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研究

在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制度中,犯罪是对社会关系的侵犯,对犯罪的追诉权利由国家行使,由此导致对被害人人身、财产及诉讼权利的设定与保护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犯罪行为的直接受害者在国家社会利益的名义下被边缘化,其被侵犯的合法权利往往难以得到有效回复,亟待构建相应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以解决上述问题。     

外国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制度简析

自国家公诉制度建立以来,不论法学理论研究,还是司法实践,一直都以刑事被告人权利救济作为研究的主题,极少从保障刑事被害人权利的角度进行考察。直到二十世纪中叶,被害人学的兴起和人权保护在世界范围的蓬勃发展,对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才逐渐引起法学界的关注。相比西方发达国家,我国在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制度方面的缺失,已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和探讨。因此,研究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制度设计,对建立我国相应的制度必定大有裨益。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探析

应该尽快对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进行立法,并制定统一的补偿原则和标准。同时,对补偿程序进行严格规范。从而使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走入国家法制发展轨道,对刑事被害人予以更加全面和周到的保护。     

被害人视角下的刑事和解制度探析

刑事和解制度源于中国的和合文化,并在刑罚轻缓化和行刑社会化的国际趋势下,己经成为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刑事纠纷解决的新机制,它能够克服以国家追诉为原则和以监禁刑为中心的传统刑事司法的缺陷,并且在实践中彰显出良好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论我国内部刑事司法环境的问题及完善

刑事司法环境是刑事司法活动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刑事司法活动只能在一定的司法环境中运行和发挥作用,同时刑事司法环境也必须通过刑事司法的实践活动才能得到更好的改造.内部刑事司法环境是刑事司法机制运行过程中所拥有的条件结构和状态.当前我国内部刑事司法环境仍存在诸多问题,应规范刑事司法标准、刑事司法程序和刑事司法行为,构建刑事司法权良性运行机制.     

浅论刑事被害人的国家补偿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是指对因遭受犯罪行为侵害,但无法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获得赔偿的刑事被害人以及依赖其赡养或抚养的人,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给予其一定物质补偿的一种法律制度.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具有补偿对象的特定性、补偿的物质性,即该补偿仅限因犯罪而引起的物质损失,不包括精神损失、补偿的程序性、补偿的有限性等特征.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对象包括刑事被害人以及依赖其赡养或抚养的人,且应当满足一定的条件.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应当以物质补偿为主,且应当根据我国的国情确定补偿的标准及程序.     

构建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世界很多国家都已建立了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近年来我国学界和实务界对此关注度也很高,部分地区已经开展了试点工作,但在全国推广还迟迟不能进行,学理争议、现实的困境、制度困境是主要的制约因素。笔者建议确立社会福利说为基础的被害人补偿制度,限制补偿对象的范围,严格补偿条件,扩大补偿金范围,规范补偿程序,力求为我国建立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寻找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     

公众对刑事司法活动的影响

随着法治进程的发展和大众传媒技术的极大进步,公众对司法活动的热情和参与也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公众对司法机关活动的参与,一方面能够使司法机关所进行的各项司法活动处于大众的监督之下,从而有效的遏制了徇私枉法行为的发生,减少了冤假错案;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大众的过多参与,使得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欺骗手段来误导公众的视听,使公众对某些案件发表一些错误的评判,从而带给司法机关一些无形的压力,使其不能独立地进行刑事司法活动。     

论以被害人保护为中心的修复性司法

修复性司法是上世纪70年代开始发展起来的新兴司法理念,重在修复犯罪人、被害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而被害人保护更是修复性司法的中心所在。被害人角色被遗忘的现状客观上要求以被害人保护为中心的修复性司法制度的建立,刑事和解制度和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连理和完善就成了题中之义。     

性别与法律：刑事司法中的女检察官

刑事诉讼中的检察官制度并非与刑事诉讼活动同时产生,为了破除纠问制下法官权力的无所限制和被告人无所防御的弊端才创设了检察官制度。在控诉原则的指导下,检察官担任控方进行追诉犯罪和保障人权的活动,而这一活动的强力需求与传统女性的刻板印象格格不入。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女检察官数量不断增加的现象与刑事司法理念的多元化发展之间呈现出相互促进的趋势,而女检察官在工作中对性别特征的刻意回避进一步说明了女性在刑事司法场域中仍然呈现出一种迎合的姿态。在多元化的诉讼理念取代单一的惩罚观念之后,更应注重对女性经验的运用,以实现关怀伦理对公正伦理的补充。     

