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激励、产权性质与非效率投资行为

本文以2011~2016年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对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以及不同产权性质、不同激励程度下该影响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在我国资本市场中,相较于投资过度现象,投资不足问题更为严重。第二,股权激励对投资不足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且投资不足程度越高股权激励抑制作用越显著;股权激励会加剧投资过度行为,且投资过度程度越低股权激励加剧作用越显著。第三,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实施股权激励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较弱。     

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及影响因素研究述评——基于内生性视角

本文基于委托代理、内部人控制等股权激励相关理论,对国内外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进行了分析,发现即使按所有权性质进行区分,将公司划分为国有和非国有,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尚无一致结论。从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和股权激励契约结构两方面,研究了为什么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以期对解开我国股权激励如何对公司价值产生作用黑盒提供参考。     

股权激励、股权性质与预算松弛

选择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股权激励与预算松弛的关系,并进一步探寻股权性质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股权激励对预算松弛存在显著影响,股权激励强度越大,预算松弛程度越低;在国有企业中,股权激励对预算松弛的影响不显著,而在非国有企业中,股权激励对预算松弛的影响很显著.因此,建议政策制定机构积极引导和发展股权激励制度,并在国有企业中积极推行股权激励政策.     

研发投入、产权属性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文章以2008-2012年沪、深两市A股1 655个样本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上市公司研发投入、产权属性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非国有产权性质企业研发强度高于国有性质企业;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与企业当期绩效呈负相关关系,在非国有企业表现明显,而在国有企业研发强度对当期绩效影响不大.     

企业扶贫与财务绩效关系研究 ——基于股权集中度的调节作用

文章以2016—2018年参与扶贫的深沪两市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企业扶贫与财务绩效的关系,以及股权集中度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企业扶贫对财务绩效有促进作用且股权集中度在两者间起反向调节作用;在以产权性质分组回归中,企业扶贫对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仅在非国有企业间显著,并且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股权集中度的调节作用更为显著.     

金融股权关联、产权性质与研发投资北大核心

基于资源依赖理论视角探究金融股权关联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机制,并比较这种作用机制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的差异,通过2007~2017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金融股权关联可以促进企业进行研发投资,而且持有金融机构股权比例越高,这一促进作用越大;相较于国有企业,金融股权关联对企业研发投资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金融股权关联主要依赖债务融资路径和公司治理路径促进企业进行研发投资,但权益融资路径并不显著。     

内源融资、投资活动与企业绩效 ——基于智能制造企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发行在深沪A股的智能制造上市企业2013—2018年的财务数据为研究样本,借鉴温忠麟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运用Bootstrap方法探索了智能制造企业创新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两种投资活动在内源融资与企业绩效关系间是否存在中介作用机制,并区分了在产权性质不同的企业中投资活动中介效应是否存在异质性.研究表明:创新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在内源融资与企业绩效间存在多重中介效应,在全样本中创新投资的中介效应强于固定资产投资,国有企业中创新投资的中介效应强于非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中介效应强于国有企业.     

股权激励强度谁主沉浮？——基于不同控制环境下的高管权力与能力视角

选取2007—2016年沪市A股与深市主板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高管权力、高管能力以及产权性质对企业股权激励强度在授予阶段和行权阶段等不同控制环境下的影响,结果表明：（1）在授予阶段,高管的权力越大,授予的股权激励强度越大,高管权力对股权激励授予强度的正向影响大于高管能力;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中高管权力越大其被授予的股权激励强度越大。（2）在行权阶段,高管能力越强,其越有可能达到行权所设定的业绩目标,解锁行权的股权激励强度越大,高管能力对股权激励解锁行权强度的正向影响大于高管权力;高管年薪对高管股权激励行权强度能够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在既定的股权激励业绩目标下,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中高管权力越大其行权的股权激励强度越大。     

股权性质、市场化进程与债务期限结构

文章以2004～2005两年共1981个样本数据,检验了股权性质、市场化进程对公司债务期限的影响.研究发现,非国有上市公司与国有上市公司的长期负债率并无明显差异,说明股权性质对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并不显著;研究同时发现,与实际控制人性质为非国有的公司相比,实际控制人性质为国有的公司中市场化进程与债务期限结构的负相关性更显著,说明市场化进程对国有企业的影响更大.     

