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基于工业行业的经验研究

本文分析了1998-2003年我国工业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变化的原因,重点探讨了外资的作用.结果表明,1998-2003年我国工业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平均降低了约5个百分点,其中外资进入对该降幅具有相当的解释力,而这种负向作用主要来源于其负向的工资溢出效应.导致我国工业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下降的主要因素还包括行业资本密集度及资本回报率的提高,而国有企业改制、地方政府间经济绩效竞争的弱化和贸易开放则会促进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的提高.     

居民消费率与劳动者报酬份额的变动与前瞻

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消费率与劳动者报酬份额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尤其是近年来居民消费率与劳动者报酬份额下降加速。劳动者报酬份额作为衡量居民消费能力的重要指标,居民消费率下降与劳动者报酬份额下降具有较高的耦合性。在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过程中,通过有效提升劳动者报酬份额不断提高居民消费率,是有效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同时也能在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进一步提升劳动者报酬份额,实现居民消费率与劳动者报酬份额协调增长的良性循环。本文在分析居民消费率与劳动者报酬相互影响的基础上,分析了居民消费率与劳动者报酬份额变动的经验事实,重点探讨影响居民消费率与劳动者报酬份额的共同因素和未来一段时期居民消费率与劳动者报酬份额的影响因素,并提出有效提升居民消费率与劳动者报酬份额的对策措施。     

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之谜:技术进步还是结构转型？

我国劳动收入份额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持续上升，这与全球趋势相反。利用我国2007年至2020年投入产出表数据进行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行业内与行业间贡献率分解，结果显示其主要来自行业内增长。对工业、服务业细分行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与劳动收入份额上升存在显著且稳健的正相关关系；基于生产侧均衡并使用两步FGNLS方法估计的工业与服务业CES生产函数参数表明，当资本劳动替代率大于1时，全行业范围内的劳动增强型技术提升是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主要原因。基准模拟结果能够解释工业行业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31.56%以及服务业行业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80.98%，该结果与我国近些年实施的一系列民生保障措施有关。研究结论支持技术进步是导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主要原因，而非大多数文献提到的结构转型，这为我国科学实施“双循环”发展战略、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中国劳动报酬份额变动与总体工资水平估算及分析

由于存在统计口径问题,有关中国劳动报酬份额问题经常被误读。国际上一般使用雇员劳动报酬衡量劳动报酬份额,而我国使用的统计口径除了雇员劳动报酬外还包括自雇劳动者的劳动收入,不同口径之间的比较是导致误读的主要原因。本文按照国际上通常使用的统计口径估算了我国雇员劳动报酬份额及其变动状况,并把这一变动与就业格局的变化结合在一起观察发现,2003年以来我国雇员劳动报酬份额在雇员就业比例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仍然保持相对稳定,导致工薪劳动者实际工资水平下降,收入分配格局向资本倾斜,劳动者分享经济增长程度不足;与此同时,工薪劳动者内部工资水平也出现分化,越是低收入的劳动者工资增长速度越慢,而高收入劳动者工资收入增长相对较快。如何实现劳动者尤其是低收入劳动者工资合理增长是改善我国收入分配状况的关键。     

数字化、要素偏向性与行业劳动报酬份额

伴随着数字化转型加速,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已对劳动力市场产生深远影响。利用中国2000—2018年细分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数字化正在逐渐弱化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程度,对劳动报酬份额整体上有正向影响,并存在行业异质性。制造业数字化提高了劳动效率,使技术进步偏向资本,导致单位产出的劳动需求减少,对劳动报酬份额有负向影响;服务业数字化提高了资本效率,使技术进步的劳动偏向程度加深,对劳动报酬份额的正向影响增强。从细分行业看,相对于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数字化对劳动报酬份额的负向效应更强;数字化对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劳动报酬份额的正向效应较强,对数据密集型服务业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为负。     

