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市场规模、企业金融化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2004—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技术市场规模扩张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从全国层面来看，技术市场规模扩大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还可通过抑制企业金融化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分地区来看，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技术市场规模扩张可通过抑制企业金融化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技术市场发展虽可通过抑制企业金融化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但企业金融化表现为遮掩效应而非中介作用。据此，提出从完善技术市场体系、合理布局投资组合、激活数字金融新功能方面入手，通过发挥技术市场规模扩张活力、抑制企业金融化，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建议。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实体产业发展的影响——基于上市公司持股金融机构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实体企业持股金融机构为切入点,考察实体企业金融化如何影响企业产业资本盈利能力,以期理解微观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现象。结果显示,实体企业持股金融机构显著降低其产业资本收益率,该负向影响在持股金融机构后5年内仍存在。机制检验发现,实体企业持股金融机构后,企业内部配置更多金融资产,挤出用于产业设备更新的固定资产投资,拖累实体产业资本收益率。此外,持股多类型金融机构和持股非银行类金融机构能有效缓解实体企业金融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国家队”持股影响上市公司ESG表现吗？

“国家队”作为具有政府背景的机构投资者,凭借其先进投资理念和长远投资视野在资本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本文以2015—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国家队”持股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影响机制和作用场域。研究结果表明,“国家队”持股显著提升了上市企业的ESG表现。从影响机制来看,“国家队”持股通过增强企业绿色创新能力和提高信息透明度从而提升了上市企业的ESG表现。此外,“国家队”持股提升ESG表现存在明显的场域特征,主要发生在企业规模较大和受融资约束较高的企业中。本文将“国家队”持股与ESG表现相结合,不仅拓展了“国家队”持股的理论框架,同时对国家和企业完善ESG体系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国家队”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避税

“国家队”机构投资者不仅在维护资本市场稳定运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影响着微观企业经营决策行为。以2015—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国家队”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避税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队”机构投资者持股显著抑制了企业避税。机制检验表明,降低企业融资约束、缓解企业内部委托代理问题以及提高企业与外部投资者之间信息透明度是“国家队”机构投资者持股抑制企业避税的重要渠道“。国家队”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避税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较高以及审计质量较差的样本中。     

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风险：抑制还是引致？

摘要：本文以2011－2021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在“投资替代”动机下,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风险形成有促进作用。作用机制分析显示,金融资产并未充当“防御性储蓄”的角色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抑制企业风险,相反,金融化实际上挤压了企业主营业务发展,并引致了企业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投资性房地产发挥“投资替代”作用而引致风险,而长期股权投资发挥抑制风险作用。同时,“投资替代”动机更强的企业,引致风险的效果也越显著。本文研究结果为防范化解实体企业因金融化引发的企业风险及金融精准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启示。     

放松利率管制、利润率均等化与实体企业“脱实向虚”

本文以我国贷款利率上下限放开为准自然实验,基于产权性质差异构造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放松利率管制如何影响实体企业金融化。研究发现:放松贷款利率下限管制能够显著抑制非国有企业金融化程度,而放松贷款利率上限管制则无显著作用,支持了“市场套利观”。机制检验发现贷款利率下限管制的放松显著抑制企业债务成本对企业利润的侵蚀作用;拓展性检验还发现对于盈利能力越强、规模越大以及市场竞争压力越小的公司,放松贷款利率下限管制对抑制非国有企业金融化的作用更显著。以上研究结论表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间的利润率差距是我国实体企业金融化的重要诱因,金融市场化改革有助于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改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而助推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     

实体企业金融化与全要素生产率：“蓄水池”效应还是“挤出”效应？

摘要：实体企业的发展是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然而,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开始配置金融资产,其经济后果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基于2012－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挤出”效应占主导。对投资不足的样本而言,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其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更强的抑制作用,这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非但没有扮演“蓄水池”角色,反而通过降低企业创新和商业信用的路径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此外,实体企业金融化也显著降低了高融资约束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论对于丰富企业金融化以及提升全要素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数字金融、高管激励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在遏制“脱实向虚”经济背景下,数字金融到底是促进还是抑制了实体企业金融化？本文考察了数字金融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以及高管激励方式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降低实体企业金融化,这种作用主要通过抑制代理问题实现。进一步的调节效应检验表明,高管薪酬激励可以通过提高代理成本,抑制数字金融对企业金融化的治理效应,而高管股权激励可以通过减低代理成本,促进数字金融对企业金融化的治理效应。此外,本文还检验了不同高管激励方式下,数字金融对企业金融化作用的渠道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整体上可以抑制企业金融化行为,但需要警惕投机动机带来的负面影响。     

