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基本养老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实证分析了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基本养老保险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居民比没参加的居民感觉更幸福,基本养老保险显著提高了居民的幸福感;居民的自评健康在基本养老保险和居民幸福感之间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居民生活水平感知在居民健康与幸福感之间起到了调节作用。因此,优化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不仅可以调节居民生活水平的差距,大大提升居民幸福感,而且有利于健康中国战略的贯彻落实,提升居民健康水平。应当营造有利于居民健康的政策环境,注重政策的协同作用,发展更平衡更充分的养老服务产业,关注居民生活水平感知,提高制度的柔性效果。     

智慧城市建设促进了金融发展吗？——基于智慧城市设立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智慧城市的本质特征就是运用先进的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推动城市服务要素与居民需求的有机协调,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与城市信息化高度融合是其未来的发展方向。本文基于2004～2016年我国224个城市的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和PSM-DID模型实证分析智慧城市建设对金融发展的影响,本文认为智慧城市促进金融发展的内在机制是促进产业升级和提升信息化水平,并就此进行了实证检验。最后,异质性检验表明政策效果还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居民幸福感与居民通货膨胀预期——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心(CHFS)的数据北大核心CSSCI

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项目的数据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可以显著影响居民的通货膨胀预期且对通货膨胀预期的影响呈倒U形,只有在高幸福感群体中通货膨胀预期才会随着幸福感增强而降低;幸福感通过社会互动和政府信任两种途径分别对居民通货膨胀预期产生提升效应和抑制效应:一方面,幸福感通过增强居民社会互动获取更多经济信息对通货膨胀预期产生提升效应;另一方面,幸福感增强了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水平进而对通货膨胀预期产生了抑制效应。     

政府满意度、公共服务投入对居民幸福感的作用机制——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

政府满意度、公共服务投入是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运用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数据,分析政府满意度、公共服务投入对居民幸福感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政府满意度、公共服务投入对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政府满意度的提高及公共服务投入的增加会缩小收入差距,从而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但是公共服务投入在一定程度上会替代政府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住房公积金是否提升了居民幸福感——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实证研究

依据2013-2017年CHFS三期面板数据,利用面板Probit、倾向得分匹配等模型,考量住房公积金制度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缴存公积金对居民幸福感正向影响显著。异质性分析显示：住房公积金制度对居民幸福感的提升作用存在住房产权与住房贷款、收入水平以及工作单位属性的差异,对有房有贷和无房群体、中等收入以及在政府部门、事业单位或国有企业工作群体的提升作用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住房公积金制度通过提高居民自有产权住房拥有率和未来购房可能性影响幸福感。鉴于此,应扩大公积金覆盖范围,降低制度对于首套住房的贷款利率,切实保障住有所居。     

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中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11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研究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中老年人健康的影响。使用自评健康状况测量生理健康,使用抑郁指数测量心理健康,Probit估计结果显示,子女外出务工促进了农村中老年人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水平。此外,选取村庄外出务工人口比例和家庭子女中男性比例作为子女外出务工的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了内生性检验,结果显示,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中老年人的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仍呈显著的正向影响。通过采用替换子女外出务工和健康测量指标的方式,本文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结果的稳健性。在全面实施健康中国和乡村振兴国家战略背景下,一方面应加大对农村地区基础教育的投入,另一方面应重视职业技能培训,从长期和短期提升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使其能够走出去且高质量就业,为提高农村中老年人健康水平发挥积极作用。     

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中老年人健康的影响 ——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11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研究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中老年人健康的影响。使用自评健康状况测量生理健康,使用抑郁指数测量心理健康,Probit估计结果显示,子女外出务工促进了农村中老年人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水平。此外,选取“村庄外出务工人口比例”和“家庭子女中男性比例”作为子女外出务工的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了内生性检验,结果显示,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中老年人的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仍呈显著的正向影响。通过采用替换子女外出务工和健康测量指标的方式,本文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结果的稳健性。在全面实施“健康中国”和“乡村振兴”国家战略背景下,一方面应加大对农村地区基础教育的投入,另一方面应重视职业技能培训,从长期和短期提升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使其能够“走出去”且高质量就业,为提高农村中老年人健康水平发挥积极作用。     

