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

从母国和东道国视角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机制，利用2007-2019年跨国面板数据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尽管存在消极影响，但由于企业规避投资风险和政府利好政策，国内（母国）经济不确定性上升促进中国OFDI；东道国经济不确定性上升主要通过失业、利率和OFDI风险途径抑制对该国的OFDI。（2）母国和东道国经济不确定性对我国OFDI影响效应因对外投资动机存在差异。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 ——来自174个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证据

文章根据2004—2019年中国对174个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和Baker等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采用固定面板效应模型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OFDI的影响,并通过引入企业家信心、双边投资协定等变量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OFDI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OFDI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企业家信心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中国OFDI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双边投资协定强化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OFDI的正向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OFDI的影响存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低、双边贸易规模以及地理邻近关系的非对称效应.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OFDI的贸易效应--基于贸易增加值视角

本文基于Baker提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采用非效率项随机前沿贸易引力模型,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双边贸易增加值、出口贸易增加值和进口贸易增加值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三类增加值均具有显著的反向影响效应,且对双边贸易增加值与进口贸易增加值的影响更大;中国OFDI对双边贸易增加值与进口贸易增加值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政府稳定程度和政府效率对贸易产生了促进效应,而腐败控制率和监管质量则对贸易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加强国家间经济政策的协调以及对外贸易风险的监测预警研究,发挥国际经济组织在经济政策合作中的作用,减少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贸易造成的损失;二是优化投资布局,借鉴国外先进的生产技术用于国内的出口产品中,弥补国内产业发展的短板,带动对外贸易的发展;三是深入了解东道国的经济状况和风险监测预警,规避东道国可能的贸易与政治风险、汇率风险;四是加强与东道国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降低地理距离对双边贸易的抑制作用。     

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会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吗?——基于投资动机视角

本文采用2007—2018年我国与134个东道国的OFDI跨国面板数据,研究了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1)总体上中美贸易摩擦加剧显著抑制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市场规模和科技水平对其正向调节作用显著,而劳动力成本和自然资源禀赋则对其影响不显著。(2)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具有投资动机异质性。(3)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对我国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抑制作用显著弱于在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因此,我国应积极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创造有利条件以降低其投资的不确定性,促进我国在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     

中国能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23个国家在经济、制度和政策三方面选取了11个变量,通过对截面数据的逐步回归,筛选出了中国能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而提出合理的区位选择路径.结论为:中国能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受东道国GDP、外资政策、与中国的贸易联系、与中国的地理距离等因素的显著影响.中国能源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时,应首先考虑与我国贸易联系紧密的东道国;其次,选择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减轻企业获取能源开采经营权的阻力;最后加强与东道国沟通,争取有利的优惠政策.     

汇率预期管理、贸易开放与外国来华投资——基于贸易开放传导路径的研究

复杂的外汇业务流程和较高的入市门槛严重影响了市场主体外汇避险业务主观意愿,一旦市场相对均衡被打破,将引发群体性跨境投资配置失衡,增加政策管理难度。本文将研究机构、银行和非银机构对汇率走势的判断纳入汇率预期分析,并通过熵权综合指数法构建异质性汇率预期指数。在理论分析跨境投资存在信息不对称影响路径的基础上,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基于分行业中介效应面板数据分析汇率预期对FDI的直接影响和通过影响贸易开放对FDI的间接影响。理论研究表明:汇率预期除了能够直接影响FDI,还会通过影响贸易开放水平间接影响跨境投资者的心理预期和FDI规模。实证研究显示:本币升值预期能够直接增强FDI投资者的投资信心,贸易开放在汇率预期影响FDI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汇率预期通过出口贸易依存度对FDI的中介效应显著高于通过进口依存度对FDI的遮掩效应。最后就探讨完善跨境投资预期管理机制提出政策建议。     