制度偏好对劳资谈判能力与契约剩余配置的影响——兼论增加劳动者契约剩余份额的制度改革

对劳资契约剩余占有的不均是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水平较低的重要表现。不完全劳资契约条件下,对剩余权利的占有带来剩余收益。劳动者获取契约剩余收益的多寡取决于占有剩余权利的多少,而剩余权利的配置取决于劳资双方谈判能力的高低。既定的劳动供求关系下,劳资双方谈判能力的高低主要受制于一定的制度环境,它和制度偏好成正比。本文主要从制度偏好对谈判能力和劳资契约剩余分配的作用机制入手,阐明我国劳动者讨价还价能力较低、契约剩余份额较少的主要原因,为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水平提供新的思路。     

工业机器人使用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

以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理论为逻辑起点,分析了工业机器人的使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并利用2006—2017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工业机器人使用规模与劳动收入份额显著负相关,伴随着工业机器人使用规模的扩张,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呈下降趋势。但从长期来看,当越过极值点后,工业机器人的使用将会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因此,短期内政策的关注点应是在推动工业机器人研发与应用的同时,如何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构建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对于劳动保护制度调节效应的分析结果表明,伴随着最低工资水平的上升和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工业机器人的使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冲击会弱化,这意味着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强化劳动保护可以缓解工业机器人的使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冲击。     

技术进步偏向对要素收入份额的影响——基于中国工业行业数据的研究

本文利用CES生产函数考察了技术进步偏向与资本一劳动收入份额比值之间的关系,并利用中国工业1979—2011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估计结果表明：中国工业的要素替代弹性大于0小于1;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变化率小于劳动增强型技术进步变化率,1987年后工业技术进步为劳动节约型的,资本一劳动收入份额比值提高;资本深化、技术进步偏向、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国际贸易是我国工业资本收入份额持续上升、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其中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对要素收入份额失衡的影响最大。工业要素分配份额的演变直接体现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也间接拉大了我国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人民币汇率变动的收入分配效果研究——基于厂商价格加成模型的理论和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厂商价格加成模型对汇率变动的收入分配效果进行了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利用我国39个工业行业2002-2010年相关指标的年度数据和面板联立方程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实证考察了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工资份额和利润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民币贬值提高了利润份额、降低了工资份额,从而恶化了收入分配不公,而人民币升值则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不平等。本文表明,汇率变动对收入分配的作用效果会受企业价格加成比例和资本产出比的影响——价格加成比例的提高会削弱汇率变动的收入分配效果,而资本产出比增加会提升汇率变动的收入分配效果。     

工业增加值率的国际比较及启示

通过我国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和印度等五国工业增加值率的对比,发现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地位对一国的工业增加值率具有重要影响。我国工业以附加值低的重化工业为主,多数行业处于国际分工的低端,工业增加值率远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另外,从分配的角度看,发达国家的劳动者报酬占工业增加值的较大部分,而发展中国家劳动者报酬占工业增加值的较小部分。因此,一方面,我国要通过产业升级、提升国际分工地位来提高工业增加值率。另一方面,也要适度调整劳动者、企业和政府三者的分配关系,以促进经济均衡发展。     

“人力资本”概念悖论分析

近几年来，我国经济理论界频繁出现了有关劳动者拥有“人力资本”的论述，其中有的旨在强调人力以及人力的培育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主张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劳动者素质，并使劳动者得到相应的合理报酬。这些观点都具有积极和重要的意义。但是，就经济学理论的严谨性和科学性而言，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却是一个背离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沿袭西方的庸俗资本观，并错误地将其嫁接到我国经济学的悖谬概念。     

初次分配格局的形成和变化的基本规律

单个国家的技术进步对初次分配格局的影响在时间序列视角上的规律是: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资本报酬份额提高、劳动报酬份额下降;当经济发展到一较高水平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资本报酬份额下降、劳动报酬份额提高.这一规律在不同国家的横截面视角上得到一定程度的再现: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资本报酬份额较高、劳动报酬份额较低;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资本报酬份额较低、劳动报酬份额较高.同时生产要素价格决定的机制(健全或扭曲)也是影响初次分配格局的重要因素.     

