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持有住房、金融负债和金融市场参与——基于CFPS(2018)的实证检验

房产具有投资和必需品的双重属性,家庭无论是出于投资需要还是出于生活需要而配置房产,都会占用家庭大量资产与负债,这无疑会对金融市场参与产生挤出效应。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相关数据,本文利用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了家庭持有住房对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家庭持有住房显著降低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异质性检验显示该效应在非农业户口家庭以及购房成本较低的居民家庭中更为显著。同时,中介效应检验表明,家庭持有住房会通过减少家庭的金融负债降低金融市场参与。因此,政府应更加关注居民住房问题,缓解居民住房贷款压力,从而促进金融市场繁荣,增强经济活力。     

信仰与中国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宗教信仰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宗教信仰会显著促进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同时会显著促进家庭参与股票市场,而且宗教信仰会提升家庭持有风险资产和股票资产的比重。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互动会显著促进有宗教信仰的居民参与金融市场和持有风险资产,人力资本积累是推动宗教信仰者参与金融市场的重要原因,信仰不同宗教的家庭对金融市场参与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异。因此,金融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时需充分考虑信仰的潜在影响。     

金融市场参与、风险异质性与家庭幸福

本文研究了金融市场参与对家庭幸福的影响。理论分析显示,金融市场参与通过风险和收益对家庭幸福产生影响。本文运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金融市场参与对家庭幸福的影响。为克服内生性,本文选取工具变量,运用极大似然估计发现,家庭参与金融市场会显著提高家庭幸福的可能性。从投资风险的角度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投资的风险异质性对家庭幸福有显著影响:家庭参与低风险金融投资会显著提高家庭幸福,参与高风险金融投资会显著降低家庭幸福。从民间借贷参与中,本文发现家庭参与民间借出款会显著提高家庭幸福的可能性。民间借贷投资风险对家庭幸福的异质性影响也是存在的,高风险借出款对家庭幸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本文为理解家庭金融投资行为与幸福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可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益参考。     

人口抚养负担、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配置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家庭人口抚养负担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抚养负担的增加会降低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倾向,并降低家庭在风险资产尤其是股票资产上的配置,而且少儿抚养比相对于老年抚养比具有更大的负向影响。家庭人口抚养负担对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影响更大。此外,本文发现家庭资产的积累、家庭收入的增加、风险偏好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都会促进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投资风险资产。经营个体工商业和购买自有住房则会"挤出"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和风险投资,而年龄则呈现非线性的关系。     

损失厌恶会限制股票市场参与吗？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损失厌恶心理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及参与深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损失厌恶程度加深会抑制家庭参与股票市场,并降低家庭在股票资产上的配置比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较高的损失厌恶会通过影响主观信任进而降低家庭参与股市的可能性。此外,本文发现金融素养和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会减弱损失厌恶心理对于股票市场参与的抑制作用。在低收入、低净资产以及城市家庭中,损失厌恶心理的影响更明显。本文为理解认知偏差与家庭金融行为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     

社会保险、风险态度与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基于2019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研究

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社会保险变量后，使用Probit和Tobit模型探究了社会保险与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之间的关系，并采用工具变量克服基准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一步地，基于KHB方法检验风险态度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拥有较多种类的社会保险会显著提高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可能性和风险金融资产占家庭总资产的比重；针对职工群体的社会保险险种相比针对普通居民群体的险种更能促进风险金融市场参与；相比城市居民和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居民，社会保险对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居民影响更显著；社会保险水平提升会使居民更为偏好风险，进而促进其参与风险金融市场；此外，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险和风险金融市场参与水平低于正式就业群体。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年龄结构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细致考察了生命周期、年龄结构对家庭资产配置和财富构成的影响及区域间影响差异。研究发现,老龄家庭对房产、银行储蓄的持有比重更大,而对股票、基金等风险资产的持有比重更小;家庭老龄人口比重的提高,会促进家庭银行储蓄和房产的投资,同时,会抑制家庭对股市、基金等金融市场的参与程度;人口学变量如家长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规模等和家庭财富、收入对家庭财富构成也都具有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年龄结构在中西部地区,对城镇居民家庭股票、基金投资行为的抑制效应要高于东部地区,而对家庭房产投资的边际影响要低于东部地区,同时,年龄及年龄结构可以通过降低家庭风险偏好和提高预防性储蓄进而影响家庭金融投资决策。     

