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区层级与域内企业创新:激励效应还是挤出效应？——基于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的对比研究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各地各层级开发区能否激励域内企业创新,对于引领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与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国家级开发区不同,本文以2007-2018年上市公司为样本,结合手工收集整理的开发区域内企业信息,对比研究了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对域内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表明,与国家级开发区显著促进域内企业创新投入不同,省级开发区表现出负向抑制作用。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对域内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也存在明显差异:国家级开发区通过税收优惠、政府补助和融资支持等“政策效应”,以及金融资源、研发人才和经济主体的“集聚效应”激励企业创新;而省级开发区的发展更容易受地方经济竞争的影响从而挤出企业的创新投入。进一步,国家级开发区对域内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和中央国有企业中更明显;省级开发区的抑制作用在地方国有企业中更明显。本文研究为我国优化各层级开发区建设和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     

技术市场规模、企业金融化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2004—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技术市场规模扩张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从全国层面来看，技术市场规模扩大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还可通过抑制企业金融化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分地区来看，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技术市场规模扩张可通过抑制企业金融化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技术市场发展虽可通过抑制企业金融化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但企业金融化表现为遮掩效应而非中介作用。据此，提出从完善技术市场体系、合理布局投资组合、激活数字金融新功能方面入手，通过发挥技术市场规模扩张活力、抑制企业金融化，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建议。     

国家级新区建设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视角的分析

基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视角,以2008～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国家级新区建设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国家级新区建设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作用机制显示,国家级新区建设通过“政策效应”“、集聚效应”与“制度效应”激励域内企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发现,在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城市以及直辖市、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等中心城市,国家级新区政策效应更为显著。     

无形资产实力与高质量发展——来自企业与区域层面的经验证据

本文构建无形资产指数对上市公司无形资产实力进行评价,从企业及区域双视角探讨无形资产实力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双视角下无形资产实力对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企业无形资产实力通过技术效应、管理创新效应、品牌与信息传递效应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区域无形资产实力通过提升产业结构高度化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异质性检验发现无论产权性质或高科技属性,企业无形资产实力均能显著促进其高质量发展;区域无形资产实力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西部地区更显著,东部地区创新能力对推动地区高质量发展更有效。本文拓展了无形资产测度方法,丰富了无形资产经济后果与高质量发展影响因素研究,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与经验证据。     

数字金融、技术创新与企业竞争力——来自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实证证据

数字金融是数字技术与金融行业深度融合的产物，其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对经济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金融与企业竞争力之间的关系以及技术创新在其中发挥的传导效应，以期为揭示数字金融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提供微观证据。研究结果显示：第一，数字金融带来的资源效应和信息效应有助于提升企业竞争力，这种影响能够在较长时期内对企业竞争力发挥助推效应。第二，相较于中西部地区企业和较小规模企业，数字金融所发挥的企业竞争力驱动效应在东部地区企业和较大规模企业中更为显著。第三，数字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的数量与质量两个渠道，助力驱动企业竞争力提升。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下一步应强化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与实体企业技术创新和竞争力提升的协同联动。进一步优化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政策，推动金融机构全面开展数字化转型。针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和中小微企业特点实施差异化的数字化转型扶持政策，搭建数字化金融共享平台，更加精准地支持实体企业积极开展技术创新，促进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政策连续性、债券融资成本与企业融资结构优化

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不仅有助于引导市场形成稳定预期,而且对于提高政策调控的有效性,促进经济行稳致远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以公司债券发行定价为研究对象,选取2007—2021年我国沪深交易所交易的公司债券为研究样本,深入探讨了政策连续性对企业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政策连续性水平上升能够通过“稳预期”“稳业绩”和“稳杠杆”机制显著降低企业债券融资成本,且该效应在经济下行期、金融压力上升期及债券违约事件爆发后尤为明显。相较于财政政策连续性而言,货币政策连续性上升更有助于降低债券融资成本,且政策连续性上升有助于提高企业债券和股权融资规模,优化企业融资结构。本文的研究对于统筹逆周期调控和跨周期调节,坚持政策连续性进而改善企业投融资环境与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产业政策、创新行为与企业加成率——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研究