公平感知、社会资本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基于CGSS2017数据的实证检验

基于CGSS2017年数据,考察公平感知与社会资本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关注社会资本在公平感知影响主观幸福感中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公平感知与社会资本对主观幸福感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公平感知对幸福感的影响女性大于男性,而社会资本对男性幸福感的影响大于女性;农村居民的公平感知对幸福感的影响高于城镇居民,而社会资本对二者幸福感的影响则相反;社会信任在公平感知影响幸福感中的中介作用显著,而社交网络的中介效应不存在。     

住房支付能力如何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依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OLS回归模型和Ordered Probit模型,考察住房支付能力对城镇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结果显示,住房支付能力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住房支付能力的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会显著增加。利用工具变量法控制潜在的内生性偏误,经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健康状况、发展和享受型消费是住房支付能力影响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渠道。鉴于此,政府应通过培育和发展租赁市场、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等措施,提升住房支付能力,增加居民主观福利。     

商业健康保险是否促进了居民健康——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全面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强调商业健康保险参与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服务广大人民群众健康保障的重要作用。明确商业健康保险如何从微观层面提高居民健康是有效发挥其助力"健康中国"作用的前提与基础。本文基于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2000～2015年面板数据,利用面板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考察商业健康保险对居民健康水平的影响,同时对不同收入阶层和年龄阶段进行异质性分析,并进行机制探讨。研究表明,商业健康保险能够显著提高居民的健康水平,而且这一正向影响对高收入阶层和中年人群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此外,机制分析表明商业健康保险能够提高居民的医疗服务利用,改善居民健康行为,从而提高健康水平。     

主观幸福感、风险异质性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 ——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使用Binary 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居民主观幸福感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对家庭储蓄参与概率影响为正,对股票参与概率影响为负,对商业保险参与概率影响不显著;进一步基于家庭风险偏好分类的实证分析发现:家庭主观幸福感与储蓄参与概率之间存在一定的风险异质性,与股市参与概率之间存在一定的趋同性,而在商业保险参与概率上风险异质性不显著。指出各金融机构应与居民建立完善、高效的沟通机制,以满足居民多元化金融消费需求;金融监管机构应进一步推动资本市场体制机制改革,为投资者搭建健康有序的资本市场。     

退休人口再就业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

夯实财富储备,改善劳动力有效供给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措施。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全面考察了退休人口再就业的动因,着重分析享受养老待遇和养老待遇水平对退休人口再就业决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享受养老待遇对退休人口再就业产生负激励效应;养老待遇水平提高会明显降低退休人口再就业的可能性;个人负债占资产比重越大,退休老年人再就业概率越高;配偶退休、年龄增大、健康状况差会显著降低退休人口再就业概率。对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适当延迟退休年龄,增加老年人口经济收入;养老保险制度应兼顾保障性和劳动力市场功能;构建老年就业服务体系,保障老年就业权利。     

退休人口再就业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

夯实财富储备,改善劳动力有效供给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措施。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全面考察了退休人口再就业的动因,着重分析享受养老待遇和养老待遇水平对退休人口再就业决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享受养老待遇对退休人口再就业产生负激励效应;养老待遇水平提高会明显降低退休人口再就业的可能性;个人负债占资产比重越大,退休老年人再就业概率越高;配偶退休、年龄增大、健康状况差会显著降低退休人口再就业概率。对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适当延迟退休年龄,增加老年人口经济收入;养老保险制度应兼顾保障性和劳动力市场功能;构建老年就业服务体系,保障老年就业权利。     

