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及减缓相对贫困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对促进共同富裕和贫困治理有重要意义。论文对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以及各类银行在其中能够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并通过建立动态面板模型,分地区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促进共同富裕及减缓相对贫困的实际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相对贫困的减缓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正效应,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饱和程度、减贫效应大小等在地区之间差异较大。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可以通过鼓励中小型银行在中、西部地区开发数字产品和线上业务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在当地的发展,缩小地区间差异。未来,为了促进共同富裕,应进一步增加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鼓励数字普惠金融创新、完善数字金融相关法律法规。     

农户使用数字金融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分析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现状及影响因素有助于推动数字金融在农村地区的应用。论文基于对2019年调研数据的研究表明,当前阶段我国农村地区的数字金融使用主要以数字支付为主;阻碍农户使用数字金融的主要原因是对数字金融缺乏了解以及没有相应知识和技能;男性、年龄相对较小、受正规教育年限长、家庭年收入高、农业收入占比低、拥有非农社交圈、拥有自用汽车、风险承受能力强的农户更倾向于使用数字金融。其中,年龄在49～54岁、接受正规教育年限在9～12年的受访者对数字金融使用边际效应的影响作用最为明显;家庭年收入对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的边际效应呈"N"型曲线变动;家中有人当教师或医生、在县乡村当干部对农户使用数字金融具有积极影响,而在本地或外地企业长期就业对农户使用数字金融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研究结果可为农村地区数字金融政策制定以及针对不同农户群体数字金融使用的精准施策提供依据。     

数字金融、金融集聚与实体经济发展

本文基于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地区)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从新兴数字金融科技公司的数字金融发展与传统银行的数字金融发展两个角度对比讨论了数字金融对金融集聚、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探讨了金融集聚在数字金融影响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1）新兴数字金融的发展对东、中、西部地区实体经济发展均具有较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传统银行的数字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的正向促进作用不显著;（2）金融集聚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具有较强的正向促进作用,在数字金融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中介效应;（3）数字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金融集聚,且主要是由新兴数字金融发展引起,而传统银行数字金融发展对金融集聚的正向促进效应不显著,中介效应也不显著。本文建议各地区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数字金融发展,进一步推动金融集聚,发挥金融集聚的规模效应,促进地区实体经济的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有更好的减缓作用吗?

数字技术赋能普惠金融,让金融服务惠及更多的低收入人口,但数字普惠金融是否具有更好的相对贫困减缓作用,还需要深入研究。本文基于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我国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减缓效应,并进一步探讨地区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减缓相对贫困,其减贫效应大于传统普惠金融;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协同发展能够显著促进相对贫困程度下降。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而推动相对贫困减缓。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在提升传统普惠金融供给服务能力的基础上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根据实地情况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减贫的收入分配效应等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中国家庭金融风险资产配置

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断优化家庭资产配置结构,对中国家庭资产保值增值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国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中国家庭配置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概率和配置规模,其中金融知识在两者关系中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家庭金融知识水平和互联网参与程度的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效应凸显。因此,应当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不断提升家庭金融知识水平和降低金融投资风险,通过提高中国家庭的互联网参与程度等来优化金融风险资产配置结构。     

