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融危机到经济危机——基于“金融加速器”理论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从信贷市场的不对称信息角度分析了"金融加速器"效应对于真实经济的影响。本文的结论显示,外部冲击会通过"金融加速器"渠道影响企业外部融资的成本,而较大的冲击甚至会造成金融市场的融资中介功能的丧失。这样,企业部门的融资困境会使得投资和产出水平大幅缩减,从而出现经济衰退的局面。通过分析美国历史上的经济危机,包括1929年的"大危机"、1990～1991年的经济萧条和2007～2009年的金融危机,本文进一步验证了"金融加速器"理论对历次经济危机的解释力,从而揭示了从金融危机到经济危机的内在逻辑和演进机制。     

绿色信贷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兼论“碳泡沫”是否存在

运用双重差分法评估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分析了信贷市场是否存在“碳泡沫”。结果表明,在绿色信贷政策出台前,银行未充分考虑高污染企业可能面临的资产风险,未对其进行显著的歧视性定价,导致信贷定价存在“碳泡沫”;绿色信贷政策出台后,银行向高污染企业增加贷款利差,具有显著的融资惩罚效应;绿色信贷政策效应具有异质性,对不同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呈现显著的非对称性。     

重大风险冲击的经济波动效应、金融风险效应与财政货币政策调控

自然灾害、恐怖袭击和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等重大风险发生会对经济活动和金融稳定造成巨大冲击。本文从商品需求侧与商品供给侧引入重大风险冲击并将“双金融摩擦”引入新凯恩斯DSGE模型来探究重大风险冲击的经济波动效应与金融风险效应，并分析财政货币政策对重大风险冲击的调控效果。研究发现：第一，在“金融加速器”作用下，重大风险冲击通过推高企业贷款违约概率导致金融风险水平上升和经济衰退。第二，当重大风险冲击对商品需求侧的影响大于对商品供给侧的影响时，经济波动加剧、金融风险水平上升。第三，下调企业所得税通过改善企业与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降低金融风险；下调无风险利率虽然能够削弱重大风险冲击对经济波动的负向影响，但会导致金融风险积累。因此，为应对重大风险冲击，中国应做好对困难企业的财政支持与信贷支持，提高财政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宏观经济下行风险与金融风险的能力。     

企业效率异质性、金融摩擦的资源再分配机制与经济波动

本文利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实证研究发现,相对于低效率企业而言,中国高效率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更紧。基于以上实证结果,本文利用一个具有金融摩擦和异质性效率厂商的DSGE模型,研究金融摩擦影响资源再分配的机制,以及金融摩擦通过资源再分配效应对产出和经济波动的影响。论文理论研究表明,金融摩擦会通过收紧高效率企业的融资约束而产生资源错配;外生技术冲击和金融冲击都会通过改变企业融资约束产生资源再分配效应,并放大整体经济波动。论文对模型的数值模拟也证实了金融摩擦的资源再分配效应,以及外生技术冲击和金融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金融加速器对住房市场财富效应的影响研究

本文拟以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为基础,在DSGE模型中的缺乏耐心家庭和住房开发企业两个部门中引入信贷约束考虑金融摩擦,以研究金融加速器对住房市场财富效应的影响。模型结果表明:(1)贷款价值比的降低能使货币政策很好地达到稳定住房价格泡沫的目标,从而有效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2)贷款价值比的降低会使外生冲击对住房市场的财富效应影响更显著,从而能有效防范经济硬着陆风险。(3)金融加速器的引入使房价收入比对通货膨胀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的脉冲响应十分敏感。     

