅通农民申诉渠道、创新就业机制等措施加以完善。     

农地城市流转前后农民福利变化研究——基于农民分化的视角

农地城市流转是土地资源要素在城市化进程中重新配置的必然过程。为探明异质化日益明显的农民群体的福利水平在此过程中是否发生了差异性变动,采用湖北省武汉市所辖6个远城区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模糊积分评价方法对纯农业生产者、半工半农者和经商兼农者等3种分化类型农民在农地城市流转前后的福利变动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民整体福利水平在农地城市流转后略有上升;3种分化类型农民的福利水平均有所改善,但改善程度存在差异,改善幅度由大至小依次为经商兼农类农民、半工半农类农民和纯农业生产类农民;提升纯农业生产者和半工半农者这两个分化类型的福利水平是改善农民整体福利状况的关键;此外,影响这两类群体福利水平的因素集中在家庭经济状况、社会保障状况、心理感受以及环境条件4个方面。     

程序性权利保障对被征地农民可行能力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森的可行能力理论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基于森的理论框架,探究征地过程中程序性权利是否以及如何提升农民的可行能力,以有效保障其自身权益,从而为征地程序的规范和改革问题提供深入的理论参考.研究结果表明,程序性权利保障有助于提高农户的可行能力,其中,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对可行能力的影响较为显著,参与权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其改善有助于提升农民的...     

农民集中居住:现状、问题与对策

近年来,在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省份的一些县市,地方政府开始引导农民集中居住。但是,在实行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往往出于自身利益而强制要求农民参加,造成许多不良后果。本文从目前农民集中居住的现状出发,着重分析了其中存在的问题,最后得到结论,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城市化进程下农民集中居住状况调查——以陕西Y县王家社区为例

在迅猛的城市化进程之下,农民集中居住的现象愈加普遍。随之而来的是农民对于城市化的适应问题,农民离开了熟悉的乡土社区进入城镇社区居住,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冲击。本文以对陕西Y县王家社区的调查为基础,试图还原城市化进程下集中居住的农民的生活现状,并对其未来生活与发展及社区管理和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农民集中居住的意愿、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以江苏省江都市为例

通过对江苏省江都市80户农户的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从农民的个体特征、家庭基本情况、对现有居住环境和预期目标的评价及政策等方面考察了农民集中居住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的年龄、文化水平、从事的职业等的不同,会有不同的预期和需求标准,从而导致了不同的意愿;经济收入和家庭结构等方面的分化也使得农户产生了不同的居住区位选择动向;政策支持对不同个体特征及不同家庭结构的农户意愿的影响都是积极的,即随着政策支持力度的加大,农民的集中居住意愿也就越大。     

新时期农民集中居住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洞庭湖区板江乡为例例

在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双重战略"同步推进的新时期,农民集中居住问题具有更加重要的战略意义,实践表明农民集中居住意愿又是其中的关键问题。洞庭湖区板江乡100多名居民的问卷调查显示,农民集中居住意愿总体不高,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年龄结构、受教育年限、常住人口规模等方面。在新形势下,可以从重点关注老年人和规模大的家庭的特殊诉求、发挥教育水平高的家庭的带头示范作用等方面入手,提高农民集中居住意愿。     

基于森的功能和能力福利理论的失地农民福利水平评价

研究目的:测算农民失地前后的福利水平。研究方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研究结果:失去土地后,农民的福利水平略有提高,模糊评价值从0.342上升到0.373,居住条件和发展空间的改善是失地农民福利水平提高的主要原因,而失地农民的经济状况、心理状况和居住环境则呈现出恶化趋势。研究结论:应该通过提升失地农民的人力资本、完善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失地农民的心理调适机制,从而提高失地农民的福利水平。     

集中居住对被拆迁农户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以江苏省张家港市为例

本文以张家港市为例,利用农民集中居住区100户被拆迁农户的调研数据,系统分析了集中居住对被拆迁农户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以期从农户视角评估农民集中居住的社会经济效应。研究表明,集中居住后被搬迁农户职业非农化趋势更加明显,生产生活方式已截然不同,庭院经济基本消失。农户家庭收入增加幅度不大,其中与集中居住无关的收入如工资性收入、政策性收入增长较快,与集中居住相关的收入如征地安置保养收入、土地流转分配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则基本持平。同时,农民的粮食、蔬菜、水电和煤气等生活消费支出大幅度增加,农民生活水平并无明显改善。     

推进农民集中居住的路径分析

农民集中居住是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途径，但不是唯一途径。它需要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具备一定条件之后，才能组织实施。推进农民集中居住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涉及的因素是纷繁复杂的，从阶段性上来看，农民要经历职业的非农化、分配的多元化、居住的城镇化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化。也就是说，只有让农民收入增加了并能形成长效的增收机制，...     