本文基于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专利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企业加成率的影响程度、作用机制和有效实施空间。研究发现:(1)对生产率和研发水平较高的行业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总体上显著增加了企业专利申请量,有效激发了创新主体活力。(2)由于影响企业生产率的成本效应大于影响产品质量的价格效应,导致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加成率。(3)行业技术差距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加成率效应具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随着行业技术水平接近前沿,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实施效果呈渐进式优化。(4)由于企业主体异质性,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具有的“选择性”特征会引致“重数量轻质量”创新陷阱,这是造成企业加成率下降的重要原因。本文有助于更好理解产业政策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对产业政策实施效果的进一步优化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融券卖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

本文基于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我国融资融券制度和转融券制度为准自然实验，从卖空的事前威慑和事后惩罚视角，系统考察了卖空机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效应、传导机制及经济后果。研究发现，卖空机制引入、卖空进一步放松和实际的融券交易量均显著促进了企业社会责任。机制检验发现，卖空机制引入和实际的融券交易通过提高股价信息效率(信息效应)和降低盈余管理程度(治理效应)对企业社会责任发挥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卖空机制引入和实际的融券交易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提升了长期的企业价值。研究结果表明，卖空机制对企业社会责任具有外部治理效应，支持了企业社会责任的“股东主义”观点。本文为卖空的外部治理效应提供了新证据，并对资本市场改革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绿色PPP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效应研究

本文将推行绿色PPP看作一项政策冲击,利用交错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绿色PPP对高质量发展的因果效应、中介机制与调节效应。研究表明,绿色PPP对高质量发展的效应从项目推行后第2年显著为正;对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层面的研究发现,绿色PPP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主要来自对经济层面的推动,社会层面效应的发挥有滞后性,环境层面效应在样本期内不显著;绿色PPP能通过推进绿色技术创新、规范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渠道促进高质量发展;经济初始条件、融资约束水平、社会资本参与数量、项目投资总额及回报机制对效应的发挥具有差异化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我国规范推进PPP模式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同时为绿色PPP更好地发挥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宏观效应提供了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企业的财务可持续？——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新发展阶段背景下,实现制造业企业的财务可持续对我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的颁布为准自然实验,分析数字普惠金融政策对制造业企业财务可持续的影响,并基于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样本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政策效应评估。研究结果表明,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制造业企业财务可持续,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这一结果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发展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降低代理成本和增加信贷资源获取促进制造业企业的财务可持续;异质性检验发现,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财务可持续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成长期制造业企业中更为显著。此外,企业所属地区市场化水平较高,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财务可持续的促进作用更有效。研究结论为有序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助力制造业企业财务可持续提供参考。     

要素市场扭曲是否加剧企业“脱实向虚”？——基于实体企业金融化视角

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较为突出的一个问题是要素市场化改革相对滞后，要素市场扭曲成为阻碍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障碍。本文选取2010-2021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要素市场扭曲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加深导致企业金融化程度显著升高，该结论在通过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要素市场扭曲通过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加剧融资约束两种机制促进实体企业金融化；异质性检验表明，该效应仅在民营企业、没有政治资源的企业、所处地区财政压力大的地区的企业和产品市场竞争激烈的企业中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我国当前推行的要素市场化改革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企业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数字普惠金融能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本文选取2011―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深入剖析了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作用机理及金融监管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但数字普惠金融不同维度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结构性”差异，其中使用深度促进作用最强，数字化程度次之，覆盖广度最弱。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科技型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和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样本中表现更显著。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具有资源效应、治理效应和信息效应，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改善公司治理水平和提高企业股价信息含量来共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拓展性检验表明，金融监管在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在有效的金融监管下，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强。本文研究结论丰富了数字普惠金融经济后果和企业高质量发展驱动因素的研究，对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分析师跟踪对企业技术并购决策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07—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技术并购事件为研究对象,考察分析师跟踪的信息效率效应和市场压力效应对企业技术并购决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分析师跟踪人数与企业技术并购决策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这意味着分析师跟踪的信息效率效应和市场压力效应同时存在于企业技术并购决策之中,但随着分析师跟踪人数的增加,分析师跟踪对企业技术并购决策影响的主导效应由信息效率转向市场压力。(2)机制检验表明,信息效率效应和市场压力效应的大小受到分析师自身特征和企业外部环境的影响,表现为市场压力效应随着分析师实地调研次数、团队规模和企业股票流动性的增加而更加凸显,而信息效率效应则在产品市场竞争越弱的企业中越显著。(3)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发起技术并购后显著提高研发投入强度并获得更多的发明专利授权量,说明技术并购与研发投入具有互补关系,共同促进了企业的创新产出。本文的研究揭示了分析师跟踪影响企业技术并购决策的内在作用机制,丰富了技术并购决策和分析师跟踪的相关研究,为我国构建技术创新体系和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地方政府债务、房地产市场与基本公共服务