高管激励、R&D投入与高新技术企业绩效——基于内生视角下的研究

基于内生视角,选取2009—2017年A股中小板块的高新技术企业数据为研究样本,以附加价值的资本增值率来衡量企业绩效状况,构建联立方程组模型,实证分析研发投入、管理者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对高新技术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薪资激励对R&D投入和企业绩效均存在倒U型关系,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正相关,与R&D投入存在倒U型关系,R&D投入对当期企业绩效存在负向影响,但其对企业绩效的滞后效应为正。进一步研究发现,上述结论在民营企业中普遍存在,而在国有企业中并不明显。     

管理者激励对企业创新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以2015—2020年中国A股734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DEA模型测度企业创新投资效率,利用面板Tobit模型实证检验管理者激励对企业创新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企业的纯技术效率表现较为优异,但综合创新投资效率总体不高,创新投资规模效应的优势尚未充分发挥;薪酬激励显著抑制了企业的创新投资效率,股权激励影响不显著;在职消费激励和职位晋升激励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创新投资效率。企业产权性质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管理者激励对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投资效率表现为薪酬激励的抑制作用,而对国有企业则表现为薪酬激励的抑制作用和职位晋升激励的提升作用。研究结论对提升企业创新投资效率、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企业交叉上市与非效率投资的相关性研究——来自中国“A+H”股的经验数据

企业交叉上市由于面临着更为严苛的信息披露与法律监管,能改善公司内部治理水平与外部治理环境。通过2008—2012年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交叉上市能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进一步从股权结构的视角考察交叉上市对非效率投资的治理作用发现:企业的股权性质与股权集中度均能对交叉上市的治理效应产生影响。与国有企业相比,交叉上市对非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更为显著;与国有相对控股企业相比,交叉上市对国有绝对控股企业投资不足行为的缓解作用更为显著。     

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影响研究

文章选取2011—2015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并比较了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的不同效果,同时考虑到国有上市公司的特殊性,结合股权性质检验了股权激励对国有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影响的不同。研究表明,股权激励能够有效缓解上市公司所有者与管理层间的委托代理问题,抑制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限制性股票激励的效果要优于股票期权激励,且这种效果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更加显著。     

企业家精神与非效率投资——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

以熵值法构造企业家精神指数,研究其对不同产权性质和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家精神可以显著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且抑制程度在企业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具有异质性;企业家精神对于非效率投资的作用会受到企业产权性质的影响,具体来说,对于国有企业,企业家精神的作用主要体现为抑制过度投资,而对于非国有企业,主要体现为改善投资不足。进一步研究发现,适度的产品市场竞争有利于企业家精神对于抑制非效率投资作用的发挥。     

股权结构、营运资本与企业创新——以我国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为例

文章以我国高新技术企业为例,探索不同性质的股权结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股权结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不同,非国有控股上市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更高,而国有控股上市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相对较低;营运资本在企业创新中起到平滑作用,并且营运资本对国有企业的平滑作用更明显。分析认为,非国有企业相对国有企业创新强度更强,因此,对于高新技术等竞争性更强的行业,通过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借助市场的力量激励企业研发投资;营运资本对企业创新具有一定的平滑作用,但营运资本只是企业的短期资本,对研发投入等长期投资应该加大长期资金投入,如设立创新基金、减税等。     

创业板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机制对R&D的影响分析

创业板上市公司是我国高成长性中小企业和高技术企业的代表,股权激励是公司治理中影响企业绩效及技术创新活动的重要因素。文章在回顾前人文献的基础上,对创业板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机制对技术创新研发投入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机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研发投入水平负相关,在现行状况下应进一步弱化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对董事会和公司管理层的股权激励,进一步分散股权,以促进企业的长期发展和研发水平的提高。     

董事会结构、产权性质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基于制度环境视角

选取2008—2015年间沪深A股上市公司,研究不同产权性质下董事会结构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成员规模较大的情况下,企业将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但尚未发现独立董事成员数量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由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不同,董事会结构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的影响差异较大,董事会成员规模、独立董事所占比重在非国有企业中对社会责任履行水平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在国有企业中,尚未发现董事会成员规模、独立董事所占比重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存在显著影响,制度环境上的差异导致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动因不同于非国有企业,相关部门应当把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作为国有企业决策人员考核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化对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监管。     

浅析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类型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管理层股权激励已经在各国的管理实践中得到广泛的运用,企业委托人为了解决与代理人之间的矛盾,对管理层采取了这种长期激励的方式。同时,管理层股权激励的效用可以用企业绩效来测度,因此,管理层股权激励应与企业绩效挂钩。本文分析了上市公司中的股权激励类型及优缺点,并对各种股权激励模式对企业绩效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研发投入、税收筹划与企业绩效

以2013—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经实证研究发现,增加研发投入通常会提升企业的绩效水平,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呈线性变动关系,区别产权性质后,发现非国有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更为显著,税收筹划对研发投入提升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     

产权性质、股权再融资与真实盈余管理

采用A股上市公司2003—2011年的数据,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背景下真实盈余管理活动与公司业绩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在股权再融资期间均有实施真实盈余管理的倾向,且国有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水平高于非国有企业;真实盈余管理会导致上市公司再融资后业绩变差,且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的业绩下滑更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