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税收征管如何影响企业盈余管理?——基于“金税三期”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数字经济正改变着监管模式及企业行为,然而已有研究对数字监管的经济后果鲜有关注.基于交易成本和纳税服务理论,本文以盈余管理为切入点理论分析大数据税收征管的有效性,以2010-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金税三期”政策刻画大数据税收征管并以此作为准自然实验进行检验.结果 表明,大数据税收征管降低了企业盈余管理程度;作用机理显示,大数据税收征管不但可以通过提高数据源的信息透明度和征管分析能力发挥“治理效应”,还可以通过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纳税遵从发挥“激励效应”.进一步发现,对于有向上操纵利润动机以及避税动机较高的企业,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盈余管理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本文丰富了大数据监管经济后果的研究,也为数字经济环境下政府部门创新监管方式、提高监管能力,以及深化“放管服”改革提供了较为重要的经验证据.     

盈余管理是否会阻碍企业绿色创新

基于2010—2020年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财务数据样本，实证检验了盈余管理对企业绿色创新“质”与“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盈余管理行为会显著抑制企业绿色创新活动，并且对企业绿色发明专利的抑制作用强于绿色实用专利。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正向盈余管理行为不利于企业绿色创新，负向盈余管理行为则有助于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能力；增加生产操纵和酌量性费用操纵对企业绿色创新活动能够发挥更显著的抑制作用。机制检验表明，融资约束和债务融资成本是真实盈余管理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内在作用机制。针对经济后果检验表明，真实盈余管理活动对企业盈利能力及企业价值会产生持续性的抑制作用。     

内部控制能扎紧董监高的机会主义减持藩篱吗

近年来,董监高减持行为引发了监管当局和投资者的广泛关注,如何规范和约束董监高减持行为成为财务学界聚焦的重要问题。由此,本文基于公司层面监管视角考察了内部控制对董监高的机会主义减持行为是否具有治理效应。研究发现,高质量内部控制显著地降低了董监高减持的择机性,表明内部控制对董监高的机会主义减持行为具有治理效应;这一治理效应在法制环境较好地区更为显著,而在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均较为显著,无显著差异。进一步检验发现,内部控制能有效抑制董监高减持的信息优势,部分说明了内部控制发挥治理效应的机理。本研究有助于规范董监高减持行为和检验内部控制制度在我国的执行效果。     

问询函的溢出效应——基于盈余管理视角

在重视信息公开,探索建立事中、事后监管机制的新形势下,证监会各类行政处罚监管逐步转向交易所非行政处罚监管,问询函机制的作用凸显.与以往文献不同,本文未研究问询函对企业行为的直接影响,而是基于盈余管理视角研究问询函的溢出效应.本文研究发现,同行业企业收到年报问询函会抑制本行业其他企业的盈余管理活动,当行业领先者收到年报问询函、行业竞争度越高时,问询函的行业溢出效应越强;非北上广深样本中,同地区企业收到年报问询函会抑制本地其他企业的盈余管理活动,法治环境越好、市场化程度越高,问询函的地区溢出效应越强.本文还发现当年报问询函内容与盈余管理相关时,问询函的溢出效应更强.     

问询函的溢出效应——基于盈余管理视角

在重视信息公开,探索建立事中、事后监管机制的新形势下,证监会各类行政处罚监管逐步转向交易所非行政处罚监管,问询函机制的作用凸显.与以往文献不同,本文未研究问询函对企业行为的直接影响,而是基于盈余管理视角研究问询函的溢出效应.本文研究发现,同行业企业收到年报问询函会抑制本行业其他企业的盈余管理活动,当行业领先者收到年报问询函、行业竞争度越高时,问询函的行业溢出效应越强;非北上广深样本中,同地区企业收到年报问询函会抑制本地其他企业的盈余管理活动,法治环境越好、市场化程度越高,问询函的地区溢出效应越强.本文还发现当年报问询函内容与盈余管理相关时,问询函的溢出效应更强.     

内部控制与企业避税行

企业避税为股东增加价值的同时也增加了违反税收法规的风险,本文从企业合规目标的视角,检验了内部控制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本文以2007年至2012年沪深证券交易所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发现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有效抑制企业激进的避税行为;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在税收征管执法更严格的环境中,内部控制对企业激进避税行为的约束效应更强。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有助于企业合规目标的实现,减少企业因激进避税而增加的违规风险,并保护投资者利益。本文的研究结果为全面理解我国企业内部控制的经济后果提供了增量的经验证据,也丰富了公司治理机制对企业避税行为影响的研究文献。     

