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募基金挖掘了股票市场异象吗？

公募基金是我国重要的机构投资者之一,分析其投资逻辑对理解机构投资者行为和公募基金的选择至关重要。基于2005年至2019年主动管理偏股型开放式基金数据,本文检验了公募基金对A股市场87个异象因子的挖掘。为解决因子维度过大问题,本文采用非参方法从87个异象因子中提取有效信息的综合指标A-Score,并根据基金持仓构建基金的异象投资指标AIM(Anomalies Investing Measure)。结果显示:(1)中国公募基金挖掘了市场异象;(2)利用AIM可以选择表现更好的基金,并能获得0.45%的月度多空组合收益;(3)基金经理的选股能力、风格选择能力和风控能力是其挖掘异象收益的主要来源;(4)异象挖掘可以为基金带来长期资金流,同时也缓和了市场的错误定价。     

基金的主动性管理提升了业绩吗？北大核心CSSCI

基金经理能否通过主动性管理提升业绩,这是实务界和理论界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利用开放式基金2005～2009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将容易获得的跟踪误差和R^2综合为复合主动性指标(Composite Active Index,CAI),可以作为主动性管理能力的测量指标;在我国使用包括了完整的上升和下降阶段的时间段(两年)作为测量主动性的估计期是恰当的;主动性确实能够作为基金未来业绩的预测指标,即基金经理通过主动性管理显著地提升了基金业绩。     

社保基金管理“谋变”

2011年度,社保5项基金收入252万亿元,同比增长30．3％,高于“十五”“十一五”平均值,创造近年新高。“十二五”开局之年,基金管理可谓“开门红”。然而经济下行的压力,以及社保审计发现的问题,都让管理者们把眼光放得更为长远,并开始了新的思索,主动“谋变”。     

FDI与公共支出促进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大部分研究认为FDI或公共支出分别独立的对经济增长发生作用,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很少将两个因素放在一起研究它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通过建立一个含有FDI和公共支出的动态模型,其中把FDI作为技术进步的原因,利用我国1986-2003年的面板数据,分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两个样本对公共支出和FDI促进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公共支出在两个样本中对经济增长都有促进作用,而FDI在中西部地区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明显。     

财政压力会影响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吗？——基于CFPS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将财政压力、财政支出结构与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以2010年教育支出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年的数据,运用AF法对家庭多维相对贫困进行测度,采用双重差分（DID）实证检验了因教育支出改革而形成的财政压力对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加剧了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从财政支出结构来看,农村民生性支出在两者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农村生产性支出未起到遮掩作用。从异质性来看,财政压力对财政能力较弱地区影响更加明显;财政压力对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随着贫困程度的加深而逐渐扩大,在k取值大于0.33时影响减弱。本文对于地方政府在财政压力下的农村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人民币基金采用公司制还是合伙制？

“成立人民币基金,用人民币基金投资”。这可以说是2007年投资市场最热门的话题了。然而,这种“热”只是“预热”,还不是真正的“热点”。因为无论从基金模式还是操作细节都还只是摸着石头过河,并没有成型和形成定式,很多操作细节还处于一种探讨与摸索之中。     

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弥补与经济增长

本文构建一个包含财政支出和公共债务的世代交叠模型,以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弥补为核心内容,考察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探讨采用何种基金缺口弥补方式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研究发现,若采用财政补贴方式弥补基金缺口,生存概率上升和生育率下降均提高经济增速;若采用发行公债方式或两者兼用方式弥补基金缺口,当人力资本产出弹性较小时相应结论不变,反之则经济增速随生存概率上升呈倒U型变化趋势,随生育率下降而提高。基金缺口弥补方式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制度因素,人力资本产出弹性较小时发行公债方式下的经济增速最高,反之则为财政补贴方式。结合我国现实,本文认为政府应探索包括发行公债在内的多种基金缺口弥补方式以更好地应对人口老龄化,实现经济长期较快增长。     

有健康才有未来——管理好基金更要管理好健康：流动性拐点来了吗？

今年上半年,货币供应增速再超预期,M1和M2纷纷创下近几年新高。据央行最新数据统计,上半年,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28．46％,增幅比上年末高10．64个百分点;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为19．32万亿元,同比增长24．79％,增幅比上年末高15．73个百分点。与一季度相比,M1与M2增速剪刀差有所回落,表明资金持续正流向实体经济,经济活跃度增加。     