“一带一路”进程中人民币国际化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利用系统GMM模型,探讨中国在"一带一路"进程中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经济规模、对外直接投资(OFDI)、贸易规模、经济自由度等因素显著影响货币国际化水平,人民币可利用"一带一路"这一平台,通过扩大对外投资、活跃欧亚贸易等途径显著提高其国际化水平,同时人民币国际化发展依然需要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逐步开放资本项目。因此,本文结合"一带一路"建设以及研究结果提出"对外投资与贸易→经济互动效应→资本项目有序开放→人民币国际化"实现路径的政策建议。     

汇率如何影响我国企业OFDI

<正>研究发现,汇率上升有助于企业OFDI规模的扩张,尤其对上市企业和国有企业OFDI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非上市企业更加关注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和资源丰裕度,民营企业更加关注东道国的市场规模,而国有企业更加关注投资环境和资源丰裕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已经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成功吸引了大量国外直接投资,同时也成为主要的资本输出国。尽管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全球排名第一,但相对于主要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仍然相对较低。在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中,汇率因素不容忽视。因此,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背景下,深入研究汇率水平的变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这有助于全面了解中国对外投资的发展路径,为微观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提供具体和有针对性的建议,同时有助于理解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以及更好地引导和支持企业实施对外直接投资。     

OFDI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研究

基于1990-201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考量OFDI影响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结果显示：OFDI对第一产业影响显著为负,对第二、三产业的影响显著为正,表明OFDI能促进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同时,OFDI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影响显著为负,对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影响显著为正,表明OFDI能促进制造业结构优化与转型升级。鉴此,要顺应OFDI新变化,发挥政府政策引导作用,通过政策引导企业更加合理、有效地进行对外投资,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与转型升级。     

多维距离对中国在“一带一路”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引力模型与面板门槛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07—2016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56个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从多维距离(制度、经济和地理距离)考察距离因素对中国OFDI的影响。首先运用扩展的投资引力模型和固定效应方法,对东道国与我国在制度、经济与地理上的差距如何影响中国OFDI进行了定量研究,然后运用Hansen门槛回归模型考察了制度距离影响中国在"一带一路"直接投资过程中的门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制度距离对我国OFDI具有负面影响,即我国OFDI具有制度相似性特征;相较于发达国家,制度距离对发展中国家OFDI的影响更为明显,且呈倒"U"型结构。经济距离对我国OFDI存在国别差异但门槛效应不明显,经济距离与发达国家OFDI正相关,而与发展中国家OFDI负相关。地理距离对我国OFDI存在显著的阻碍作用;我国对地理距离较远的国家进行投资,存在明显的市场寻求型投资动机。最后对制度、经济与地理三维距离影响OFDI的总效应进行对比分析发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地理距离对OFDI的负面作用最大,占据主要影响因素,经济距离的影响程度居于其次,而制度距离的负面影响相对最小。     

人民币汇率水平对中国OFDI:是促进还是抑制

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企业逐步实施"走出去"的发展之路。人民币汇率在两次汇改级机制后逐渐市场化,特别是在2013年"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动下,我国OFDI显示出加速的发展势头,其汇率水平的变动对我国OFDI的发展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本文通过构建分析模型,分析了人民币汇率水平对中国OFDI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随着人民币汇率水平的提升,可以促进中国OFDI发展,也即中国境内企业受汇率水平的影响直接作用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上。     

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

我国对外投资体制及其东道国的制度环境通过影响中国企业的生产力水平和不同投资模式的组织成本,进一步影响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选择三十多年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更多地受到了我国和东道国制度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我国对外投资体制及其东道国的制度环境通过影响中国企业的生产力水平和不同投资模式的组织成本,进一步影响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选择。     

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

<正>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竞争愈加激烈，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严峻挑战。包括政府责任、规则质量、经济制度总评分和劳动力自由化在内的东道国制度环境成为了影响我国OFDI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以下简称OFDI)得到突破性发展。2002年，     