数字金融能力与家庭资产规模：指标构建与机制检验

金融的数字化为金融的普惠性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居民的数字金融能力决定性了其能否有效地使用数字金融产品和服务。本文使用2015年、2017年、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数字金融能力对家庭资产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力的提升能够显著扩大家庭的资产规模;提升数字金融能力对于扩大低文化程度、老年户主家庭资产规模的作用更为明显;数字金融能力的提高对不同户口类型家庭金融资产规模的影响存在差异,对非农业户口家庭金融资产的促进作用更强;数字金融能力通过促进家庭的风险市场投资行为、扩大家庭风险市场投资规模以及增加家庭财产性收入尤其是金融资产收入等路径扩大家庭资产规模;数字金融能力存在反“马太效应”,资产规模较小的家庭通过提升数字金融能力能够更明显地促进家庭资产的增加。提升数字金融能力有助于缓解金融排斥现象,在增加居民财富的同时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区域数字金融发展对乡村相对贫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为检验我国数字金融发展的普惠程度,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微观匹配数据,考察区域数字金融发展对乡村相对贫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区域数字金融及其子维度的发展能显著提升农民整体收入水平,但惠及的重点人群是相对贫困线以上的农户,而相对贫困户受益面不足,现阶段无法显著缓解相对贫困.对其机制的分析表明:数字金融更多地表现为对传统金融业务的替代,仅显著促进了相对贫困线以上农户金融可得性的提升,促进了这部分农户使用数字金融以实现增收;进一步地,相对贫困户难以获得数字金融服务的主要障碍因素并不是技术层面的数字鸿沟,即网络基础设施滞后,而主要源于相对贫困户因受教育水平所限导致金融素养较低而形成的参与门槛较高.对此,建议提升农户的教育水平和金融素养,推进农村金融数字化进程,促进其与传统金融融合发展以提升相对贫困农户的数字金融参与.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有助于缓解居民家庭经济脆弱性？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助于缓解家庭经济脆弱性，经济机会和数字素养是其缓解效应发挥的中介渠道。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提升，攀比效应的干预使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缓解效应逐渐递减，呈倒“U”型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西部、农村地区及低资本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缓解效应更强，这与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和包容性相契合。本文为制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提供参考，以更好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真正普惠于民，实现家庭增收致富。     

数字金融发展对老年家庭金融健康的影响研究

基于宏微观匹配数据,从多维数字鸿沟视角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老年家庭金融健康的影响程度及其微观作用机制。结果显示：老年家庭金融健康水平整体呈现“东部高中西部低、城镇地区高农村地区低”的分布特征;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有效促进老年家庭金融健康;作用机制在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缓解融资约束、优化风险识别能力,并提高金融操作便利性。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还表现出一定的普惠性特征,但尚未打破空间限制,仅对城镇等互联网发达地区及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非贫困家庭的金融健康水平产生了更显著的作用,充分体现了破除老年数字鸿沟的紧迫性。     

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效率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是传统普惠金融的持续深化,是减缓相对贫困的重要支撑力量。本文采用DEA-Tobit模型,利用2011—2018年我国31个省市数字普惠金融和相对贫困等数据,测算了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效率与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效率偏低且区域差异大,其中规模效率是西部地区综合效率较低的最主要原因,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存在较大的发展潜力;数字普惠金融减贫生产率指数变动主要受技术进步变动影响。在影响因素方面,金融中介效率、产业结构与财政自给率的提高与优化有利于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率;而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会阻碍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率的提高。     

数字金融、银行竞争与流动性创造

数字金融的蓬勃发展对银行的流动性创造功能产生深远影响。本文运用2011—2020年我国200家银行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数字金融竞争会恶化银行负债质量,通过存贷协同效应抑制其流动性创造功能。在结构上,数字金融竞争压力会促使银行将传统存贷业务向同业和表外业务转移,加剧流动性创造分化。第二,在商业模式上,数字金融的“挤出效应”会抑制银行网点扩张,“创新效应”会促进手机银行发展,二者共同推进银行向数字化经营转型。在空间上,数字金融会促进银行分支机构布局调整,增加其对金融服务薄弱地区的金融供给。第三,“创新效应”能否发挥作用的关键取决于创新质量。银行的创新数量越多（广度）、技术更新越快（深度）,“创新效应”对流动性创造的促进作用越强。从长期来看,高质量创新有助于抵消数字金融冲击的负向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农村地区的金融排斥,实现了农村家庭的收入增长,改善了农村家庭资产结构,对于全面脱贫攻坚、实现共同富裕有着重要意义。研究利用2019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以及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对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以及其三个二级指标均能够优化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并可通过金融知识水平的提升实现金融资产的优化配置。从异质性的角度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东中部地区与高收入农村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优化作用更强。     

数字金融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实证分析表明,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农民创业,且该作用在东部地区和乡村地区更明显。从人力资本异质性来看,对于全国样本和中西部样本,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高学历农民创业,而对低学历农民创业无显著影响,但在东部地区数字金融对低学历与高学历农民创业均有促进作用。农民的金融市场参与度和使用互联网学习的频率在数字金融促进农民创业路径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因此,应积极开展教育活动,鼓励农民运用互联网学习相关知识,鼓励农民主动参与金融市场,激发其创业热情。     

