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供应链金融与企业创新——基于A股上市企业的经验数据

通过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并以2016-2020年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探讨数字金融、供应链金融与企业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在不同产权性质、融资约束及企业规模条件下数字金融对上市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数字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企业创新能得到更多激励;数字金融推动企业创新的效果在非国有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及中小规模企业中表现更优;供应链金融在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过程中发挥了中介效应。为有效推动企业创新发展,政府应稳步发展数字金融,不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在制定创新相关政策时应多关注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较高及资产规模较小的企业,以满足企业多元化的需求;企业应通过提升供应链关系质量、加强供应链管理等途径实现自身数字化、信息化升级。     

数字普惠金融、融资约束与企业价值 ——基于中国2011—2018上市A股公司的经验数据

伴随着数字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成为金融改革和发展的重中之重.本文以2011—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并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匹配,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价值提升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企业价值提升具有显著影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是促进企业价值提升的主要作用维度;企业融资约束发挥中介效应,数字普惠金融有效拓宽了企业资金来源,提高了融资效率,缓解了融资约束,促进企业价值的长期提升;财务柔性和社会责任发挥调节效应,正向调节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     

金融科技、供应链金融与企业融资约束——基于中小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12—2021年深交所中小板企业数据,利用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验证得出中小企业普遍面临融资约束。在此基础上建立OLS模型,验证供应链金融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并发现金融科技的发展能够调节供应链金融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此外,对中小企业按照信息披露程度进行分组回归的结果说明,供应链金融对信息披露度高的企业融资约束缓解效果更显著。对此,政府方面应采取相关措施,如鼓励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优惠;推行企业试点政策,扶持金融科技以及供应链金融在行业中的发展;中小企业方面也需结合自身经营情况,制定合理的金融科技应用策略,并提高信息披露程度,最大程度发挥供应链金融的作用。     

数字金融、技术创新与企业竞争力——来自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实证证据

数字金融是数字技术与金融行业深度融合的产物,其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对经济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金融与企业竞争力之间的关系以及技术创新在其中发挥的传导效应,以期为揭示数字金融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提供微观证据。研究结果显示：第一,数字金融带来的资源效应和信息效应有助于提升企业竞争力,这种影响能够在较长时期内对企业竞争力发挥助推效应。第二,相较于中西部地区企业和较小规模企业,数字金融所发挥的企业竞争力驱动效应在东部地区企业和较大规模企业中更为显著。第三,数字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的数量与质量两个渠道,助力驱动企业竞争力提升。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下一步应强化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与实体企业技术创新和竞争力提升的协同联动。进一步优化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政策,推动金融机构全面开展数字化转型。针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和中小微企业特点实施差异化的数字化转型扶持政策,搭建数字化金融共享平台,更加精准地支持实体企业积极开展技术创新,促进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数字普惠金融、供应链金融与融资约束

以2014-2020年我国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医药企业为研究样本,根据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建立扩展模型,检验供应链金融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果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对缓解效果的调节作用,最后进行企业经营绩效下的差异化分组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我国中小医药企业存在融资约束现象,且经营绩效欠佳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更大;供应链金融可以缓解融资约束,且对经营绩效欠佳企业的缓解作用强于经营绩效良好的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正向调节供应链金融对融资约束的缓解效果,且对经营绩效良好企业的增强作用大于经营绩效欠佳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发挥正向调节作用主要通过数字金融的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来实现。     

数字金融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本文将2011—2020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数据进行匹配,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降低企业财务风险,缓解融资约束和减轻流动性限制是其作用路径;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非国有企业和高杠杆企业样本中,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财务风险的负向影响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严金融监管和低市场化进程地区,数字金融能更显著地降低企业财务风险。因此,企业应积极适应数字金融发展节奏,加快财务数字化转型;政府部门应大力推动数字金融发展,重点关注金融弱势群体的经营情况,在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持续推进市场化进程。     

数字金融、融资约束与企业价值

数字金融是在传统金融的基础上,利用数字技术重塑的新兴金融业态,对于支持实体企业的经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分析数字金融与企业价值关系的理论基础上,选取2011－2018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数字金融发展能有效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促进企业价值增加。因此,在数字化时代下,应积极推动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实现企业价值增值。     

数字金融会影响环境敏感型企业创新投入吗？——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视角

数字金融可以缓解环境敏感型企业的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的创新投入,但在环境敏感型企业的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数字金融对环境敏感型企业的影响可能有所差异。基于2011—2020年865个环境敏感型上市公司数据,从企业的生命周期角度,利用动态面板模型探讨数字金融发展对环境敏感型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以及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对环境敏感型企业的创新投入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种影响在成长期和成熟期的环境敏感型企业中更为显著,在衰退期的环境敏感型企业中不显著;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融资约束是数字金融发展对环境敏感型企业创新投入影响的重要传导变量,融资约束的负向中介作用在成长期和成熟期的环境敏感型企业中更为明显。因此,针对不同生命周期的环境敏感型企业,政府和金融机构要结合企业发展阶段采取差异化政策。     

数字普惠金融、融资约束与环境敏感企业投资效率 ——基于1173家上市企业面板数据

利用中国1173家由绿色产业和"两高"行业构成的环境敏感上市企业面板数据,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环境敏感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1)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降低环境敏感企业现金流敏感性,提升这类企业可用于投资的现金利用效率;(2)受数字普惠金融影响,绿色产业企业相比"两高"行业企业投资效率提升更明显,子维度覆盖广度比使用深度对投资效率影响更小;(3)在融资约束中介作用下,数字惠普金融能够缓解融资约束,最终改善投资不足类型企业投资效率,但促进了投资过度企业的无效投资.     