融券卖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

本文基于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我国融资融券制度和转融券制度为准自然实验，从卖空的事前威慑和事后惩罚视角，系统考察了卖空机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效应、传导机制及经济后果。研究发现，卖空机制引入、卖空进一步放松和实际的融券交易量均显著促进了企业社会责任。机制检验发现，卖空机制引入和实际的融券交易通过提高股价信息效率(信息效应)和降低盈余管理程度(治理效应)对企业社会责任发挥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卖空机制引入和实际的融券交易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提升了长期的企业价值。研究结果表明，卖空机制对企业社会责任具有外部治理效应，支持了企业社会责任的“股东主义”观点。本文为卖空的外部治理效应提供了新证据，并对资本市场改革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股权质押新规”能抑制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私利侵占行为吗北大核心

本文以“股权质押新规”颁布为准自然实验场景,研究“新规”对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私利侵占行为的治理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新规”通过降低控股股东两权分离度、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进而抑制控股股东的私利侵占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新规”对内部控制水平较低的上市公司具有更强的治理效应;扩展性研究表明,“新规”能够降低公司股价崩盘风险。本文研究为“新规”实施的经济后果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同时对监管层规范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开发区层级与域内企业创新:激励效应还是挤出效应？——基于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的对比研究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各地各层级开发区能否激励域内企业创新,对于引领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与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国家级开发区不同,本文以2007-2018年上市公司为样本,结合手工收集整理的开发区域内企业信息,对比研究了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对域内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表明,与国家级开发区显著促进域内企业创新投入不同,省级开发区表现出负向抑制作用。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对域内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也存在明显差异:国家级开发区通过税收优惠、政府补助和融资支持等“政策效应”,以及金融资源、研发人才和经济主体的“集聚效应”激励企业创新;而省级开发区的发展更容易受地方经济竞争的影响从而挤出企业的创新投入。进一步,国家级开发区对域内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和中央国有企业中更明显;省级开发区的抑制作用在地方国有企业中更明显。本文研究为我国优化各层级开发区建设和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     

ESG表现与股价崩盘风险

本文选取2013-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了环境、社会责任及公司治理（ESG）表现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表明：良好的ESG表现能够发挥监督效应和声誉效应，即通过提高企业的外部监督和声誉水平，进而抑制其股价崩盘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信息环境越差，ESG表现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越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时，ESG表现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抑制作用越为明显。研究基于企业ESG表现这一非财务指标，扩展了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因素研究，肯定了良好的ESG表现在微观的企业层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也对维护资本市场稳定、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战略差异与企业创新——基于行业竞争的机制分析

企业创新是实现“创新驱动转型”战略的微观基础,是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来源,因此促进企业创新是个重要话题。基于现有研究方法改进刻画了企业战略差异度变量,从多方面考量了企业创新变量,并对企业战略差异度与企业创新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战略差异度越大,越会抑制企业创新,且行业竞争程度越激烈抑制效果越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战略差异度对企业创新的负向影响存在“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变化特点,同时行业竞争还会进一步强化该效应。机制分析发现,经营风险、信息不对称、违约风险是企业战略差异度抑制企业创新的重要路径。此外,通过区分专利类型研究发现,企业战略差异只是以追求“外观设计专利数量”为主的策略创新。最后,截面异质性结果显示,企业战略差异度对企业创新的抑制影响在企业层面、行业层面和地区层面的激烈竞争环境中均被强化。研究结论揭示了企业战略差异度抑制企业创新的背后机理,为破解企业创新难题及企业战略行为选择提供了经验证据。     

一线金融监管的治理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兼论《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的修订效果

近年来,加强以沪深交易所为主要依托的一线金融监管成为"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监管方式"的重要举措.本文基于2004—2018年沪深交易所处罚公告数据,探讨了一线金融监管的治理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研究发现:(1)由于沪深交易所天然的信息优势和治理效应,一线金融监管提升了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和内部治理水平,该作用效果受到被处罚次数和公示单位的影响.(2)机制检验表明,一线金融监管还具有外溢效应:可通过引发媒体和投资者的普遍关注形成有效的监管合力,从而实现共同维护资本市场秩序的目的.(3)2017年修订的《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进一步强化了一线金融监管效果.通过上述研究,本文一方面丰富了金融监管、信息披露、内部治理效果这些领域的研究;另一方面旨在通过检验一线金融监管的治理效应,为政府职能部门"放松管制、加强监管"提供经验证据.     

