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股权激励 、约束机制与对外直接投资速率

对外直接投资速率是企业国际化过程中面临的重要决策 ,但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文章从公司治理的视角剖析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率的决策驱动机制,并基于2004-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 ,探讨了高管股权激励对于对外直接投资速率的影响以及高管所面临的内外部约束机制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显示:(1)股权激励总体上使得高管倾向于选择快速扩张的投资策略;(2)内部约束机制会强化高管股权激励与对外直接投资速率之间的正向关系;(3)外部约束机制会弱化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率之间的正向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民营企业内部 ,高管股权激励对于加快企业投资的激励效果以及外部约束机制的调节作用更加明显;而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 ,内部约束机制的调节作用均十分显著.文章为如何充分调动企业高管积极性和主动性去实施"走出去"战略以及抓住国际化机遇提供了借鉴.     

制度创新: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必然选择

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主动参与国际分工的一种方式。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投资效益不佳，究其原因是在对外直接投资管理、国有企业产权结构、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管理和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服务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制度缺陷，因此必须通过制度创新来推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分析

民营企业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具有远大前途的新生力量，它在国民经济和对外贸易中的作用愈益突出。充分发挥其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作用，应该成为我国的重要战略举措。近些年来，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势头，而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却比较缺乏。为此，系统而深入地研究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对其地位、优势及战略进行理论分析，的确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创新

本文在分析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的内外部影响因素基础上,提出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海外集群式工业园区模式创新战略。     

浙江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及其策略

近年来,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以及国家鼓励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等投资环境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浙江民营企业开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目前,浙江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模式有建立境外加工基地、国际营销网络、境外研发机构、实施海外并购以及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等。民营企业可以采取成本领先、差异化和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策略,并通过嵌入当地生产网络、创新网络和社会网络实现持续成长,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

本文基于2010—2020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的影响在企业、行业和城市层面存在异质性；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人力资本水平、提升企业监管效率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行业数字化转型、相似企业行动决策和成功企业行动决策对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具有溢出效应。本文为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推动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实证依据，也为政府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提供了决策参考。     

中国民营企业对东盟自由贸易区直接投资战略选择

本文分析了东盟自由贸易区给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机遇 ,分析了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的优势和劣势 ,从而提出其在对东盟投资过程中的一些战略性问题。     

数字金融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匹配地级市层面数字金融指数、国泰安海外直接投资数据库,测算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以及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从总体上以及三个分维度均能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增长;数字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这一渠道影响投资规模的增长;相较于国有企业、中西部地区而言,非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数字金融的作用效果更加明显。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评述及对民营企业的启示

评述西方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并分析了基于发展中大国综合优势国情的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框架。     

外资银行进入与公司投资效率:缓解融资约束抑或抑制代理冲突?

外资银行进入既能缓解融资约束,也能抑制代理冲突,那么外资银行进入究竟如何影响公司投资效率呢？文章运用2005-2015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外资银行进入可显著提高公司投资效率,而且这种效应在大规模公司中更加显著,表现出明显的“选摘樱桃”效应;与国有企业相比,外资银行进入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在民营企业,尤其是大型民营企业中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外资银行进入整体上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与抑制代理冲突提高了公司投资效率,而缓解融资约束的作用更加显著;在民营企业中,外资银行进入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提高投资效率,而在国有企业中,外资银行进入则通过抑制代理冲突来提高投资效率.文章补充和丰富了企业投资效率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也为如何更好地引导外资银行进入并发挥其积极作用提供了参考.     

对我国民营企业国际化经营发展的探究

在当前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我国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主动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开始实施国际化战略。一方面积极开展国际贸易，吸引外资来华投资；另一方面加大对外直接投资，有实力的民营企业争先走出去，开展国际化经营，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介绍我国民营企业的特点和国际化经营现状，深入分析民营企业国际化经营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最后提出相关的战略对策，以供企业参考。     

“十二五”时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研究

基于"十二五"规划背景及国际贸易和利用外资的局限,我国对外开放战略应实现从出口贸易大国、利用外资大国向资本输出大国、对外投资大国转变。本文通过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及投资主体、动因、产业、方式与区位上的分析,指出我国国有企业为优势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民营企业为优势利用型对外直接投资,并尝试性地提出基于国家利益的我国主权财富基金对外直接投资战略,以及政府职能转变和立法体系完善等建议。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