房地产市场在我国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中具有重要地位,促进我国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了地方政府债务和房地产市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与房地产销售规模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第二,基本公共服务在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和房地产市场规模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第三,异质性检验表明,在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更高和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更高的地区,该效应更突出。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我国地方政府运用债务资金,改善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房地产市场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来自“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经验证据

摘要：作为现代经济体系空间网络的“技术支柱”和“数据枢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构建数字网络强国、促进城镇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并在理论分析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内在机理的基础上,基于2014－2016年实施的“宽带中国”试点政策,运用准自然实验方法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系统研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镇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以“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为代表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促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且这一政策效应在东部和西部的城市中表现更为明显。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促进城镇居民消费升级对城镇高质量发展产生影响。研究结论为充分发挥“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数字化引领作用,促进城镇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税收激励如何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基于前瞻性有效税率的实证检验

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是高质量发展阶段下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减税降费作为调控经济、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政策工具,其根本目的在于应对经济下行,增强企业生存能力与发展动力。本文以我国2010-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税收激励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并从宏微观、主客观和内外部多维度厘清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税收激励能显著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且提高内部管理层情绪与缓解外部融资约束是主要作用机制;进一步分析表明,税收激励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在制度环境较差地区及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研究为政府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提供政策启示,有助于增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观能动性,助力我国经济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双碳”背景下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基于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

ESG作为衡量企业环境治理、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表现的综合指标，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本文以2013—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构造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了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影响路径。研究发现：企业良好的ESG表现可以显著提升企业价值。从ESG的影响机制来看，ESG表现可以通过增加分析师关注和降低融资成本从而提升企业价值。本文在双碳背景下研究ESG表现的价值效应，为ESG在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应用提供了理论驱动力。     

共同机构投资者如何影响企业ESG表现？

践行ESG理念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共同机构投资者作为资本市场重要参与者，能对企业管理决策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影响企业ESG表现。本文基于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共同机构投资者与企业ESG表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共同机构投资者能够通过发挥治理效应和协同效应提升企业ESG表现，但其退出威胁并没有对企业ESG表现产生显著作用；进一步，对于融资约束较高和媒体关注度较低的企业，共同机构投资者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但只有长期共同机构投资者才能产生治理协同效应。本文结论不仅可以为企业制定ESG投资战略提供理论指导，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实体企业金融化如何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近年来,我国非金融行业企业对金融资产的投资热情日益高涨,这是否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相背离？本文以我国2001—2019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倒U型影响。基于异质性进行分样本讨论发现,这种倒U型关系在中央国有企业、民营和外资企业、东中部地区企业中成立,但在地方国有和西部地区企业中不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即存在一个合理的金融化偏离程度以及金融资产投资收益区间,在此区间内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最大。机制分析发现：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流动性供给效应、投融资期限错配效应和实体资本配置效应三条传导路径。本文相关研究结论为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指导和决策参考。     

我国资本市场开放的政策效应研究——现金股利视角的准自然实验

开放是现代经济体系和成熟金融市场的基本特征,资本市场在助力更高水平开放和推动创新转型方面被寄予厚望。本文以现金股利水平为切入点,利用"沪港通"实施构建准自然实验,验证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微观行为的政策效应。研究发现,我国资本市场开放显著提高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水平,这一提升作用主要体现在代理成本高和公司成熟度低的企业中。中介效应检验显示,资金流动性增加和盈利能力上升是资本市场开放提高现金股利水平的重要渠道,而内部治理水平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本文结论为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开放提供了经验证据,具有一定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