境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经济的反馈效应及传导路径——来自我国1990-2008的证据

本文着重探讨了我国境外直接投资与母国经济贸易的相互影响及传导路径,基于我国经济增长、出口贸易、就业水平、技术进步及产业结构五个层面,利用1990～2008年的年度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贸易的推动作用客观存在,而经济的飞速发展,反过来也进一步加快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但是由于现阶段投资规模相对较小,其对就业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反馈影响并不显著。由此,针对当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和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金融发展与FDI的挤出效应机制研究

从外国直接投资对于东道国国内资本挤出效应的作用机制上看,若东道国没有融资约束,即金融发展水平较高,FDI会凭借其在技术、管理上的优势和政策上的优惠对东道国国内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若东道国企业存在融资约束,即金融发展水平较低,FDI会对东道国国内投资产生较大的挤出效应.利用我国1978-2006年的省份数据和面板分析方法,通过分析FDI对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资本挤出效应,结果表明:东道国的较高金融发展水平是降低FDI对东道国国内资本挤出效应,从而产生挤入效应的一个重要条件.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出口决策？——基于出口频率的视角

出口频率作为出口决策的重要一环,是企业出口扩张的新边际,也是出口变化的“晴雨表”。本文在随机存货模型的基础上,考察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频率的影响及其传导渠道,并采用2000-2006年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目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会显著降低企业出口频率,且这一影响存在部分惯性效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贸易成本、存货成本和市场需求波动共同影响企业出口频率的中介效应十分显著,其中贸易成本是最重要的传导渠道,占比达到19%以上;如果进一步考虑目的国、产品和企业异质性,会发现出口目的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出口产品为中间品和消费品的企业,其出口频率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较小。因此,政府和企业应高度关注出口频率的变化趋势,合理应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决策的外部冲击。     

对外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我国自主创新的研究动态及展望

近几年来中国对外投资表现十分惹眼,联想收购IBM、吉利收购沃尔沃、双汇收购史密斯菲尔德,中国企业对外逆向投资的目的是寻求发达国家的创造性资产,以期建立全球竞争的资源和能力基础,最终走向世界。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主要指的是对外投资的流出是以获取东道国更为先进的智力要素、技术、信息等资源为目标,高素质技术人才,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的完善都将会增强母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而中国企业海外逆向投资面临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迫在眉睫。     

贸易开放与财政政策持久性:经验证据与内在机制

笔者借助状态空间模型测度了48个国家的财政政策持久性,以中国加入WTO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回归合成法构造中国财政政策持久性的反事实框架,推断贸易开放对财政政策持久性的因果效应,并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贸易开放对财政政策持久性影响的内在机理。结果表明,发达国家的财政政策持久性略低于发展中国家,各国财政政策持久性呈现稳中有升的态势;贸易开放对财政政策持久性存在显著的负向因果效应,一国贸易开放程度的提高,倾向于降低其财政政策持久性;贸易开放度的提高,会通过“补偿效应”和“中介效应”扩大政府规模;政府规模的扩大,有利于提升财政自动稳定器功能,提高政策逆周期调节特征和效率,降低经济波动和不确定性,从而倾向于降低财政政策持久性。本文最后给出相关政策建议。     

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理论假定 现阶段,影响我国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因素有很多,如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水平、相关及支持性产业、人力资本水平、企业的发展战略、政府政策、城市化水平等等,但大量的学者研究表明,金融业的人力资本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和金融部门的开放度通过改善资源禀赋质量而成为影响我国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的主要因素.     

基于博弈论视角的中国企业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局面的优化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国内企业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蓬勃发展起来,对我国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产生了深远影响。为此以博弈论为研究工具,构建包含母国和东道国两厂商的博弈模型,探讨了我国企业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行为特征、动机及收益。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明显的技术获取动机,且在这种动机的引导下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显著地影响了母国及厂商的技术水平和收益,并提出了政策建议以期更好地发展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