基于扎根理论的农民集中居住社会风险识别 ——以北京市Y镇H社区为例

研究目的:以北京市Y镇2014年建成的集中居住项目H社区为例,识别与梳理农民集中居住后潜在的社会风险因素,并分析风险产生的内在逻辑关系。研究方法:采用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方法,通过深度访谈收集原始资料,经过三级编码过程,提炼总结潜在的社会风险。研究结果:该社区潜在的社会风险因素包括家庭经济风险、就业风险、产权交易风险、居住环境风险、社会保障风险、政策风险、身份边缘化风险和社交网络风险,这些风险在不同年龄群体之间所表现出的强度有所不同。研究结论:农民意愿的充分表达,可持续生计能力的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提升,原有文化的解构与重构是防范农民集中居住社会风险的重点。     

农民集中居住推进对策

一、认真筹划,规范操作,稳步推进农民集中居住工作 全面完成农民集居区规划编制.按照"快规划、稳实施、先试点"的原则,江苏省通州市新一轮镇村布局规划经上上下下多轮修改,广泛征求农民群众的意见,倾听基层呼声,完成集居点测绘和详规工作,确定全市农民集中居住点732个,已通过技术论证,并经市政府批准,农民集中居住启动区总平面布局规划也经市政府批准.     

推进农民集中居住应尊重农民意愿

郑风田在《农业经济问题》撰文提出:作为一项新的制度变迁,农民集中居住最初是由地方基层政府抱着尝试的态度自发开展的,主要是为了解决由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而导致的"空心村"现     

土地流转与农民福利的关系探究——基于石家庄市T村的调研

农村土地流转是我国城市化的必经之路,土地流转对农民的福利效应有显著影响。将可行能力框架理论和模糊综合评价法相结合,测算出土地流转前后农民的福利效应对比结果。通过分析对比结果,了解产生差异的原因,为改善土地流转进程中农民福利水平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使土地流转效率提高,为农民带来福利。     

苏南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城镇社会保障前后福利变化的模糊评价——基于森的可行能力视角

本文在森的可行能力框架下讨论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城镇社会保障过程中农户福利的变化。本文首先提出构成农民福利的功能性活动和指标,其次使用模糊综合评判法对苏南农户"土地换保障"前后福利的变化进行衡量。结果显示,"土地换保障"后农户总体福利水平明显提高,模糊评价值从0.293上升至0.439。从功能指标看,家庭经济状况、社会保障、社会机会、农民心理均有较大程度的好转;从异质性因素看,家庭抚养人口比重、劳动力非农业就业比重以及受教育程度是农户福利变化产生差异的显著性影响因素。     

农民集中居住方式的意愿调查与分析——以成都市郫县为例

农民向城镇集中居住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有效途径。推进农民向城镇集中居住必须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包括是否愿意集中居住和以什么样的方式集中居住。本文调查了成都市郫县农民对于四种预设集中居住方式的选择并分析其做出选择的具体原因,还结合调查结论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农村集中居住政策风险演化与因应——基于苏北G集中社区的扎根研究

农村集中居住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地方政府推进的一项重大政策,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同时应着力防范化解政策执行中的潜在风险。文章选择以江苏省北部地区实践和下辖G集中居住社区民众为研究对象,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挖掘并提炼该项政策实施背后的系列风险要素,包括土地风险、生计风险、心理风险和地方管理风险。研究表明,这些风险的现实存在对农村集中居住政策的实施构成了隐性影响,其衍生和演化反映了我国城镇化加速背景下涉农政策运行的复杂性特征,需要地方政府予以重视和回应。以农村可持续发展为指引,尊重农民主体意愿、健全补偿机制、完善公共服务与保障供给、强化产业配套是化解农村集中居住政策风险的关键施政方向。     

数字农业的福利效应——基于价值再创造与再分配视角的解构

在数字经济时代，传统农业不断向数字农业转型升级，对农业整体的价值创造及各主体间的福利分配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基于已有文献，结合数字农业发展的客观实践，重新梳理了数字农业的定义及特征，在此基础上对数字农业的价值再创造和价值再分配两个过程进行全面剖析。本文发现数字农业通过生产环节、流通环节和销售环节的数字化实现了经济、生态和文化价值的再创造，并通过“农户—市场中介”“市场中介—消费者”“生产性服务商—农户”三个环节商流、资金流的重塑实现了价值再分配。进一步地，本文基于可行能力理论框架对上述过程中的福利效应进行了详细解构，认为数字农业从功能和能力两个维度促进了农户、消费者乃至整个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本文研究结论对于政府出台数字农业相关政策措施，持续激发农业发展潜力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