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

债券市场是我国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有效防范债券信用风险是在深化资本市场改革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利用中国省级行政区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探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提高企业债券信用利差水平。机制检验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提升企业违约风险和提升发债企业与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两条途径提高企业债券信用利差水平。异质性检验发现:相较于我国东部地区企业债券、国有企业债券及有担保债券,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中西部地区企业债券、非国有企业债券及无担保债券信用利差水平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     

不确定性带来观望+期待空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债券利差的影响

本文将债券利差分解为流动性和信用利差两部分,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强反而会降低我国债券利差,具体的,增大了流动性利差,但降低了信用利差。不确定环境下,债券投资者,一方面更倾向持仓“观望”获得票息收益,使债券流动性变差;另一方面又“有限关注”于公共信息,而忽略微观个体的异质性风险,且出于政策托底的惯性思维,对政策利好报以“期待”,导致债券信用利差减小。该效应在熊市时,以及对国企债券更显著,但背后隐藏的风险会滞后释放。     

违约风险与流动性风险对债券利差影响的交互效应

本文基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违约风险、流动性风险和风险交互均会对债券利差产生影响,其中风险交互对债券利差的影响最强,提高了流动性风险与违约风险对债券利差的边际效应。通过分析不同违约风险与流动性风险组合下的风险交互对债券利差的影响差异,发现风险交互效应与违约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的风险等级不存在必然联系,中（低）风险组合的债券可能存在高风险交互效应,因而在受到负面冲击时可能发生实质性违约。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贷款成本

基于大样本微观银行信贷数据,本文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的银行贷款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导致企业的银行贷款成本增加,且使得在中小型银行贷款的企业成本增加更多。异质性分析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对受政策因素影响较大的企业如小微企业、私营企业等的银行贷款成本的影响更为明显。进一步,对企业的银行贷款违约风险的研究发现,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企业的银行贷款违约风险反而降低。这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使得银行选择风险评级更低的贷款,符合谨慎性动机。本文研究结论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时,银行“自我保险”动机的增强使得企业的银行贷款成本增加,这在中小型银行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同时也更多地转嫁给中小企业。本文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宏观经济波动等的研究提供了微观解释机制,并揭示了政府经济政策的一致性、稳定性对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作用。     

信息不对称与债券信用利差的实证研究

中国企业债券市场较小,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是一个重要原因。企业债券发行者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投资者面临着较高的收集信息的费用,导致投资者承担更大的风险而要求更高的回报,从而推高发债企业的信用利差。本文对发债企业和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与中国企业债券信用利差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发债企业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与债券信用利差显著正相关。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意见分歧与股价崩盘风险

基于中文媒体构建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效果和机制。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会显著加剧股价崩盘风险,这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崩盘风险的诱因之一。通过对影响机制检验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正向作用,随着投资者意见分歧的增加而加强。在宏观经济良好时期,非国有股权和规模较大的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并未明显加剧股价崩盘风险,甚至起到了缓解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     

产学研合作与债券信用利差

为研究产学研合作对债券市场投资者的影响,本文借助手工搜集的产学研合作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对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进行研究发现,产学研合作有利于抑制债券信用利差,提高企业创新效率、降低企业风险是产学研合作作用于债券信用利差的有效路径。进一步地,对于合作深度较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大的企业以及吸收能力较强的企业而言,产学研合作对于债券信用利差的抑制作用可以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本文构建了产学研合作与债券信用利差的关系,可以为企业创新决策与债券市场治理提供参考。     

高管持股、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绿色投资

选取2011-2017年我国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考察了高管持股对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持股与企业绿色投资间呈现倒U型关系.即高管持股存在一个临界值,当低于临界值时,高管持股能够发挥利益协同效应,促进企业提高绿色投资;当高于临界值时,高管持股会引发壕沟防御效应,削弱企业绿色投资.进一步考察外部环境后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下减少了高管持股对企业绿色投资的利益趋同效应,但政府环境规制下扩大了两者间的利益趋同效应.     