幸福感会影响家庭金融资产的选择吗?——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幸福满意度作为一种对生活的综合认知和态度,会影响到居民的风险偏好,进而影响其金融资产选择。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对幸福满意度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情况进行实证分。研究结果表明,幸福满意度与风险资产持有显著负相关、与参与股票交易显著负相关。此外,财富是影响家庭投资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家庭参加社会医疗保险或者商业健康保险、教育水平的提高、自有住房拥有率增加等,都有助于促进家庭对股票市场的参与及对风险资产的持有。     

失信风险传染会影响债券定价吗？——基于担保网络大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债券定价研究中不仅应该考虑企业自身的信用风险,还应该考虑相关网络组织的传染风险。本文基于43万笔非金融企业间的担保数据,构建了企业信用担保网络,发现失信风险作为一种广义的信用风险,在担保网络中具有传染效应,该传染效应能够影响债券的信用利差。企业的失信行为产生了三类传染效应,一是直接传染效应,无论是发债主体的担保人出现失信行为,还是被担保人出现失信行为,都会引起发债主体的信用利差上升;二是局部感染效应,如果局部担保网络中失信主体的占比提升,可能引起投资者对发债主体的“团体处罚”,导致信用利差上升;三是全局扩散效应,失信信息沿担保网络向整个市场扩散,导致债券信用利差上升。从企业所有制来看,民营企业主要受微观的直接传染效应和中观的局部感染效应影响;而国有企业主要受全局扩散效应影响;被担保人的失信风险对两类企业都有显著影响。失信风险传染效应会降低企业的再融资能力,其中局部感染效应导致企业次年的借款融资额下降,全局扩散效应导致企业次年的债券融资额下降。     

我国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Anderson健康行为模型的实证分析

论文基于美国学者Anderson提出的健康行为模型尝试构建了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利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数据库系统考察了诱因性人口学因素、赋能性因素、需求性因素以及健康行为因素对我国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政府部门应以提升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为政策措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帮助促进老年人人际关系的和谐化,鼓励老年人多参加健身和体育锻炼活动,减少老年人对健康服务的过度依赖,帮助维持并提高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更重要的是要深入进行养老保障体制改革,在物质和精神上为老年人提供更为全面的养老保障。     

长期护理保险提升中年人幸福感了吗——基于积极、消极情感的双向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采用PSM-DID模型,从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两个维度实证检验了长期护理保险对中年非失能参保人(45～59岁)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长期护理保险显著增加了中年非失能参保人的积极情感,减少了其消极情感。虽然这一作用存在滞后效应,但影响效果随着试点的推进而不断增强。机制检验结果表明：长期护理保险通过提供抵御失能风险的照护保障,增加了中年人的积极情感;通过减轻现阶段的照料负担和缓解由子女照料资源禀赋较少产生的照料担忧,减少了中年人的消极情感;在两类情感的双向作用下,中年人的幸福感提升。据此,建议加强对长期护理保险政策的宣传和解读,出台家庭照料支持政策,扩大长期护理保险的参保范围和覆盖范围,使之更全面、有效地发挥增进人民福祉的作用。     

农村低保制度能缓解老年人多维贫困吗——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2年至2018年的四次调查数据,考察我国农村老年多维贫困状况的变迁,并探究扮演兜底减贫角色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农村老年多维贫困的影响,发现农村老年多维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的34.1%下降到2018年21.3%,总体上有所改善。通过将微观数据与民政部公布的区县层面低保数据相匹配构造工具变量,发现低保救助并没有改善农村老年人的多维贫困状态,反而对健康状况和主观感受有负面影响。但是,低保与新农保形成的制度互补显著降低了老年多维贫困的发生率。机制分析表明,低保救助会减少老人的家人陪伴,进而降低老人的身心健康水平,增加了多维贫困发生率。基于此,建议进一步提高低保金水平,关注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以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特殊需求为依据构建多维贫困减贫防贫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