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会提升审计收费吗?

以2002—2015年我国全部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审计收费的影响,研究发现: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其审计费用显著更高。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拥有行业专长的会计师事务所对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收取了更高的审计费用。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增加了企业的业务复杂度和投资区位复杂度,使得审计师加大审计资源的投入,从而导致了更高的审计收费;同时,对外直接投资缓解了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了审计师面临的审计风险,说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导致的审计费用提升更多是审计努力增加导致的,而非审计风险提升导致的。以上研究不仅能够丰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审计收费影响的相关文献,而且推动了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研究向会计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延伸。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度演变及其评价

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入手,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度演变划分为初步探索、稳步起飞和快速扩张三个阶段,并通过数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度演变绩效进行了分析。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外直接投资与全球价值链攀升

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能否推动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GVC)中高端,是开放的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亟需破解的问题。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不确定性的冲击深刻影响着企业对外投资的战略和决策。本文基于2007—2019年中国行业层面的对外直接投资和投入产出表数据,引入国内国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变量,综合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冲击下,对外直接投资是否促进中国企业实现全球价值链升级。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显著的GVC降级效应,世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强化了这一负效应。分行业看,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拖累了中国全球价值链升级,且中国经济政策的调整波动对制造业攀升GVC起到了明显的抑制作用。因此,应当提升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质量和绩效,完善对外投资的经济宏观调控政策工具,积极布局自主安全可控的区域价值链,构筑促进和提升国内大循环的缓冲地带和外部环境。     

中国物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购风险分析及防范策略

至2014年12月31日,中国物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近几年呈上升趋势,投资的地点主要包括亚洲的中国香港、新加坡、拉丁美洲和非洲;直接对外投资的主要行业为当地的水上运输业、装卸搬运及其他运输代理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等。并购当地物流企业使中国物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也成为一种趋势。由于中国物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购企业的经验较少,所以本文着重论述了中国物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购风险及应对策略。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技术进步的关系研究

传统的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都是标准化的陈旧的技术,以市场换技术已不再适应中国发展的需要。中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去接近技术源,获得技术外溢,能否促进技术进步?文中通过格兰杰检验,对1985～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技术进步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技术进步的原因,即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国内技术进步。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抑或抑制了企业出口？

2001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实现了持续快速的增长,本文旨在考察对外直接投资究竟对企业出口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利用高度细化的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首次从微观层面进行系统的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显著地提高了企业出口占销售的比例,而且还提高了企业出口的概率。此外,通过引入生存分析模型的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显著降低了企业退出出口市场的风险率,即倾向于延长企业出口持续期。本文从微观层面证实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出口创造效应,这一核心结论在剔除贸易中间商、排除加工贸易、剔除投资于避税港的企业以及采用最近邻匹配样本进行估计时都非常稳健。     

人民币汇率周期如何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使用2003—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从汇率周期、汇率水平、汇率波动及汇率预期角度,研究汇率相关变量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处于升值周期时,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人民币汇率处于贬值周期时,则抑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当人民币汇率预期升值时,抑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而无论汇率处于何种阶段,汇率水平与汇率波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均没有显著影响。另外,东道国市场规模、相对劳动力成本及贸易开放度也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影响。在采用动态面板GMM模型控制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成立,说明只有汇率处于升值或是贬值周期时才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影响,暂时性的汇率变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影响并不显著。     

后危机时代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前景分析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与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持续萎缩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后危机时代中国企业又有哪些机遇与挑战?本文首先阐述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然后着重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前景进行分析。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效现状以及优化路径

以往研究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多数聚焦在对外投资的影响因素,较少涉及企业对外投资成效。文章基于中国企业"全球投资跟踪"数据库分析发现: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失败率虽然呈现一定的下降趋势,但对外投资失败率的绝对水平仍然居高不下,并且企业投资失败呈现行业和国家集聚特性。其中,对外投资企业自身所有权优势缺乏、东道国制度环境风险以及国家层面投资引导政策的缺位等,是企业海外投资失败的重要因素。因此,在企业"走出去"进入加速阶段,尤其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进程中,国家层面要积极制定分类投资引导目录,加大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扶持,从企业层面看,要兼顾投资增速和成效,通过构筑企业自身所有权优势,提高企业对外投资成效。     