财政补贴、企业家信心与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北大核心

本文采用2007年-2020年深沪A股实体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从心理学视角探讨了财政补贴对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补贴显著提振了企业家信心、抑制了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企业家信心在财政补贴与过度金融化之间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深入三者内在的作用机理发现,财政补贴通过提高主业业绩、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和缓解融资约束来激励企业家信心,企业家信心的提升会促使企业增加实体资产投资和创新投入,对金融资产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进而有效抑制了过度金融化。考虑产权性质、创新依赖性以及财政补贴类型的异质性,发现企业家信心在财政补贴与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的中介作用仅在非国有企业、非高技术企业中具有显著性,仅有创新类财政补贴通过激励企业家信心显著抑制了过度金融化。本文对优化宏观经济政策、治理实体经济“脱实向虚”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资管新规、企业金融化与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

抑制实体企业“脱实向虚”,促进民营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力支撑。本文以资管新规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以2015—2021年中小企业板块的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资管新规是否促进了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研究发现,资管新规可以促进金融化程度较高的制造业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发展,表明强化金融监管能够增强我国实体经济的韧性。进一步检验发现,对高管不过度自信的企业,以及政府创新补贴强度较高和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资管新规促进企业“专精特新”发展的作用更显著。此外,资管新规促进企业“专精特新”发展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对金融资产的反向挤出效应和对经营风险的规避效应。通过这些机制,可促进企业聚焦主营业务、严控经营风险,为创新研发提供稳固的基础条件。本文为政府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顶层设计、促进制造业中小企业的“专精特新”发展提供了参考。     

论普通法立宪主义的贡献与不足

摘 要：本文以2012年退市新规的出台作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07－2017年A股上市企业的样本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趋严的退市监管对实体经济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退市新规与实体经济金融化为抑制关系,即趋严化的退市监管能够抑制实体经济金融化。该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退市新规可能通过提升实业投资和完善内部控制抑制实体经济金融化。通过异质性检验发现,这一抑制效应在高绩效的非国有企业更显著,且对于长期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本文为研究实体经济金融化提供了退市监管的宏观视角,从完善退市监管角度为抑制实体经济金融化提供一定的经验证据。     

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

股权激励能否作为一种“实虚平衡”治理机制,通过约束管理层金融化行为而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其效果受哪些因素影响、作用渠道是什么?本文采用2007-2017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采用综合倾向得分匹配法,研究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发现：(1)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实体企业金融化有抑制作用,这种作用与金融化套利动机有关,在限制性股票激励样本、民营企业样本中更显著。(2)股权激励的金融化抑制作用集中于其对长期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通过提升管理层实体业务投资倾向而实现,而代理成本和风险承担的中介作用未获证实;(3)股权激励可缓解金融化的创新挤出效应。应重视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的抑制功效;提升股权激励方案的适宜性、精准性及实施效率;用好管理层股权激励这一机制或工具,防止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形成“创新挤出”。     

实体企业金融化如何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近年来,我国非金融行业企业对金融资产的投资热情日益高涨,这是否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相背离？本文以我国2001—2019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倒U型影响。基于异质性进行分样本讨论发现,这种倒U型关系在中央国有企业、民营和外资企业、东中部地区企业中成立,但在地方国有和西部地区企业中不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即存在一个合理的金融化偏离程度以及金融资产投资收益区间,在此区间内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最大。机制分析发现：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流动性供给效应、投融资期限错配效应和实体资本配置效应三条传导路径。本文相关研究结论为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指导和决策参考。     

股价信息含量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

本文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这一独特视角,考察了股价信息含量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及其经济机制.研究结果显示,股价信息含量的提高显著抑制了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的金融化,并且这种影响在信息透明度较低的上市公司中表现更为显著.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缓解融资约束和发挥公司治理功能是股价信息含量抑制非金融上市公司金融化的两种重要经济机制.此外本文还发现,股价信息含量有助于抑制非金融上市公司过度金融化的倾向和水平.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金融化影响因素和股价信息含量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揭示了资本市场影响实体经济的重要路径,也为从微观视角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了重要启示.     