货币政策、消费品和投资品通货膨胀——基于金融加速器视角

本文建立一个包含消费品和投资品生产的两部门新凯恩斯DSGE模型,并且引入金融加速器以分析货币政策对消费品和投资品通货膨胀的影响机制,同时使用1999Q1至2015Q4的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对模型进行贝叶斯估计。估计结果表明,两个部门的菲利普斯曲线都具有较高的价格粘性。外部融资溢价对两个部门企业投资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投资品部门的金融加速器效应更加明显。脉冲响应分析表明货币政策扩张时,投资品部门的产出和通胀膨胀上升幅度比消费品部门更大。理论模型的脉冲响应与VAR实证分析得到的经验事实相一致。金融摩擦导致的消费品和投资品部门需求结构的异质性是解释货币政策对两个部门影响差异的关键。数值模拟分析发现金融加速器机制主要改变货币政策对投资品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影响,对消费品部门影响改变较小。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加总技术冲击、投资边际效率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是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     

数字金融减轻了企业对银行信贷的依赖吗?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功能效应,考察数字金融对企业信贷融资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降低了企业信贷融资水平,减轻了企业对银行信贷的依赖程度,且该效应是通过提高资金供求双方的信息对称程度、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以及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来实现的。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金融对企业信贷融资的降低效应更为明显。此外,对于民营企业及中西部地区企业,数字金融对企业信贷融资的替代效应更为显著,说明数字金融促进了金融普惠。因此,未来应重点围绕“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理念,持续提升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针对不同区域制定差异化的数字金融发展策略,并利用数字化金融的技术优势与平台优势推动传统银行转型。     

我国金融倾斜波动效应的实证分析

基于融资结构变迁的视角,"金融倾斜"特指间接金融与直接金融两种融资方式的不平衡发展,而金融倾斜极易引发一国经济的非对称波动.长期以来,间接金融主导着我国金融资源配置,通过H-P滤波分析可以发现,我国信贷市场波动具有强烈的亲周期特征,股票市场波动仅显现微弱的亲周期特征;通过非对称脉冲响应分析可以发现,我国信贷紧缩时期的波动效应大于扩张期的波动效应,由此验证了我国经济周期中"小冲击,大波动"的金融加速器效应.     

绿色债券与企业金融化

利用2010—2022年中国上市企业微观数据,实证考察了绿色债券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债券会显著降低企业金融化水平,且影响效应具有产权和行业异质性,非国有企业和非重污染企业的金融化行为更易受到绿色债券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绿色债券发挥作用的主要渠道是资金效应而非监督效应,绿色债券会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抑制企业金融化。进一步分析发现,第三方认证措施和“双碳”目标政策可以强化绿色债券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信用风险的影响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创新的深度融合,对企业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为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信用风险的作用机理,以沪、深两市2012—2020年1567家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链式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效抑制了企业信用风险。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地区信用环境不发达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企业信用风险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对民营企业和相对而言的小规模企业的信用风险抑制作用大于国有企业和大型上市公司。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会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和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链式中介机制来抑制企业信用风险。     

吉林省信用状况的调查与思考

目前,越来越多的民众认识到加快信用立法进程、加大执法力度是建立健全信用体系的根本保障。因此,我们必须依靠法律来约束信用关系中各方面的行为,尽快建立和完善失信惩罚机制,加大失信者的成本,为我省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要更上一层楼

新阶段、新起点,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主要任务、方向和目标应该是什么呢?回答这个问题应该基于四个方面的认识:信用是优化资源配置的新要素;信用资本由诚信度、合规度、践约度“三维”构成,信用建设需要社会共治;信用资本需要监管和宏观调控;信用资本价值实现需要市场与公共服务体系。面临新任务、新目标,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要更上一层楼。     

新时代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创新研究

新时代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要积极推进国家信用战略,统筹协调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总体布局和战略安排,打造立体化、全方位信用体系建设的大格局.应深入开展信用建设的理念创新、价值创新、实践创新,实现信用精神价值体系、信用伦理道德体系、信用治理体系、信用信息化体系、信用安全体系的共同建设和协同发力,方能构建科学...     