劳动力市场分割背景下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要素报酬的影响机制研究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全球价值链和劳动力市场分割对企业要素报酬会产生深度影响。本文从企业层面出发,通过构建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全球价值链嵌入和劳动力市场分割对要素报酬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和劳动市场分割有利于企业劳动报酬提高,但对企业资本报酬有负向影响;全球价值链与劳动市场分割对资本密集型企业劳动报酬正向影响更大,劳动密集型企业资本报酬更易受到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负向影响,且资本密集型企业资本报酬受到劳动市场分割的负向影响更大,同时全球价值链嵌入和劳动市场分割对非国有企业的影响显著大于国有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和劳动力市场分割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资产增长率来改善企业劳动要素报酬并降低企业资本报酬,其作用在资本密集型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     

利益分配失衡框架下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1997年～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的检验

笔者从劳资利益分配框架的视角出发,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总结了影响要素分配份额的因素,通过建立数理分析模型探讨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影响因素,并利用1997年～2008年的我国29个省级单位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检验各因素对劳动报酬份额比例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不断提高的资本产出比、资本增强型的技术进步、工会在保护劳动者权益方面的缺位以及政府长期以来的重视资本忽视劳动的政策取向.     

从供需视角优化初次分配结构研究

优化初次分配结构、推进共同富裕必须运用系统思维，注重供需联动、协同发力。本文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分析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对初次分配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从产业结构看，服务业成为劳动者报酬的主要来源，但技能服务业占比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从需求结构看，三大需求拉动的劳动者报酬都呈现上升趋势，单位消费拉动的劳动者报酬最高。进一步研究发现，我国初次分配结构中存在部分行业劳动者报酬被挤压、劳动者报酬的部门填补缺位、部门收入错配等问题。为此，要优化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发挥需求结构优化对供给结构的牵引作用、产业结构升级对需求的支撑作用和对就业的吸纳作用，形成以供需结构更高水平动态均衡来促进初次分配结构改善的格局。     

国际外包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测算方法的差异

运用3种方法测算了2002年和2007年中国35个工业行业整体及分类的物质外包率和服务外包率,比较不同类型工业行业的不同国际外包率指标的差异,并实证研究了中国工业行业国际外包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利用不同测算方法得出的国际外包率存在明显差异,但中国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行业的国际外包率远高于资源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的工业行业;行业物质外包率受工资成本、市场竞争压力、外资比重和出口开放度的影响较大,行业物质外包率随着行业平均工资的提高、市场竞争压力的增加、外资比例的提高和出口开放度的提高而增大;行业服务外包水平会随着工资成本的增加、规模经济的增强而提高,随着垄断势力的增强和外资比重的提高而降低。     

FDI、劳动异质性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

不同技能劳动的划分一直是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研究视角,也是难点之一。文章创新性地采用模糊聚类方法测算了我国第二产业中各行业的劳动高技能性,推算了高低劳动技能行业的工资比率,并进一步实证分析了高低劳动技能行业的工资比率、FDI等因素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由于高技能劳动一般与资本结合得更为紧密,高低劳动技能行业工资比率的提高抑制了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2)FDI引入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也具有负向影响。     

中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基于总量生产函数视角

在新增长理论框架下，考察中部地区资本、金融发展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从规模报酬不变和无规模报酬限制的条件下，对中部的总量生产函数和各要素的贡献率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不管在哪种规模报酬假定下，资本的贡献份额都为最大；但是在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金融发展的贡献份额大于人力资本的贡献份额；而在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则刚好相反。     

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所有制差异研究——基于国有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的比较分析

笔者利用制造业23个子行业2003年～2007年的面板数据,具体区分FDI对我国国有企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的溢出效应①的差异。结果表明:外资的进入对国有企业产生显著的正向竞争效应和非显著的负向示范效应,其他所有制企业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主要通过与国有企业的竞争提高劳动生产率。     

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的演变——基于中国部门数据的实证研究

从部门结构的角度对中国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的变化进行了实证研究,在对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部分的数据进行处理的基础上,发现劳动者报酬占比上升主要得益于1993～1999年期间个体经济和农户经济的发展环境相对宽松;而在1999～2002年期间虽然整体劳动者报酬占比基本稳定,但已经出现了住户部门发展减缓的趋势,同时金融机构的劳动者报酬开始迅速增加;2002～2008年期间劳动者报酬占比迅速下降,则源于劳动力供给增加而工资议价能力相对下降、宏观政策中资源投放偏向非金融企业和金融机构部门、政府用于投资的资金快速上涨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