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融资结构演变对货币政策有效性影响的实证研究

直接融资的增加会促进利率渠道、资产价格渠道和资产负债表渠道的作用效果,而社会融资结构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是各种渠道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在阐述我国社会融资结构演变的基础上,构建了货币政策传导效果模型,并将社会融资结构引入到模型中,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信贷渠道对产出依然起主要作用,但是社会融资结构对货币渠道的影响系数大于其对信贷渠道的影响系数,说明随着直接融资的增加,货币渠道对产出的影响不断增强,而信贷渠道的影响不断减弱,且货币渠道的促进作用大于信贷渠道的削弱作用,直接融资的发展从总体上增强了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     

金融发展中我国广义信贷需求函数研究——兼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

信贷对于保持我国经济稳定增长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随着金融发展,企业融资渠道多元化,银行信贷在社会融资总量中的占比不断下降,以银行信贷作为货币政策调控对象难以实现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调控对象逐渐转向更广泛的信贷——即广义信贷.我们基于我国金融发展的宏观背景和可得的宏观经济数据,构建出广义信贷需求函数,从宏观层面研究了我国的广义信贷需求关系.我们发现,广义信贷需求和国内生产总值、市场利率有着长期的协整关系;而短期信贷需求则与市场利率相关性较强,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对于短期信贷需求的作用不显著.特别是无论长期还是短期信贷需求都显著受市场利率的影响,这有利于央行利用利率调控信贷需求,符合货币政策工具市场化发展的方向.这些结果为央行预测社会融资总量的长期和短期需求,采取政策措施调控信贷需求,保证货币政策有效性提供了理论和实证方面的支持.     

货币政策、融资约束与实体企业融资

实体企业融资受企业自身融资约束以及货币政策等因素的影响。本文运用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实体企业微观数据,研究货币政策对实体企业融资的影响,并分析了融资约束对货币政策影响实体企业融资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对实体企业融资具有显著影响,宽松货币政策能够显著提升实体企业股权融资和信贷融资规模,对股权融资规模的提升作用更强。从融资约束的调节效应来看,实体企业融资约束越强,货币政策对其股票与信贷融资规模的提升作用越强。相对大型和国有实体企业而言,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小型和民营实体企业融资规模的影响更为显著。本文研究丰富了实体企业融资理论,为进一步优化不同类型实体企业的融资结构、推动金融支持实体企业发展提供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     

货币政策传导中资产负债表渠道效应的国际比较与经验借鉴

企业资产负债表渠道是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的表现形式之一。货币政策通过影响借款人的授信能力,从而影响银行对借款人的授信,并作用于借款人的投资活动,从而达到放大货币政策影响力的作用。文章通过对几种具有代表性的经济体中货币政策传导的资产负债表渠道效应进行介绍和比较分析,反映了近来对不同经济体货币政策传导的资产负债表渠道进行研究的最新成果,这些成果将为研究我国货币政策的资产负债表渠道效应提供有价值的借鉴。     

宏观金融调控下票据业务与货币信贷资金的相关性研究

研究分析表明:票据承兑业务发展的动因在于宏观经济增长,与货币信贷相对独立。票据贴现业务发展受金融调控影响显著,与货币信贷密切相关,在稳健、从紧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票据融资分别表现为与信贷投放均衡增长、在信贷投放中占比下降和在信贷投放中占比显著上升的不同特征。近年来,在金融宏观调控下,票据回购交易快速发展,票据理财业务开始兴起与发展。由此认为,票据业务管理制度需兼顾票据特点而创新发展;货币政策调控须兼顾和促进票据业务发展。     

数字金融对制造业企业生产技术升级的影响

本文利用中国2011—2013年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数字金融发展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技术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企业生产技术升级,其作用渠道包括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融资成本和优化区域产业结构。相对而言,数字金融发展对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和中等生产率水平企业的生产技术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强;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和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在数字金融发挥外溢效应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     

外部冲击、融资约束与企业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

本文以2000～2011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检验融资约束假说对我国上市公司的适用性,在此基础上研究外部冲击对不同融资约束企业现金持有规模的影响。研究表明,融资约束企业具有正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且敏感性系数在受到金融危机冲击后大幅提高;非融资约束企业在金融危机前后都没有显著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货币政策对两类企业的现金持有规模均有影响,货币政策主要通过影响长期贷款在总资产中的占比变化进而影响现金的持有,即仅在长期贷款占比提高时,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会大幅降低。     

