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国际比较

在当代国际投资中，投资国为了保护本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安全与利益，除对境外投资采取各种鼓励措施外，往往还实行境外投资保险制度，即投资国通过制定有关政策与法规对本国的境外投资予以保险，由于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境外投资有时会遭受一些难以预料的特别风险，例如，因东道国国际收支陷入困境，严格实行外汇管制，禁止或限制跨国企业把投资资本、利润及其他合法收益汇回本国；或因东道国基于国家及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对跨国企业实行没收、征用或国有化；或因东道国发生革命、战争、内乱，使跨国投资的企业及资产遭受重大损失，以致不能继续经营等等，这类特别风险一般称为政治风险，针对这种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为保护本国直接投资的切身利益和投资安全，投资国就有必要实行境外投资保险制度，这种制度与投资国实行的境外投资鼓励政策相辅相成，构成发展境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支持系统。     

国际投资条约中的税收条款与发展中国家的对策

国际投资仲裁涉税案件日渐增多,国际投资领域中的税收问题凸显。美国等发达国家近年来引入各种模式的税收条款,旨在平衡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之间的税收利益。然而,不同模式的税收条款对东道国税收主权造成的影响大相径庭。发展中国家的应对之策应为:结合本国实际,相应地引入专门的税收条款,并选择宽泛的"税收"定义,以降低本国税收管理行为的被诉风险,保留必要的施政空间。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研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

本文基于2003-2020年中国对外投资面板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全球碳排放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能显著降低东道国碳排放量,存在“污染光环”效应,即中国投资是环境友好型投资。中国投资对“一带一路”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碳排放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更能降低东道国碳排放效应,比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降低东道国碳排放量0.008个百分点。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通过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来抑制东道国碳排放量,而规模效应未产生显著影响,在稳健性检验下该结论仍然成立。建议宏观上持续深化国际经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积极宣传和推广中国境外直接投资的绿色效应,微观上进一步规范和引导中国企业境外投资。     

浅析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经济效应

近些年来,国际直接投资FDI快速发展。国际直接投资,不论是在促进技术创新,还是在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增强本国的国际竞争力方面,都具有积极的效益。国际直接投资是个双赢的措施,对母国和东道国都会产生很大影响。本文立足于国际投资的东道国的角度,从资本形成、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创业就业方面,分析了国际直接投资给东道国的带来的经济效益。     

东道国金融生态对我国海外直接投资效率及风险的影响

本文基于2005～2016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34个国家海外直接投资数据,利用异质性随机前沿引力模型,考察了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效率水平以及东道国金融生态对投资效率和投资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金融生态多样性使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海外直接投资效率仅为42.1%;东道国金融发展规模不利于我国海外直接投资效率,但是可以有效降低投资风险,而金融机构存贷比和不良贷款率的作用则恰恰相反,东道国政府的稳定性和政府管理的质量有利于提高我国提升对其投资效率并降低投资风险;我国海外直接投资效率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西亚和中东欧地区的相对较高,东盟、中亚和南亚地区相对较低,对高收入国家的海外直接投资效率远高于对中低收入国家。     

国家风险、海外投资保险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北大核心CSSCI

本文研究了国家风险、海外投资保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海外投资保险通过风险补偿效应和保单融资效应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补偿效应对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促进作用;当保单融资能够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或当风险补偿效应能够弥补保单融资导致的融资成本上升时,海外投资保险对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促进作用;当保单融资成本过高,风险补偿效应无法弥补保单融资导致的融资成本上升时,海外投资保险对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抑制作用。实证结果显示,东道国国家风险对中国对该国的直接投资具有抑制作用,海外投资保险对中国对该国的直接投资具有促进作用,且国家风险和海外投资保险的影响在中等风险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为明显,海外投资保险在促进资金融通,保障中国企业海外利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带一路”投资、东道国风险与盈余管理

“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企业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也带来跨国发展的挑战。本文利用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企业投资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与投资于其他境外国家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相比投资其他境外国家,投资“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企业盈余管理水平提高,尤其是当东道国的经济风险或制度风险较高时;其次,调节机制检验发现,当分析师关注越多、面临的市场压力越小（即投资当月的市场反应越好）时,参与“一带一路”投资的企业将显著降低其盈余管理水平;再次,异质性分析表明,当参与“一带一路”投资的企业面临较高的融资约束或处于重点产业内时,也会表现出更高的盈余管理水平;最后,本文还发现当东道国经济风险和制度风险较低时,“一带一路”倡议提升了企业中长期经营业绩并降低经营风险。     

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国家国际直接投资进入方式的选择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际直接投资越来越引起各国的重视.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绿地投资与跨国并购两种方式,各个国家在进行国际直接投资选择哪种进入方式,需综合考虑投资母国和东道国的综合经济水平.本文从国际直接投资发挥在那不同阶段不同进入方式选择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释,得出发达国家国际直接投资进入方式经历了由绿地投资向跨国并购的转变,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进入方式为绿地投资.最后以美国、中国为例,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国家国际直接投资进入方式的选择进行了论证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税收竞争力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税收竞争力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重要影响。实证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税收竞争力的提升显著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因而,中国政府应致力于加强国际税收合作与区域协调,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税收新体系;为企业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提供优质的跨境涉税服务和税务风险预警指引,从宏观上引导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健康发展;完善国内税收政策体系以提升国际税收竞争力,更好吸引外来投资;企业应密切关注东道国税收政策变化,有效防范风险,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机遇,积极拓展海外市场。     