海外直接投资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 ——基于不同投资国家的对比

文章选择2012—2017年有设立海外子公司的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并对比了对发展中国家投资和发达国家投资,进一步探索东道国市场需求和投资便利是否存在调节效应.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海外子公司的平均总资产收益率为负,对发展中国家的海外直接投资对经营绩效有显著正影响,而对发达国家的海外直接投资对经营绩效有显著负影响.此外,东道国市场需求、对FDI投资便利都能显著改善OFDI的投资绩效,且在发展中国家改善投资便利的正调节作用更强,在发达国家改善市场需求的正调节作用更强.     

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路径选择

我国加入WTO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实施“走出去”战略有了较大的发展：根据商务部、国家统计局联合公布的《200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布，200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55亿美元，累计投资净额448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累计共5163家，大致分布在全球149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洲地区91％以上的国家中有中国投资企业，投资覆盖率较高。从地区和国别分布来看，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问题及分桁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于1979年的改革开放初期,经过将近30年来的探索与发展,已逐步形成了一定的规模.特别是2000年之后,中国政府"走出去"战略的实施,鼓励有比较优势的各类所有制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经营,推动中国有实力的企业通过对外投资不断发展壮大,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更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摸索中不断总结经验,调整思路,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增长,成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典型代表.本文主要从对外直接投资的时机、进入方式及产业分布等多个方面分析和概括中国的对外投资特点和趋势.     

东道国治理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研究东道国治理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文章选取75个东道国2007～2009年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在其他变量得到控制的前提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倾向流入治理水平较低的国家,对外投资风险较大。中国对外投资与东道国市场规模呈显著负相关,符合邓宁、韦尔斯等对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呈显著正相关,表明出口是投资的先导,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遵循从出口到直接投资的发展路径。     

基于引力模型对区域经济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效应实证分析

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WTO等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政策预期效应、市场扩大效应和壁垒落差效应等投资效应。本文运用引力模型对区域经济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效应进行定量的实证分析,为中国企业提高对外直接投资额提供建议。     

不均衡理论与对外直接投资要素流动

"组织不均衡成长"理论主要用于解释企业的成长问题,但依照这一理论延伸出来的"要素不均衡"概念可以很好地解释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象。本文选取七种要素作为分析对象,以投资国和受资国的市场环境,以企业投资动因和要素特征为影响因素,探讨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要素流动。主要结论是:要素禀赋收敛于均衡状态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动力,而投资国及受资国的市场环境、不同的投资动因及要素本身特征,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要素禀赋均衡效应均具有直接影响。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是为海外的子公司供应生产要素,因此能帮助投资国避开贸易保护主义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本文首先对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然后介绍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对策和建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醮扩展与战略调整

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以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对于后发型的发展中国家,显然对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缺乏解释力。在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示范下,中国的对外投资理论框架具有其复合性,即同时存在内部机制的必然性与外部引导的制度性,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构成了中国对外投资的理论体系。     

中国跨国企业如何防范东道国政治风险

近年来,我国企业海外投资数量正在急剧增加。据我国商务部统计,2002年至201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速达52%。2010年我国企业共对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直接投资,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590亿美元,同比增长36.3%。截止2010底,中国累计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2588亿美元。然而,尽管我国企业正加速对外直接投资,但是中国跨国企业缺乏对东道国政治风险的防范意识与措施。如果不是利比亚内战爆发导致中资企业在利比亚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中国企业可能仍然未知东道国政治风险会对海外投资造成巨大的冲击与经济损失。因此,在中国企业正加速＂走出去＂的背景下,如何防范东道国政治风险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扩展与战略调整

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以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对于后发型的发展中国家,显然对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缺乏解释力。在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示范下,中国的对外投资理论框架具有其复合性,即同时存在内部机制的必然性与外部引导的制度性,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构成了中国对外投资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