数字金融发展与互联网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定价

互联网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ABS)定价决定着发行主体的融资边际成本,研究数字金融发展如何影响互联网信贷ABS定价对于降低发行主体的融资成本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13-2020年我国互联网信贷ABS的发行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互联网信贷ABS定价的影响及作用渠道,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可以显著降低互联网信贷ABS定价,且基础资产质量是数字金融发展降低互联网信贷ABS定价的作用渠道,该结果在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的测量误差检验以及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处理之后依然稳健。此外,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采用市场征信体系的发行主体、国有发行主体和非银行类发行主体来说,数字金融发展对其互联网信贷ABS定价的降低作用更大。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进一步促进数字金融发展,降低互联网信贷ABS定价等方面的政策建议。     

金融市场化进程是否改变了中国货币政策不同传导渠道的相对效应？

本文利用SVAR模型脉冲偏导分离技术,从利率市场化和影子银行两个维度测算了金融市场化进程对货币政策不同传导渠道相对地位的影响。实证结果揭示了中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一些重要特征:第一,以信贷渠道为代表的数量化渠道效应要强于以利率和汇率渠道为代表的价格渠道,并且该结果没有因金融市场化的推进而改变。第二,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主要强化了利率渠道的作用,但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其他渠道尤其是信贷渠道的作用。第三,影子银行的发展,强化了资产价格渠道的效应,而相对弱化了信贷渠道和利率渠道的效应。研究为在金融与实体经济市场仍存在一定程度摩擦的条件下,央行采用价格与数量货币政策调控方式有机结合的必要性与有效性,提供了实证支持。同时研究还表明,要充分发挥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货币政策价格传导机制的作用,既需要加强对各种形式金融创新的监管,还需要实体经济体系进一步市场化改革相配合。     

数字金融、银行信贷渠道与货币政策传导

作为新兴金融业态,数字金融发展会对既有金融体系带来怎样的冲击和影响?聚焦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这一宏观命题,立足于我国以银行信贷渠道为主导的数量型中介,运用我国商业银行、A股上市公司的微观面板数据,本文深度剖析了数字金融发展与货币政策银行信贷渠道传导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发展显著弱化了货币政策银行信贷渠道的传导效应,采用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和控制影子银行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的结果依然支持该结论。(2)具体而言,数字金融削弱银行信贷渠道传导效果是通过改变银行资产负债结构和弱化实体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而实现的。(3)上述弱化效应在以城市和农村商业银行为主的中小型金融机构以及低资本、低流动性和低报酬的银行中尤为突出。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

在数字技术与传统金融业融合的大背景下,探究企业如何通过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来扩大就业容量、稳定就业形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2011—2019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显著促进企业劳动力需求增加,这种促进作用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推动企业研发创新三条途径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国有企业、外部治理环境好以及劳动密集度高的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其劳动力需求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提升了企业高、低等学历劳动力占比,降低了中等学历劳动力占比,影响了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结构。本文基于“六稳”和“六保”的背景,为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服务于实体经济、增加社会就业岗位提供了政策启示。     

微观主体投资效率、信贷配置与货币政策传导效率

信贷渠道是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途径。银行、企业作为信贷渠道中最主要的微观主体,构成了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重要的微观基础。本文利用实证研究方法,分析在货币政策调整过程中,具有不同投资效率的企业的债务融资变化,具有不同产权的企业获得银行贷款难易程度,以及政府干预对银行债务融资-投资效率敏感度的影响,进而研究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信贷渠道传导效率以及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     

数字金融促进区域企业创新？——基于空间模型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SAR、SDM及SEM空间模型,选取2011—2019年间270个中国直辖市和地级市作为研究样本,通过分析数字金融发展能否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升融资效率等方式促进企业创新。研究发现：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具体表现为集聚效应和溢出效应。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创新产出增加。进一步,数字金融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在中国东部和西部地区更为显著;对专利申请受理量、实用专利授权率和外观专利授权率等创新指标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金融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渠道鼓励创新行为。     

数字金融有助于缓解小微企业信贷配给吗? ——基于三变量Probit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对不同类型信贷配给进行识别和统计的基础上,采用三变量Probit模型纠正双重样本选择偏误,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发展对小微企业需求方配给和供给方配给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数字金融影响需求方配给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需求方配给是小微企业面临的主要信贷配给形式,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降低了小微企业面临的需求方配给和供给方配给规模,数字金融主要通过降低信贷交易成本、贷款价格和信贷风险,从而缓解小微企业面临的需求方配给.然而,数字金融并不能够缓解银行对小微企业社会资本的依赖.未来,应在大力提升区域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同时,推动银行治理体系的数字化建设,以更好发挥数字金融对小微企业融资的支持作用.     