后代特征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家庭人口结构是影响家庭资产配置行为的重要因素,家庭人口中后代组成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家庭资产投资决策。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采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研究发现后代数量的增加会降低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风险资产配置比重,且数量越多影响程度越大。而后代性别的影响存在差异性,男孩会显著降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概率和配置比重,女孩对家庭资产配置行为均不会产生影响,且影响主要体现在城市、东部地区和高收入水平的家庭。进一步验证了后代性别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渠道:有男孩的家庭因结婚买房带来的财务压力,对家庭风险资产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     

普惠金融有助于提高居民幸福感吗？

本文从普惠金融的视角切入，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熵权法构造微观个体层面的普惠金融指数，利用有序概率模型研究普惠金融服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具体影响及其异质性。实证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可以显著提升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表明研究结果稳健。从收入层面和信心层面的中介机制检验发现，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升居民家庭收入以及对未来的预期，进而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相较于西部地区而言，我国东、中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显著；且提高普惠金融水平可以显著提升城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但对农村地区居民影响不显著。     

主观幸福感、风险异质性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 ——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使用Binary 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居民主观幸福感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对家庭储蓄参与概率影响为正,对股票参与概率影响为负,对商业保险参与概率影响不显著;进一步基于家庭风险偏好分类的实证分析发现:家庭主观幸福感与储蓄参与概率之间存在一定的风险异质性,与股市参与概率之间存在一定的趋同性,而在商业保险参与概率上风险异质性不显著。指出各金融机构应与居民建立完善、高效的沟通机制,以满足居民多元化金融消费需求;金融监管机构应进一步推动资本市场体制机制改革,为投资者搭建健康有序的资本市场。     

智慧城市发展会提升居民幸福感吗？——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依据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考察智慧城市发展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结果显示,智慧城市发展通过改善城市空气质量,提高居民医疗满意度,增加公民互联网参与等提升居民幸福感,并且对中东部地区、高收入家庭、强政策支持力度城市的居民幸福感影响更大。在采用“所在地区与杭州的球面距离”以及“所在地区与省会的球面距离”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旧稳健。鉴于此,应重点关注城市居民的民生问题,警惕智慧城市发展中的“数字鸿沟”,缩小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差距,提升居民幸福感。     

居民幸福感与居民通货膨胀预期——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心(CHFS)的数据北大核心CSSCI

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项目的数据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可以显著影响居民的通货膨胀预期且对通货膨胀预期的影响呈倒U形,只有在高幸福感群体中通货膨胀预期才会随着幸福感增强而降低;幸福感通过社会互动和政府信任两种途径分别对居民通货膨胀预期产生提升效应和抑制效应:一方面,幸福感通过增强居民社会互动获取更多经济信息对通货膨胀预期产生提升效应;另一方面,幸福感增强了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水平进而对通货膨胀预期产生了抑制效应。     

政府满意度、公共服务投入对居民幸福感的作用机制——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

政府满意度、公共服务投入是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运用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数据，分析政府满意度、公共服务投入对居民幸福感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政府满意度、公共服务投入对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政府满意度的提高及公共服务投入的增加会缩小收入差距，从而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但是公共服务投入在一定程度上会替代政府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幸福效应”——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证据

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Oprobit模型研究了公积金制度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同时利用工具变量、PSM等方法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研究表明：公积金能够显著提高整体居民的幸福感水平。公积金制度带来的“幸福效应”呈纺锤状,即对幸福感的提升作用主要集中在中等收入家庭。公积金通过降低家庭民间借款购房的几率,提高家庭使用公积金贷款购房的可能性,来提高居民的幸福感水平。对此,应加速公积金政策调整,通过“因城施策”,实现精细化管理,以提高无房、低收入家庭的幸福感水平。     

社会互动影响老年人金融市场参与吗？——基于CHFS2019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居民投资行为的老龄化影响是近年来经济学、社会学研究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如何有效提高老龄人口的金融市场参与程度，积极释放老年群体金融消费活力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9年数据，首先，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出综合性社会互动指标；其次，采用Probit模型实证检验社会互动对老年群体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发现社会互动强度越高，老年人越倾向于参与正规风险金融市场；再次，通过逐步回归和KHB中介检验法对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内生性互动能通过信息获得、情感认同以及社会规范三种渠道来部分影响老年人的正规风险金融市场参与。研究结论为老年人参与金融市场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社会结构视角。据此，政府应充分关注社会互动这一非正式制度对于老年金融市场的效用，发挥内生互动机制在降低信息关注成本、提升金融素养与建立合理风险偏好上的积极作用，从而提高家庭金融健康水平，改进投资策略、控制投资风险、提高资产收益、促进金融市场繁荣。     

