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视角下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效应分析

以2011—2021年沪深A股和中小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缓解企业的投资不足,但会加剧企业的投资过度,与A股上市公司相比,数字金融对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影响程度更大;数字金融影响投资效率的内在机制为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主要表现为提高企业的信贷可得性;数字金融对投资效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和生活性服务业,数字金融对内控有效企业投资过度的影响不显著。因此,要大力推进数字金融的发展,优化农村地区数字金融环境和强化企业内部控制建设。     

数字金融、股权融资成本与投资效率

随着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应用于金融业，数字金融给市场经济带来了新的增长动力。本文借助2012-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检验了数字金融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的逻辑关系。数字金融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该研究结果通过了稳健性检验；从机制分析来看，数字金融通过降低企业的股权融资成本促进企业的投资效率提高。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东部地区以及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的投资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CEO金融背景能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吗?

中国上市公司具有金融背景的CEO呈现出鲜明的个人特征,其特征必然会反映到企业投资决策中,这为研究投资效率影响因素提供了新的切入点。在此背景下,基于“烙印理论”和“高层梯队理论”,本文考察了CEO金融背景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CEO金融背景会导致企业过度投资进而降低企业投资效率,且银行背景CEO产生的负向作用更为显著。渠道检验发现,CEO金融背景通过提高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降低企业融资约束来抑制企业投资效率。进一步分析发现,CEO金融背景对企业投资效率的负向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在丰富高管金融背景与投资效率相关研究的同时,也为公司治理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思考。     

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如何依托数字技术赋能微观企业是目前数字经济建设与企业融合发展对策研究的重要议题.本文构建2015—2019年面板数据的非线性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并考察企业金融化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数字经济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存在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关系;而企业金融化程度增强了数字经济发展与投资效率之...     

控股股东金融性质与企业金融化北大核心

本文以控股股东金融性质为切入点,实证考察了控股股东金融性质如何影响企业金融化。研究发现:(1)控股股东金融性质显著提高了企业金融化程度。(2)控股股东金融性质会影响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结构,主要提高了保值性金融资产的增长率;同时本文发现,控股股东金融性质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主要集中在融资约束程度较轻的企业。这说明,金融控股股东投资金融资产的主要动机是利润追逐。(3)作用机理分析表明,增加母公司层面金融机构和房地产企业的股权投资,是金融控股股东提高企业金融化程度的重要影响渠道。(4)异质性分析发现,控股股东金融性质对企业金融化程度的影响主要集中在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低、实体投资环境不佳以及不存在信贷歧视的企业。(5)经济后果分析表明,企业金融化与投资效率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且在金融股东控股的企业,金融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边际效应更大。本文从控股股东金融性质的视角拓展了企业金融化微观驱动因素的研究,对政府引导经济“脱虚向实”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供应链金融与企业投资效率——基于准自然实验的研究

在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推进的背景下,供应链金融是否影响企业投资效率备受关注。本文以2018年“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为准自然实验,实证探究供应链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供应链金融显著提高了企业投资效率。机制检验发现,供应链金融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高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等渠道促进企业投资效率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当企业位于金融发展程度较高地区或产权性质为非国有时,供应链金融对其投资效率的促进效应更显著。进一步的检验结果表明,供应链金融提升企业投资效率主要表现为缓解投资不足,并且供应链金融引起的企业投资效率变化有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建议政府以多层次、系统化的支持政策推动供应链金融的实施和发展,进一步促进企业投资效率提升。     

数字金融促进了企业金融投资吗？——基于A股实体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选取2011—2020年我国31个省份及A股实体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如何影响企业金融投资。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企业金融投资，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也支持了此结论。数字金融在使用深度维度的金融投资促进效应大于数字金融的其他维度；数字金融对非制造业企业的金融投资促进效应大于制造业企业。进一步运用面板门限模型检验发现，数字金融与企业金融投资具有非线性关系，数字金融对企业金融投资的影响存在数字金融、企业杠杆、企业成长性的双重门限效应。     

金融资源错配如何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理论与实证

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因素,但我国金融发展中存在的资源错配问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基于此,本文选取2008—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金融资源错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资源错配会显著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体区分金融资源分配情况后发现,上述效应在金融资源分配不足时更为显著。机制分析发现,金融资源错配会通过降低内部控制质量、加大非效率投资和抑制创新能力三条路径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拓展性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非效率投资与企业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会因企业产权性质、规模大小以及所在区域的银行竞争程度不同而存在差异。金融资源错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也因此在非国有企业、中小规模企业以及所在地区银行竞争程度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的结论为深化金融体系创新性改革、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以及推动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参考与依据。     

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产能利用率：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探讨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产能利用率,促进技术创新、改善资源错配和抑制过度投资是数字金融发展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的作用渠道。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作用在融资约束较大企业、高科技企业及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适当的金融监管能够引导数字金融正外部性的发挥,助力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作用。据此提出大力推进数字金融发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数字金融监管力度和提升企业质量管理能力等政策建议。     

金融错配、企业资本结构与非效率投资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实证检验金融错配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以及资本结构在金融错配与企业非效率投资间所起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金融错配引致企业非效率投资、投资过度及投资不足显著增加,金融错配引致民营企业投资不足严重,大规模企业投资过度程度加深,加大了制造业企业的投资不足,房地产企业对制造业企业产生挤出效应;资本结构在金融错配与企业非效率投资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金融错配通过扭曲资本结构的市场治理属性,引致微观企业非效率投资。     