数字金融、双环节联动与货币政策利率渠道传导

通过构建CGE模型,本文提出了数字金融影响货币政策利率渠道的“两大环节”“三个机理”的观点。其中,“两大环节”指传导要经历短期利率影响长期利率,长期利率影响企业投资决策两大环节;“三个机理”指数字金融通过影响利率预期期限结构、企业投资对利率的敏感度及企业的信贷配给状况,进而作用于货币政策利率渠道的三个机制。研究发现：一是数字金融通过“两大环节”强化了货币政策的利率渠道传导效果;二是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利率期限结构预期假说的成立,显著减弱了金融市场摩擦程度。进一步分析发现：相对于传统金融而言,数字金融对利率渠道传导具有独立的效应,说明数字金融对降低金融市场摩擦具有独立功能,但数字金融的不同特征对其作用的发挥显现出明显的异质性。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数字技术和市场化制度改革需协调推进等政策建议,为实现“十四五”规划提出的健全货币政策利率渠道传导机制提供了经验参考。     

数字化转型视角下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效应分析

以2011—2021年沪深A股和中小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缓解企业的投资不足,但会加剧企业的投资过度,与A股上市公司相比,数字金融对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影响程度更大;数字金融影响投资效率的内在机制为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主要表现为提高企业的信贷可得性;数字金融对投资效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和生活性服务业,数字金融对内控有效企业投资过度的影响不显著。因此,要大力推进数字金融的发展,优化农村地区数字金融环境和强化企业内部控制建设。     

数字金融、金融错配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融资约束视角的分析

本文分析数字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基于中国A股非金融类企业进行经验检验.研究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有助于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能够有效改善传统金融中存在的"金融歧视"与"金融错配"问题.机制分析表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是数字金融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途径.     

数字金融减轻了企业对银行信贷的依赖吗?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功能效应,考察数字金融对企业信贷融资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降低了企业信贷融资水平,减轻了企业对银行信贷的依赖程度,且该效应是通过提高资金供求双方的信息对称程度、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以及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来实现的。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金融对企业信贷融资的降低效应更为明显。此外,对于民营企业及中西部地区企业,数字金融对企业信贷融资的替代效应更为显著,说明数字金融促进了金融普惠。因此,未来应重点围绕“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理念,持续提升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针对不同区域制定差异化的数字金融发展策略,并利用数字化金融的技术优势与平台优势推动传统银行转型。     

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基于贸易融资视角的研究

在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国货币政策冲击主要通过贸易和金融渠道对其他国家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作为国际贸易不可或缺的融资支持工具,贸易融资同样以美元为主导,其规模的变动将会影响美国货币政策的国际传导。本文构建包含金融摩擦的IS-LM-BP模型,分析贸易融资影响美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理论机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贸易融资的作用效果进行实证检验。理论分析表明,美元主导的贸易融资的引入会强化美国货币政策贸易渠道、金融渠道的作用效果,即会放大美国货币政策冲击的国际溢出效应。实证研究发现,在宏观层面,美国加息将抑制中国产出,推升中国通胀水平,考虑贸易融资后其对中国产出和通胀的影响将分别放大15%和11%,溢出的传导速度也将显著加快;在微观层面,美联储加息将显著抑制中国企业出口规模,降低企业投资和商业银行信贷供给,贸易融资的引入同样会强化美联储加息的溢出效应。本文的政策含义是,积极推动本币优先的贸易融资有利于缓解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的负面影响。     

金融科技对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42家上市商业银行数据的分析

金融行业是新科技应用最敏感的行业之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能够有效提高金融活动的效率。在中国,银行特别是各大上市商业银行是金融活动最重要的主体,其对金融科技的运用具有代表性。基于2011年至2021年42家上市商业银行的经营数据,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金融科技运用与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金融科技能够有效畅通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这种促进作用主要通过风险寻求效应体现;从区域看,东部地区商业银行金融科技对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从商业银行规模看,大规模商业银行和小规模商业银行金融科技运用对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从商业银行贷款倾向看,金融科技运用对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的促进作用在贷款倾向高的商业银行更显著。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充分发挥金融科技在提升金融活动效率中的积极作用,政府应大力支持商业银行金融科技发展,鼓励各地区提高金融科技以及新技术应用水平,以提升金融科技对实体经济的服务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