我国刑事和解问题探析

导言刑事和解是我国近年来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种以协商合作为基础的较具本土化色彩的刑事案件解决方式。所谓刑事和解是指在加害人认罪和被害人自愿的基础上,经过加害人和被害人直接交谈、协商,最后由加害人道歉、赔偿,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国家专门机关便不     

开展检察救助凸显司法关怀——福清市人民检察院建立特困刑事案件当事人救助专项基金制度的经验做法

刑事司法救助基金在我国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概念,其制度的构建目前尚处于探讨、摸索的阶段。党的十七大提出保障与改善民生、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强调,检察工作必须做到＂五个始终＂,其中第三个是：始终注重和改善民生,     

金融刑事司法机制的专业化路径及问题探讨

在金融资源集聚区域,金融刑事司法机制专业化改革成为当地司法机关的重要课题。本文分析了金融刑事司法专业化改革问题缘起的背景,提出了金融刑事司法机制专业化的路径,并对专业化改革中存在的缺少内在理论支撑、专业化选择或培训标准偏差、专业化的内涵以及司法权能的界限和借鉴因素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思考。     

刑事和解制度在中国的本土化之路

随着时代的变迁、观念的更迭,被害人的地位经历了一个由高到低再到高的＂过山车＂的发展过程,被害人地位的不稳定也直接导致了其合法权利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保护。刑事和解制度是以对被害人利益保护为中心的新型刑事纠纷解决方式,其必须在充分有效地保护被害人的基础上进行自身理论的完善及在各国的本土化。刑事和解制度在中国的确立还需要一个过程,目前我国尚不具备建立刑事和解制度的条件。     

建立刑事被害人社会保险制度的思考

犯罪事件往往给被害人及其家庭造成惨痛损失。据统计,大约有80％以上的被害人无法实际获得赔偿。换言之,有很大一部分被害人面临经济困境,无钱治病,甚至无钱维持生活。为了维护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学者们提出了许多解决办法,比如完善刑事损害赔偿制度,设立国家补偿制度等。     

论刑事和解制度在中国的命运抉择

刑事和解,是西方社会孕育的恢复性司考理念下产生的一种新型的刑事犯罪解决的方式。随着我国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的一次次的引入和实施,尤其是在我国刑事诉讼改革进程进入瓶颈期的此时,是否该制度的引入会使得我国刑事法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些都是我国现在面对的挑战与抉择。而本文拟将刑事和解制度对中国的传统、现存法律制度及司法实践操作中的挑战来进行分析。最后,笔者由此入手来理性分析刑事和解制度在中国的命运该如何抉择的见解。     

期待可能性理论引入我国刑事司法的若干思考

期待可能性理论对行为人本身进行关注,就人性的脆弱给予尊重和宽容,体现了谦抑宽和的刑法精神。在结合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际的前提下,有选择性地将其引入到我国既有刑法理论研究体系中来,对缓解我国司法实践中面临的情理与法冲突无所适从的尴尬局面有着积极意义。     

证券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问题研究

在我国,证券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并不畅顺,大部分符合刑事追诉标准的案件仅被处以行政处罚,造成违法成本的低廉。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刑事与行政证明标准的差异,证据转换的困难,专业知识上的阻隔,以及监督的缺位等。建议通过推定方式转移公诉机关指控特殊类型证券犯罪的部分举证责任,减轻公诉机关的举证负担;根据不同证据的特点,完善行刑衔接证据转换规则;加强证券监管机构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沟通协调,建立信息共享及工作交流机制;增强规范执行力,确立有效的案件移送监督制度。     

试述我国刑事司法中人权保障存在的问题

本文仅从刑事司法人权保障制度的不足方面以及完善的对策等方面略陈己见。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思考

近几年,随着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的相继出台,我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的各项制度已经初步建立,并在实践中取得了明显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