本文在Helpman et al(2004)基础上加入出口平台型OFDI和融资约束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企业OFDI的模式选择问题。研究发现：生产型投资需要更高的固定资产投资,与出口平台型投资相比,前者需要企业跨越更高的生产率门槛;如果企业融资约束越大和外部融资依赖越多,则生产型投资的生产率门槛越高。本文然后利用2005—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工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发现：生产率越高的企业选择生产型投资的概率越高;给定行业外部融资依赖,随着融资约束降低,企业选择生产型投资的概率增加。本文发现,生产率较低和融资约束较大的企业无法跨越生产型投资的门槛,转而选择出口平台型投资,这从理论和经验上解释了中国企业OFDI的模式选择问题。     

出口经验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从微观角度探究企业出口经验如何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模型表明,企业利用出口经验减少信息摩擦从而降低对外直接投资门槛。利用2000—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实证发现：出口经验整体上提升了企业在东道国直接投资的概率,且在企业更加需要市场信息的场景中起作用：出口经验不仅能促进贸易型投资、研发型投资以及绿地投资,还能促进民营企业的投资行为;在排除了企业运输成本以及贸易风险规避的替代性假说后,可以认为出口经验通过缓解信息摩擦促进对外直接投资。本文为运用我国出口优势,降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提高对外开放韧性提供了启示。     

为什么国企会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

金融抑制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金融抑制下的信贷配给制是国有企业主导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不应仅仅依赖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或者行政行为等暂时对策,而应该通过促进金融自身发展来推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平等、合理的可持续发展。     

国有企业主导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因分析

本文从金融发展视角讨论国有企业主导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因。在动态面板模型GMM检验后,运用Geweke因果分解检验考察了中国金融发展与对外直接投资间的关系。结果显示,金融抑制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金融抑制下的信贷配给制是国有企业主导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不应仅仅依赖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或者行政行为等暂时对策,而应该通过促进金融自身发展来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平等、合理地可持续发展。     

日本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比较研究

战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恢复，发展，调整和升格是日本战后经济恢复，发展和升格过程中所遭遇的资源约束和由经济发展序列不断升高而带来的国内资本与技术累积不断提高交互作用的结果；不同发达程度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在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地域分布等方面的特征亦与各投资国经济发展序列的高低以及由此决定的国内资本与技术水平的高低紧密相联，同时，日本和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投资实践是在比较优势基础上寻求优势投入要素的组合，因此，对发达国家（日本）对外投资的纵向考察和对不同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横向剖析都揭示出了相互吻合的国际投资时空规律。     

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对改善对外资产结构成效不大

我国对外资产以外汇储备资产为主,对外负债以股权型负债为主,这种资产结构的失衡不利于我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并没有使货物和服务贸易逆差状态有所缓解,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净流入不降反升。总体看,并没有起到改善对外资产结构的作用,这主要是因为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内在约束出现偏差。我国应将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收益优先置于扩大其投资规模之上,在国家层面建立内部约束协调机制,提高其收益率,更重要的是阻止FDI在华投资收益的膨胀。     

货币政策、商业信用与科技创新投资

实证检验了商业信用对企业科技创新投资的影响与作用机制，以及在不同货币政策期的异同。研究发现：总体上，商业信用能够缓解创新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科技创新投资；在货币紧缩期，商业信用对创新融资约束有显著缓解作用，对创新投资的促进作用较之货币宽松期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国有企业能利用商业信用促进创新投资，且在货币紧缩期通过对商业信用的利用，缓解创新融资约束、促进创新投资；该现象在民营企业中不存在，可能与国有企业对商业信用有更强的获取及控制能力有关。研究成果丰富了商业信用的经济后果内涵，为解决企业创新融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加强对外投资合作 促进互利共赢发展

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展对外投资合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十一五"期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近5.6倍,年均增长率超过30%。截至2011年底,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3220亿美元。去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首次超过1000亿美元,达到1034亿美元,连续两年居世界首位。在投资合作规模迅速扩大的同时,合作领域也不断拓宽,投资目的地国家和地区已经超过180个,其中既有国有企业的投资,也有民营企业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