供应链金融缓解中小医药企业融资约束研究——基于数字普惠金融的调节作用

本文基于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医药企业2014—2021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供应链金融对中小医药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效果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在其中起到的调节作用,最后对不同供应链合作稳定性进行分组检验。研究发现：（1）供应链金融可以缓解我国中小医药企业存在的融资约束,且对供应链合作稳定性高的企业的缓解作用更强;（2）数字普惠金融整体发展可以正向调节供应链金融对融资约束的缓解效果,且对供应链合作稳定性低的企业起到更强的正向调节作用,其中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作用尤为明显。基于此提出,推动供应链金融进一步发展、中小企业应积极开展企业数字化转型任务、深入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思路等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缓解了企业短债长用问题吗?——基于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财务报表数据,实证检验了各地区数字金融发展对制造业企业短债长用的影响、传导机制以及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能缓解制造业企业短债长用问题;机制研究显示,数字金融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融资成本遏制制造业企业短债长用;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对缓解规模大、盈利、非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的短债长用问题更显著。     

数字金融、人力资本与企业创新

数字化时代下,数字金融如何借力人力资本助推企业创新是值得研究的现实问题。本文将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2011-2020年市级数据与中国上市企业数据相结合,探究企业人力资本在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产出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在不同的企业人力资本累积水平下,该正向促进作用存在差异。(2)机制分析表明,企业人力资本在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中发挥了中介效应,但反映人力资本与创新资金最优组合实现企业创新的人力资本调节效应不明显,表明企业创新要素最优组合并未达成。(3)在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指数下人力资本的中介效应显著存在,而在使用深度指数下不存在中介效应。(4)分组检验发现,在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中,人力资本中介效应显著存在于中小企业中,在大型企业却不明显。据此,本文提出积极发展数字金融、重视企业技术人才供给、实现企业人才与资金两大创新要素合理匹配等政策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供应链金融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以制造业为例北大核心

本文以2011—2020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为基础,用LP法构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标,从供应链金融的视角考察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会有一定的提高,但是这种促进作用会受企业所处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市场化进程、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同时,数字化程度等也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积极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带动供应链金融发展、促进企业创新等路径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中小企业创新

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的创新融合逐渐形成了普惠金融的数字供给方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现象,而融资约束的缓解对于需要大量资金支持的企业创新活动无疑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本文通过对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中小企业创新的机制进行分析,选取中小板以及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城市层面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及其三个维度均对中小企业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对于不同所有权性质和不同规模的企业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对民营中小企业以及规模相对较小的小微企业的创新影响具有更加明显的效果。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降低债务融资成本、缓解融资约束等渠道促进中小企业创新。     

内部控制、供应链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中小企业融资难一直是政界和学术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而内部控制和供应链金融是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难题的有效途径。本文利用创业板上市公司2012—2016年的数据,运用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在研究供应链金融与融资约束二者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不同内部控制下供应链金融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程度。研究发现,高质量的内部控制、供应链金融均可缓解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且供应链金融对内部控制质量低的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缓解程度更明显,即供应链金融与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上具有替代效应。在此基础上,对金融机构、政府部门与中小企业自身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传统金融发展、金融科技与企业创新

金融发展和金融科技状况是影响企业创新的两个重要因素。本文通过选取国内306个城市904 443个企业2004—2014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以信贷业务为主的传统金融发展与金融科技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分析了区域异质性和企业所有制异质性。本文研究结果显示,传统金融发展和金融科技均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然而金融科技的发展挤出了传统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从区域视角看,我国中西部地区金融科技对传统金融的挤出效应要大于东部地区;从企业视角看,在国有企业中金融科技对传统金融的挤出效应要大于私营企业。因此,要持续推进传统金融发展的广度和深度,优先在中西部地区和国有企业中推广金融科技,释放金融科技赋能发展的潜力。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为中小企业创新提供动能——来自新三板挂牌企业的经验证据

基于130家新三板挂牌企业2016-2020年的面板数据,匹配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标,检验数字普惠金融能否为企业创新提供动能。研究表明：第一,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驱动中小企业创新;第二,这种创新驱动效应的主要传导渠道是通过缓解企业融资困难,激励技术创新;第三,这种创新驱动效应具有异质性,在民营企业、内部治理质量较差公司表现更显著,呈现“扶持效应”;在创新层企业表现更显著,呈现“激励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