企业ESG行为的行业同群效应及其内在机制研究

在高质量发展和“双碳”目标的大背景下，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行为引起了广泛关注。本文基于2010—2021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ESG行为同群效应的存在性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上市企业的ESG行为存在显著的行业同群效应，目标企业的ESG行为受到同行其他企业ESG行为的显著正向影响。企业ESG行为的同群效应主要源自维持竞争动机和信息学习动机的共同作用，具体表现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外部不确定性较高的环境中，企业ESG行为的行业同群效应更为显著；具有相似规模、年龄和市值的企业间的同群效应比差异较大的企业间的同群效应更为明显。本文丰富了企业ESG行为的影响因素，拓展了同群效应的研究边界，为政府的战略制定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     

商誉减值的同群效应研究——基于董事网络视角

伴随我国上市公司持续升温的并购重组行为,巨额商誉减值成为影响资本市场稳定的热点问题。本文从上市公司间普遍存在连锁董事这一现象出发,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董事网络视角探究企业商誉减值计提行为的同群效应,并进一步研究内外部治理机制对商誉减值计提同群效应的治理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同一董事网络中的企业商誉减值计提行为存在显著的同群效应,这种现象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突出;网络中心度高的企业表现出更强的同群效应,信息学习效应是董事网络内商誉减值同群效应的作用机制;大股东治理、高质量内部控制、机构投资者持股和分析师关注等内外部治理机制减弱了商誉减值的同群效应。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应加强同群企业商誉减值计提合理性的审查和监督,同时引导企业提高并购决策效率,合理控制并购溢价,从源头上避免商誉“爆雷”问题。     

机构投资者网络团体与企业创新

本文以2009—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机构投资者网络团体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网络团体可以促进企业创新。影响机理检验证实,机构投资者网络团体通过发挥包容效应、资源效应和监督效应对企业创新产生积极影响。当管理者任期较短、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差与媒体关注程度较低时,机构投资者网络团体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更加显著。本文的发现丰富了机构投资者网络团体的经济效果与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也为完善机构投资者治理机制设计、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依据。     

金融科技创新如何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金融服务效率的机制分析与空间计量

金融科技创新对于提升金融服务效率,服务实体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21年我国31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研究金融科技创新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影响、间接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创新不仅能直接促进本地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且具有正向空间溢出,对邻近地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渐进、动态的长期影响。中介效应和异质性检验表明,提升金融服务效率是金融科技创新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机制。在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地区,金融科技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影响、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均明显高于非试点地区。因此,要优化金融科技业态空间布局,提升金融服务效率,深化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以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省域边界、信息成本与股价崩盘风险

探索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内在机制与治理路径是新时代的重大课题。本文基于省域边界地区的强外部性特征,从信息成本视角探讨地理区位如何影响边界企业资源获取,并作用于其策略性信息披露与股价崩盘风险。研究发现,相较非边界企业,边界企业股价崩盘风险更高。路径检验显示,边界企业的信贷可得性更低、融资成本更高、政府补贴额度更小;且应计盈余管理水平较高、会计稳健性较低、管理层讨论语调更积极,这说明资源匮乏与激进性信息披露是导致上述边界效应的重要缘由。拓展研究发现,一体化区域内与相邻于直辖市的边界地区不存在上述效应,且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与新型基础建设,以及强化分析师跟踪、媒体关注、高质量审计等外部治理,可部分缓解该效应。本文从资本市场的角度,为“边界之困”的形成及治理提供经验证据与理论支撑。     

“金税三期”改革的税收征管效应研究：企业投资视角

“金税三期”分阶段实施的特征,为研究我国税收征管制度改革效应提供了契机,本文以2008-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金税三期”改革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金税三期”改革降低了A股上市公司的投资水平。机制分析表明,“金税三期”形成征管效应,通过提高税收征管强度减少企业拥有的自由现金流,最终影响了投资水平;“金税三期”形成治理效应,通过抑制企业代理问题影响投资水平;“金税三期”形成监管效应,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影响投资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金税三期”对企业投资水平的影响在非国有、机构投资者占比较低,对欠发达地区企业的影响更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金税三期”提高了企业投资效率。本文结论有助于全面认识我国税收征管强度加强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也能为“金税四期”改革的推行和效应提供经验证据。     

风险还是机会？公司债券违约对地区同伴企业创新的溢出效应

公司债券违约后地区同伴企业如何应对会影响地区经济金融稳定。本文利用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公司债券违约对地区同伴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结果发现，公司债券违约后，地区同伴企业显著增加研发支出，市场竞争机制可以解释这一地区溢出效应。低内部融资约束和高专利保护程度会增强溢出效应，在经济较发达的经济圈和南方地区存在正向溢出效应。研究表明，维护公平竞争营商环境、加强区域协作有助于应对违约冲击和实现高质量发展。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目标设定与棘轮效应

本文采用中国上市公司披露的年度经营业绩目标数据以及Baker等(2016)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业绩目标棘轮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企业设定业绩目标的棘轮效应越弱;并且棘轮效应的不对称性越小。机制分析的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降低历史业绩的决策有用性,促使企业提高对高质量同行信息、内部经营计划的依赖程度,从而导致业绩目标棘轮效应下降。在考虑样本自选择问题、内生性问题以及排除替代性解释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本文为业绩目标设定的研究领域提供了一个“宏观-微观”影响机制的全新视角,并拓展了关于政策不确定性经济后果方面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加深理解宏观经济环境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