传统家庭观念抑制了城镇居民商业养老保险参与吗？———基于金融信任与金融素养视角的实证分析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和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以商业养老保险为代表的个人养老金逐步成长为我国养老金体系的第三大支柱,为解决养老问题提供了重要渠道。但现阶段我国城镇居民的商业养老保险参与度不足,养老金融市场发展缓慢。区别于既有研究的经济理性视角,本研究从影响金融发展的文化观念视角为这一“有限参与”现象提供新的理论解析。利用CHFS 2015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本文发现“养儿防老”等传统家庭文化观念会抑制我国城镇居民的商业养老保险参与,这一影响在控制了内生性后依然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传统家庭观念(养儿防老等)会削弱居民的金融信任,减少居民对金融信息的关注,不利于居民金融素养的提升,进而降低其商业养老保险参与度;异质性分析表明,传统家庭观念(养儿防老等)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负向影响在中西部地区和受教育水平偏低的群体中更加突出。本研究揭示了影响居民商业养老保险参与和我国养老金融市场发展的深层文化因素,对推进我国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建设也具有政策启示意义。     

住房资产对中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随着时代的发展,住房资产与金融资产的联系越来越紧密,逐渐向住房资产金融产品化发展,成为一种新型金融产品,呈现出货币化和金融化的趋势。本文使用probit模型、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中介效应以及调节效应,采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问卷调查微观数据(CHFS)对住房资产价值细化,从住房增值、住房贷款和住房总值三个方面对居民家庭风险金融市场进入和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发现:(1)住房总值和住房增值对居民家庭是否参与金融市场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住房贷款对其具有正向影响。(2)住房贷款对居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有负向影响,住房增值和住房总值对其有正向影响。(3)幸福感在居民家庭是否参与金融市场和住房增值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安全感在居民家庭风险金融投资和住房贷款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未来预期在居民家庭是否参与金融市场与居民家庭是否拥有住房贷款中存在调节效应。最后,根据实证结果提出完善金融市场和优化居民金融资产结构的政策建议。     

健康状况影响家庭风险金融投资参与了吗?——传导机制检验及异质性探索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2016、2018年三期数据,考察了健康状况对家庭风险金融投资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健康状况显著影响家庭风险金融投资行为,健康恶化,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和比重均显著降低,且该结果具有稳健性。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健康状况主要通过医疗负担这一渠道影响家庭风险金融投资参与,健康恶化加重家庭所承受医疗负担,进而促使家庭减少风险金融投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这一影响在农村家庭和有负债家庭中更为显著,具有城乡异质性和负债异质性,即相较于城市家庭和无负债家庭,农村家庭和有负债家庭更易因健康状况恶化而减少风险金融资产持有甚至退出风险金融市场。提高家庭风险金融投资参与度,要大力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提升全民健康水平;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减轻家庭医疗负担;不断完善资本市场环境,增强投资吸引力。     

互联网时代社会互动与家庭的资本市场参与行为

本文利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研究互联网时代线上社会互动对家庭的证券投资和房产投资参与行为的影响和影响机制。结果发现,互联网线上社会互动显著促进了家庭的证券投资参与和房产投资参与,其影响程度和显著程度均高于已有文献所关注的线下面对面社会互动。很多实证证据表明,互联网线上社会互动主要通过信息获得和社会性学习机制对家庭证券投资参与发挥促进作用,其社会规范或相对财富关注机制并不明显。具体表现为,线上社会互动在证券投资参与率较高的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较高的地区以及对较为年轻的家庭具有更为明显的投资参与促进效应,具有明显的社会乘数效应,会放大一个地区股票投资盈亏的外部影响。另外,线上社会互动对家庭房产投资参与的影响机制还不是很明确。     

金融市场参与能有效预防家庭支出型贫困吗? ——来自561户调研家庭的证据

"防返贫风险"是"后扶贫时代"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一项重要任务,金融市场参与能否有效预防重大风险冲击造成的家庭支出型贫困值得深入研究.基于2018年561户家庭的调研数据,从微观视角分析了金融市场参与对家庭支出型贫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市场参与能有效发挥金融工具的风险管理、资金融通、资源配置等功能,通过平滑生存型消费、积累发展型要素和增加家庭总收入降低家庭支出型贫困发生的概率.此外,该结论在低风险金融投资参与的家庭也成立,但在高风险金融投资参与的家庭则不明显.进一步发现,数字金融市场参与也能有效缓解家庭支出型贫困,而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则能有效增强金融市场参与的减贫效应.结论为研究金融减贫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可为未来提升脆弱性家庭内生发展动力及克服支出型贫困的政策制定提供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