普惠金融、数字鸿沟与共同富裕——基于农村相对贫困缓解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

[摘要]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从农村相对贫困缓解的视角运用Probit模型实证检验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传统普惠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都能够显著缓解农村相对贫困,进而促进共同富裕。但是,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相对贫困的缓解作用要弱于传统普惠金融;传统普惠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都能够通过促进农民创业和改善农民风险偏好来缓解农村相对贫困;互联网使用和金融素养数字鸿沟的存在是造成传统普惠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相对贫困缓解效果差异的深层次原因。     

金融素养对农村居民银行理财产品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本文基于陕西省农村居民调研数据,采用离散选择模型量化分析了金融素养对农村居民银行理财产品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显示: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水平较低,仅有8.1%的农户购买了银行理财产品;金融素养与农村居民银行理财市场参与率呈正相关;金融素养能显著提高农村居民购买理财产品的概率;接入互联网以及从事商业经营能显著提高居民的理财参与率。因此,应积极开展农村地区金融知识普及工作,提高居民金融素养,优化农户银行理财行为决策,进而提高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教育代际流动、数字金融发展与家庭返贫风险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和北京大学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构建Probit模型,实证研究了教育代际流动对家庭返贫风险的影响,并引入交互项考虑数字金融在其间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教育代际流动可以有效降低家庭返贫风险,教育代际流动性越高,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越低;数字金融发展对教育代际流动的减贫效应具有促进作用,但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在父代教育背景较低的群体中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金融科技可以缓解农民相对贫困吗？——基于正规金融视角

金融科技的蓬勃发展为缓解农民相对贫困提供了新动能,探索相对贫困的数字化治理路径,对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相对贫困的长效治理机制意义重大。本文基于百度指数平台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实证检验金融科技对农民相对贫困的缓解作用,并从正规金融视角探讨其中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金融科技进步显著缓解了农民相对贫困。（2）从影响机制来看,金融科技打破了传统金融的“二八定律”,发挥了长尾效应,使更多农民获得正规金融支持,进而缓解了农民相对贫困。（3）异质性分析表明,金融科技对一线城市、文化程度较高和低年龄段农民的减贫效果更为显著。本文建议政府大力发展金融科技,鼓励银行间的良性竞争,完善农村金融环境与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农民金融知识普及,加快破解“三重鸿沟。     

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与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基于数字普惠金融和社会网络的维度北大核心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RIF)等回归方法,检验作为正式制度的数字普惠金融、作为非正式制度的社会网络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和社会网络均能显著缓解农户收入差距矛盾,总体效应明显,但对于高收入和低收入农户群体的结构效应不显著;第二,农户家庭的社会网络在农村金融和收入分配中发挥的作用具有两面性,其信息传递和风险分担功能有助于缓解农村信贷约束,缩小农户收入差距,但信贷资金分配向社会网络资源丰富的高收入农户群体倾斜,会弱化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家庭收入差距矛盾改善的缓解作用。上述研究结论带来的启示: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服务要增强对不同层次收入农户群体的针对性和可及性,着重服务农村低收入群体;农村普惠金融在数字化进程中要注意保持“乡土”特色;数字普惠金融在善用农村社会资本和避免村民社会网络的逆向影响中需要仔细权衡,力求达到最优效果。     

数字金融、金融素养与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指数,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数字金融能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产生正向影响。从数字金融的不同维度展开分析,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程度均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有积极作用,其中数字金融的使用深度影响最大。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能够影响城乡家庭金融资产选择,但其影响存在异质性。具体表现为对城市家庭金融资产选择深度的正向影响较大,而对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广度的积极效应更强,并且对于青年户主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正向影响更大。从中介机制分析的结果来看,数字金融可通过提升投资者的金融素养水平来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产生正向影响。最后,本文从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健全数字金融监管体系、创新数字金融产品服务、加强个人隐私数据保护、培育正确投资理财意识、努力提升数字金融素养等层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促进农户增收的有效性研究

自2016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通过《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以来,数字普惠金融就在我国快速发展。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深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全国层面上,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增收的影响显著为正,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使农民群体拥有平等的享受金融服务的权利,并改善其收入状况。但存在明显的地区异质性,表现为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地区促进农户增收的效果并不明显。此外,金融认知水平和互联网使用深度是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