看不见的风险——探究信用利差之谜

实证研究发现,用历史违约率与股票风险溢价校准模型参数得到的收益率价差远远低于现实中的价差水平,实际价差与模型得到的理论价差之间的“缺口”被称为“信用利差之谜”。论文《动态模糊性、信用利差与股权溢价》(Time-Varying Ambiguity, Credit Spreads,and the Levered Equity Premium)从新的风险角度对这一谜题做出了回答。     

信用利差相关因素的分解探析

信用利差通常指同期限的信用债与国债收益率之间的差值。早期的研究把信用利差单纯地解释为信用债违约风险的补偿,并通过信用利差的变化推断企业违约概率的大小。不过后来的研究发现,信用利差实际上大大高于违约损失,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对于信用利差的解释方式。从市场的实际情况也可以看出,有些财务状况更好的企业反而需要承受更高的信用利差,而即使是相同评级的债券,信用利差的差距也可能相当之大。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声誉机制与信用评级

本文以2007-2019年我国企业债券为样本,采用有序Probit回归模型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信用评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会促使评级机构显著降低信用评级,这种影响因产权性质存在显著差异,而且在债券市场刚性兑付被打破后更为显著;(2)声誉机制对上述影响产生积极的调节效应,声誉受损或声誉水平较高的评级机构会更加谨慎地评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效应。基于此,政府应合理管控政策的出台和调整以增强社会预期,监管机构要不断强化对评级机构的监管,促使评级机构提高信用评级的质量。     

债券违约聚集、风险传染与企业流动性管理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方法,研究中国发债上市公司在流动性冲击下的企业现金持有、流动性工具选择以及传导机制。研究表明:流动性冲击下,债务依赖度高的企业会增持现金进行流动性管理而非利用银行授信;国企和公司治理能力强的企业在面临流动性冲击时会增持现金;企业在面临流动性管理时会考虑自身抵押贷款能力而非破产风险。企业在流动性困境中应增强对现金流的管理,提升资产抵押和公司治理能力;商业银行应实行抵押资产多元化,充分发挥银行授信作用。     

银行账户利率风险框架下的信用利差风险监管研究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信用利差巨幅波动造成的损失对银行偿付能力产生了冲击,而一些银行在交易账户和银行账户之间进行的监管套利,也影响了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危机之后,这些问题引起了国际监管组织和各国监管当局的关注。本文对信用利差风险的识别、计量和资本监管改革等进行了探索,分析了我国商业银行信用利差风险计量和管理面临的挑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政策建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冲击研究

本文基于2005年1季度至2021年2季度数据,从金融稳定来源出发,选取13个基础指标构建我国金融稳定指数。进一步运用SV-TVP-VAR模型研究内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冲击的影响。研究表明：2005年以来,中国金融稳定运行呈现总体下降、局部振荡的变化特征且3个阶段性特征明显,并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时下探至最低点。从溢出效应看,内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均会产生相互溢出,但输入效应大于输出效应。从冲击效果看,内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升均会对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冲击,但存在冲击强度、影响时滞方面的结构性差异。     

债券评级分析师任期、债项评级和信用利差

基于2008-2019年长期信用债数据,本文实证研究发现:评级分析师任期越长,信用评级越低;较长的分析师任期能够影响评级准确性,降低"未能预测违约"的第Ⅰ类错误,增加"错误违约预警"的第Ⅱ类错误;相比于短分析师任期,长分析师任期能够增强信用评级对信用利差的降低作用.本文还发现,相比于未被投资者付费评级机构评级的债券,投...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营运资金融资决策

伴随着中美贸易之间的摩擦持续,国内经济结构化调整,当前我国的经济政策处于频繁的波动时期.微观企业将如何应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进行营运资金融资决策,事关企业生存与发展.以2007～2018的A股非金融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营运资金融资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商业信用的利益相关者,面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会对企业进行信用配给.伴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企业难以利用营业活动的自发融资,将面临更大的营运资金净需求缺口.为弥补营运资金净需求缺口,企业在营运资金融资决策时,在综合考量风险与成本后,会减少较高财务风险的短期金融性负债的比重,而选择较为稳健的营运资本.此外,伴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企业的狭义和广义商业供给与需求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外汇风险对冲与金融市场稳定——基于股价崩盘风险的视角

本文以2009-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企业外汇风险对冲对金融市场稳定的影响,并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两者间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外汇风险对冲能抑制股价崩盘风险,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时作用越强。机制研究表明,外汇风险对冲通过发挥“资源效应”和“治理效应”抑制股价崩盘风险,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促进了“资源效应”的发挥。当企业国际化程度较高、高管有金融背景、内控质量较高或受分析师关注度较高时,外汇风险对冲的作用更明显,国际化程度较高、高管有金融背景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