双边投资协定质量与跨国企业海外经营绩效

本文以2011-2019年中国制造业跨国企业的554家海外子公司数据为样本,从投资便利化、投资保护和市场准入三个维度对双边投资协定的质量加以衡量,研究双边投资协定质量水平对跨国企业海外经营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高质量的双边投资协定能通过降低跨国企业在东道国的不确定性程度来促进跨国企业海外经营绩效的提升;相比于市场准入和投资便利化而言,投资保护条款对跨国企业海外经营绩效的提升起到一定的主导性作用;进一步针对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和不同所有制结构进行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双边投资协定的促进效应以及市场准入、投资保护和投资便利化的主导性效应存在明显差异性。     

东道国税收环境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近年来税收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性日益显示。本文将东道国税收环境概括为总体税负、税制合理性、税收管理效率与税收透明度四个维度。本文收集了2012-2017年沪深A股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170家上市公司在77个境外国家和地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数据,利用混合回归方法从微观企业行为出发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与东道国税收环境的相关性。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倾向于在总体税负低、税收效率高且签订税收协定的东道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但对东道国税收透明度的敏感程度不高;不同的行业对东道国税收环境敏感度也不同,批发和零售行业对东道国税收管理效率、税收透明度更为敏感,而制造业则对东道国税制复杂程度更为敏感。     

知识产权保护与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与投资模式选择

本文利用2005-2016年的544个中国企业对123个东道国(地区)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GMM模型研究了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并进一步利用二值选择模型探讨其在投资模式选择中的作用。研究表明,企业的动机不同对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要求不同;具有知识资产寻求动机的企业会根据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不同的知识产权制度选择不同的投资模式。除此之外,东道国的市场、自然资源等都会影响企业投资模式的选择。     

国际投资争端中的仲裁探讨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的推动下,国际投资迅猛地发展起来,已经成为当代国际经济交往的常见形式.在国际投资过程当中,虽然投资母国,东道国,投资者本意是互惠互利,然而实践当中不可能不出现摩擦,投资争端由此而生.由于投资争端本身极其复杂,形式多样,牵涉到投资过程中各种当事人的利益.如果争议不能得到顺利的解决,对私人投资者,投资东道国,乃至国际经济交往的全局都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因此,国际社会需要一套能够及时、有效、公平地解决国际投资争议的机制.     

国际投资争端中的仲裁探讨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的推动下,国际投资迅猛地发展起来,已经成为当代国际经济交往的常见形式。在国际投资过程当中,虽然投资母国,东道国,投资者本意是互惠互利,然而实践当中不可能不出现摩擦,投资争端由此而生。由于投资争端本身极其复杂,形式多样,牵涉到投资过程中各种当事人的利益．．如果争议不能得到顺利的解决,对私人投资者,投资东道国,乃至国际经济交往的全局都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因此,国际社会需要一套能够及时、有效、公平地解决国际投资争议的机制。     

当前国际上海外耕地投资区位选择现状及评析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分析当前国际上海外耕地投资区位选择的特征和决定性因素,为中国海外耕地投资提供区位参考。以文献资料法和规范分析法为主要研究方法,本文研究得出:主要东道国的耕地资源禀赋状况良好,土地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廉,但市场规模不大,国家风险显著,基本上是发展中国家和贫穷国家;在可预计的未来东道国有足够的开发空间供耕地投资;东道国的耕地资源禀赋和政府的引资政策是海外耕地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性因素等。     

国际直接投资FDI影响理论中的吸收能力研究

国际直接投资(Foreigndirectinvestment)简称FDI,是同国际间接投资相应产生的一种国际投资方式。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主要分为决定理论与影响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FDI吸收能力的研究日益突出,本文主要进行影响理论中的吸收能力研究,从发展主义理论、经济民族主义与依附论理论和新增长理论三方面来分析FDI影响理论中的吸收能力,有效地提升东道国的FDI吸收能力,可以拓宽外国资本金的流入,对于东道国和投资国的经济发展都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可以促进双边的经济发展。     

跨国公司FDI的经营绩效研究与指标体系设计

<正>国际直接投资(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的影响力是广泛且深远的。从宏观层面看,国际直接投资不仅对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甚至社会文化产生影响,对母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国民就业、福利水平等也会产生重要影响;从微观层面看,国际直接投资对跨国公司     

董事特质与经营绩效——基于我国新三板企业的实证研究

作为一项重要的治理机制,健全而高效的董事会可降低代理问题,是公司治理的核心。本文以我国新三板为代表的中小企业群这一视角,基于7248家新三板企业的69162名董事的简历信息,从其领导特质、性别特质、政治关联、专业背景以及学历背景等五个维度进行了大数据分析。基于Ordered Probit模型,实证检验董事个体特质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董事会成员的不同特质是影响新三板企业经营绩效的关键因素;董事领导特征为董事长与CEO两职合一、女性董事数量增多、董事拥有政治关联、董事拥有财会与金融相关领域工作经历、董事学历越高,新三板企业经营绩效提升的概率显著增加。本研究有助于揭示新三板企业董事个体特征中的关键影响变量对经营绩效的影响,为中小企业进行董事会结构优化以及市场对其进行经营绩效和投资价值判断提供实证研究证据。     

中国能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23个国家在经济、制度和政策三方面选取了11个变量,通过对截面数据的逐步回归,筛选出了中国能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而提出合理的区位选择路径.结论为:中国能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受东道国GDP、外资政策、与中国的贸易联系、与中国的地理距离等因素的显著影响.中国能源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时,应首先考虑与我国贸易联系紧密的东道国;其次,选择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减轻企业获取能源开采经营权的阻力;最后加强与东道国沟通,争取有利的优惠政策.     

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

我国对外投资体制及其东道国的制度环境通过影响中国企业的生产力水平和不同投资模式的组织成本,进一步影响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选择三十多年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更多地受到了我国和东道国制度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我国对外投资体制及其东道国的制度环境通过影响中国企业的生产力水平和不同投资模式的组织成本,进一步影响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