党组织参与治理与国有企业金融化

本文基于中国特色国有企业公司治理视角分析党组织参与治理在解决国有企业金融化中的作用,并以2006—2018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理论分析方面,通过整合金融化“预防性动机”“投机动机”和“盈余管理动机”构建综合的机制分析框架。实证研究发现,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参与治理,有效抑制了企业金融化的“投机动机”和“盈余管理动机”,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金融化程度。党组织参与治理的效果在“讨论前置”实施前后、不同层级国有企业间以及不同方式的“双向进入”安排中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对金融资产收益率没有影响,但显著提高了风险金融资产的市场价值。本文有助于丰富和发展中国情境下公司治理理论,为抑制国有资本“脱实向虚”、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金融行业对实体行业的尾部风险传导研究——基于实体企业金融化视角

本文基于我国金融资本超额回报率的事实,在市场套利分析框架下实证检验了实 体企业金融化是抑制还是加剧了尾部金融风险溢出。数值模拟结果表明：从杠杆率来看,实体 企业金融化对杠杆率具有“双刃剑”效应,然而,实证结果发现,从长期经济后果来看,实体 企业金融化却显著提高了杠杆率,基于Altman-Z值的风险分析进一步发现企业破产风险显著 上升,从而加剧了尾部金融风险溢出。文章的研究结论有利于全面观察实体企业金融化带来的 的实际效果,也揭示了金融行业对实体行业的风险传导过程中的一个风险源,对于实体经济和 金融领域关于企业金融化效应的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要素市场扭曲是否加剧企业“脱实向虚”？——基于实体企业金融化视角

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较为突出的一个问题是要素市场化改革相对滞后，要素市场扭曲成为阻碍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障碍。本文选取2010-2021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要素市场扭曲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加深导致企业金融化程度显著升高，该结论在通过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要素市场扭曲通过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加剧融资约束两种机制促进实体企业金融化；异质性检验表明，该效应仅在民营企业、没有政治资源的企业、所处地区财政压力大的地区的企业和产品市场竞争激烈的企业中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我国当前推行的要素市场化改革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疫情常态化背景下“国家队”持股对民营企业双创能力的研究——基于3022家A股上市民营企业分析

新冠疫情下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本文运用了2015年1季度至2022年1季度A股上市企业季报数据研究发现,“国家队”对A股上市企业的持股数量正在逐年减少,市场上对“国家队”是否退出的声音也此起彼伏。通过定量分析发现,在疫情常态化背景下“国家队”持股民营企业比“国家队”持股国企更有助于稳定股市波动,增强股民信心,减少股票换手率,且能促进民营企业的创新创业能力,符合当前“六稳”的政策导向。最后还就“国家队”如何运作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     

中国资本市场开放能否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来自“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经验证据北大核心

本文以2007—2020年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为研究样本,利用“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作为资本市场开放的标志事件并构造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表明,“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通过优化投资者结构、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以及抑制企业金融化显著降低企业风险承担。进一步分析发现,“沪深港通”的实施可通过抑制风险承担发挥改善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和提升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本文的研究为有序推进资本市场开放、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启示。     

高管持股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基于股权性质视角

文章以2018—2022年我国A股非ST非金融类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从股权性质的视角,运用总体回归与分样本回归相结合的方法,实证检验了高管持股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高管持股与企业金融化负相关;如果考虑股权性质,国有企业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具有更高的金融化程度,在非国有企业中高管持股对企业金融化程度产生的负面影响更大也更加显著。以上结论为实体企业控制金融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引导实体企业科学配置金融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