社会信用体系理论的传承脉络与创新

为保证信用交易规模的扩大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中国采用独创的社会信用体系方式建立市场上的失信惩戒机制,并建立起大征信系统和政府信用监管系统。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实践是在理论指导下展开的,理论先行于实践,有效地指导了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工作。介绍社会信用体系理论的主要研究成果,阐明社会信用体系框架设计和其运行理论形成的过程,包括核心理念、指导思想、设计考虑、影响因素等,以及该理论的逐步完善过程,认为在技术层面上,社会信用体系理论的形成基于三项基础理论,即信息经济学、企业信用管理理论和广义的征信技术。同时,阐述企业信用管理理论、信用评级技术、企业征信技术和个人征信技术的渊源以及它们在中国的发展和创新情况,并在介绍主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析中国在上述理论和技术领域的长短优劣,力图理清社会信用体系及其相关理论的传承脉络与创新点,探讨理论和技术创新研究的路径和方法。     

信用规模、信用结构与经济增长--从美国信用活动轨迹看我国信用制度的建设

本文在国外学者关于信用与GDP关系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和延伸,不仅放大了研究区间,而且对新经济前后美国信用活动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变化给予了高度关注.作者探析了新经济条件下各层次信用规模与GDP之间的关系,同时还提出信用依存度的概念,研究并总结了经济对各层次信用活动的依存程度及其变化,指出信用规模、信用结构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揭示了信用活动发展的轨迹与空间.以此为基础,作者通过数据分析及对比,指出我国信用活动总规模偏低、信用交易结构不合理、经济信用化程度与经济增长速度不匹配的现状,并据此时建设我国社会信用体系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以征信体系建设为基础 加快社会信用体系的重建

本文指出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石。目前中国社会严重的信用缺失源于社会转型过程中道德理念的缺失,而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以及对失信行为惩戒制度的缺位加剧了社会信用缺失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因此构造良好的社会信用体系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当务之急。我们应该加快企业和个人征信体系的建设,以此来促进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重建和完善。     

构建农村信用社农户信用评级体系初探

建立十个农户信用等级分析指标，每个指标划分5个档次，通过专家打分方式，用算术平均数计算出农户每个指标的得分，最后综合计算出农户的信用得分，以确定农户等级。该方法不仅可以得出农户的综合信用等级，而且可以清楚明了地看到农户每一个指标的得分情况，为信用社作出科学、合理的信贷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我国个人征信体系建设的目标规划及阶段构想

当今西方发达国家大部分建立起了成熟的个人征信体系,而目前我国的个人征信体系仍处于试点阶段.本文通过实证考察,发现我国在个人征信体系建设中存在着诸如信用立法滞后、个人信用评估缺乏统一标准、各地征信体系目标不统一等问题.因此,在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作者构建了有中国特色的个人征信体系模式:即选择以银行业为主线,纵向建立基础数据库和横向联网的模式;以地方中介机构为补充,由点到面逐步推开;由政府统一监督管理,最终实现个人信用信息的联合征集、权威评估和信用公示.作者并据此设计了相应的目标规划和具体的阶段构想.     

信用监管视域下纳税信用修复的功能优势及制度建构

作为完善事后监管的重要环节,纳税信用修复是对税收违法“黑名单”制度的有益补充,其具有优化和升级政府监管职能的突出功能优势,可将信用监管机制内嵌于税收法治的实现进程之中。但从实践来看,纳税信用修复因立法位阶较低、实体和程序条件亟待规范而严重阻碍其功能优势的发挥。为此,遵循全面修复原则,以提升立法位阶、规范实体和程序条件为抓手进行制度建构,最终实现信用修复从“部门治税”向“多元共治”的模式转变。     

我国区域性征信管理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西方发达国家大部分都建立了成熟的社会信用征信管理体系.目前,我国的征信管理系统建设主要是十多个省、市、地区在各自行政区域范围内建立的区域性征信管理系统.作者在考察我国多个地区的征信管理系统建设的基础上,总结了尚存在由政府包揽、管理规章过于粗略、信用信息被垄断、把政府信用网站的数据等同于征信服务公司的数据、征信公司普遍亏损以及当成政绩工程建设等问题,并分析了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最后,在借鉴发达国家相关经验的基础上,对建立征信管理体系的模式,信息公开和保护个人隐私及企业秘密,政府、征信公司和企业三方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