绿色金融对企业非效率投资具有治理作用吗？

本文基于2010—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从微观角度考察了绿色金融对企业的投资效率的影响，对其机理进行了探讨，并将媒体关注度作为调节变量分析其作用效果。实证分析发现：发展绿色金融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的投资效率，绿色金融在抑制企业过度投资的同时，也缓解了其投资不足的问题；媒体关注度作为调节变量在绿色金融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有助于减少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并且运用替换变量、缩短时间窗口方式进行稳健性测试后，结论仍然成立。此研究结果验证了绿色金融的有效性，绿色金融从企业代理冲突、信息不对称视角产生的弊端，通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促进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使得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之间的冲突得以调节，这是一个“治污”和“提效”共赢的机遇，是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数字金融能促进创新创业吗？——来自280个地级市的证据

本文将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创新创业区域指数相匹配，运用2011—2018年我国28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研究了数字金融的发展对城市创新创业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显著地促进城市的创新创业活动。从创新创业子维度看，数字金融对新建企业、外来投资、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公开数等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从区域上看，数字金融对创新创业的驱动效应呈现东部最弱、中部次之、西部最强的特征。作用机制的分析表明数字金融通过缓解信贷约束、提高金融效率和提高收入三种渠道影响城市创新创业。最后本文提出加强“新基建”建设和实行区域差异化数字金融发展战略等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融资约束与企业社会责任

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发展与壮大的重要基础,也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文章以我国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水平,而且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提升作用越显著;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提升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小规模企业、重污染行业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提升作用更明显。研究结论从数字普惠金融视角为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     

数字金融、双环节联动与货币政策利率渠道传导

通过构建CGE模型,本文提出了数字金融影响货币政策利率渠道的“两大环节”“三个机理”的观点。其中,“两大环节”指传导要经历短期利率影响长期利率,长期利率影响企业投资决策两大环节;“三个机理”指数字金融通过影响利率预期期限结构、企业投资对利率的敏感度及企业的信贷配给状况,进而作用于货币政策利率渠道的三个机制。研究发现：一是数字金融通过“两大环节”强化了货币政策的利率渠道传导效果;二是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利率期限结构预期假说的成立,显著减弱了金融市场摩擦程度。进一步分析发现：相对于传统金融而言,数字金融对利率渠道传导具有独立的效应,说明数字金融对降低金融市场摩擦具有独立功能,但数字金融的不同特征对其作用的发挥显现出明显的异质性。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数字技术和市场化制度改革需协调推进等政策建议,为实现“十四五”规划提出的健全货币政策利率渠道传导机制提供了经验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抑制企业委托理财？

本文匹配了省级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上市公司数据,将2011-2020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委托理财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抑制企业委托理财行为。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减少超额银行信贷、降低金融回报率、缩减影子银行规模,从而抑制企业委托理财;异质性分析发现,在融资约束较低、企业内部风险较低、外部市场竞争程度较低、国有企业以及制度环境较差地区中,该抑制效应更加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中国家庭金融风险资产配置

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断优化家庭资产配置结构,对中国家庭资产保值增值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国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中国家庭配置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概率和配置规模,其中金融知识在两者关系中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家庭金融知识水平和互联网参与程度的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效应凸显。因此,应当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不断提升家庭金融知识水平和降低金融投资风险,通过提高中国家庭的互联网参与程度等来优化金融风险资产配置结构。     

金融开放、金融摩擦与资本配置效率北大核心

金融开放是市场化改革与对外开放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在推动资本配置效率提升、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以2003—202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金融开放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以及金融摩擦对金融开放提升资本配置效率的抑制作用。研究发现:(1)金融开放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2)金融摩擦会降低金融开放带来的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程度。(3)异质性分析发现,金融开放促进资本配置效率的功能在非国有企业体现得更明显。本文最后为我国金融开放和资本配置效率提升提出了政策建议,以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供应链金融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以制造业为例北大核心

本文以2011—2020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为基础,用LP法构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标,从供应链金融的视角考察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会有一定的提高,但是这种促进作用会受企业所处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市场化进程、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同时,数字化程度等也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积极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带动供应链金融发展、促进企业创新等路径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分析师缓解了融资约束吗? ——基于数字金融的调节效应

基于2011—2020年深沪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市级层面数据与微观企业数据相匹配,探讨分析师、数字金融与融资约束的关系.研究发现:分析师和数字金融都显著缓解融资约束,且数字金融为分析师提供信息补充,有效加强分析师对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进一步地,通过企业生命周期异质性分析发现,相比成长期企业,数字金融对分析师的调节效应在成熟期及衰退期企业更明显.因此,通过规范我国分析师行业发展,提高金融市场化程度,加强分析师与数字金融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金融开放的“数量效应”与“质量效应”再检验——来自跨国的经验证据

金融开放能否通过投资规模增长和投资效率提升渠道来促进经济增长是颇富争议的话题。本文借助Lane&Milesi-Ferretti(2007)的综合金融开放度指标,应用82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数据,检验了金融开放影响投资的"数量效应"和"质量效应"渠道。整体而言,金融开放促进了样本国家和地区整体投资效率的提升,显著地降低了不同群组经济体之间投资产出指标的离散程度。不同于发达经济体,多数发展中经济体能够从金融开放中取得较为显著的"数量效应"。金融开放与金融发展能够对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发挥联合调节作用,支持金融开放促进投资产出效率的"门槛效应"假说,即只有具备一定金融发展基础的经济体方能在金融开放中分享投资效率显著提升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