资本技术构成、政府财政支出与贫困县域经济增长

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采用1997-2018年中国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以及已明确实施特殊扶持政策的三地州等共计658个贫困县域数据,分析了资本技术构成变化和政府财政支出对贫困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脱贫攻坚战是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具体体现,贫困县域财政支出增加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处于"U"型曲线的右端,表明政府能有效促进贫困县域的经济增长;贫困县域所面临的"贫困陷阱圈"窘境使其资本技术构成未能有效地驱动该地区的技术进步,其资本技术构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仅存在水平效应而没能发挥其技术增长效应.本文的研究结果对推进贫困县域经济持续增长以及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有重要政策启示.     

政府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基于分位数回归模型

在生产函数中引入政府支出变量,采用1992-2011年相关时序数列,对政府公共支出规模、资本、劳动人口和经济增长变量进行协整和分位数回归,研究发现,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在经济增长变量各个分位上,资本呈“一”字型、劳动呈“V型”促进经济增长;而政府支出规模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且经济增长变量在0,1和0,9这两分位时,这种阻碍力度越大。     

利差对热钱重要吗？

虽然2010年12月26日加息如期而至,但关于在美国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仍然无限接近于0的情况下,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的国际资本（在不严格的日常用语中,人们称之为“热钱”）流入压力本来就已很大的担心并没有结束,即如果我国持续加息,中外利差的进一步拉大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这种压力,使国内流动性管理更加困难,     

财政竞争、地方政府政策选择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分税制背景下财政分权体制使得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激烈的财政竞争,其典型特征表现为税负、公共投入支出和公共服务支出三种政策工具之间的策略互动,从而影响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基于1997～200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估计交互项系数的符号,结果发现:地方政府的三种政策工具是相辅相成的;交互项的作用也存在着地区的差异;税负、公共服务支出和公共投入支出对经济增长有着不同的边际影响。     

内生增长理论对政府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解释——来自中国1952—2011年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y）分析政府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Barro（1990）提出的框架,但采用Arrowand Kutz（1970）提出的方法,将公共投资通过直接资本形成增加资本存量,形成内生经济增长,并采用Ramsey-Cass-Koopmans（1965）模型的基本假设,利用1952—2011年中国时间序列数据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政府公共物质资本投入及政府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均具有正效应,但政府公共物质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微弱,而政府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效应较大。同时还验证了政府物质资本投入并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Granger Cause）,而政府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Granger Cause）,且影响滞后并持久,教育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长期渗透的。     

打开非洲增长之门——迫切需要人道主义援助，但援助难以成为增长的引擎

如果富裕国家真正遵守其最近关于大幅增加对非洲援助的承诺，结果会很具戏剧性。我们将看到援助额翻三番，许多国家每年接受的转移支付相当于其GDP的20％甚至更多。这种援助若坚持10到15年，可帮助非洲达到联合国千年     

从"公"与"共"的异同看公共管理的基本特征及其实现形式

文章从理论与实践两个角度区分了“公”与“共”的异同,由此出发把公共管理的基本特征归纳为管理主体的多元化、管理基础的社会化、管理结果的责任性及管理过程的互动性等四个方面。最后,建立在公共管理基本特征基础之上,提出治理是公共管理实现的最佳形式。     

你的房贷7折了吗？

进入2009年,一个非常新鲜的名词“存量房贷”应运而生。“你的房贷7折了吗？”成为“房奴”流行的问候语。虽然普通老百姓大多不知“存量房贷”为何物。但这一名词也能耳熟能详。其实,存量房贷是指2008年10月27日房贷新政出台前发放的个人住房贷款中尚未还清的部分。诚然,对于“房奴”来说。“能不能享受央行出台的这项政策,给自己的房贷利率打7折？”的确是值得关心的一个问题。     

基金投资行为能够预测经济吗？ ——基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实证检验

股市作为经济的晴雨表,基金因其投资行为的专业化被投资者所青睐,那么股票型基金在构建投资组合时是否会依据实体经济呢？本文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通过构建非平衡动态面板模型,实证检验我国基金超常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基金投资行为对经济增长的预测作用。研究结果显示：从宏观层面来看,基金发展规模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增加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从行业层面来看,基金的行业持仓增加,则经济预期出现向好局面,表明基金具有一定的经济预判能力;从微观层面来看,预期经济上涨向好趋势时,基金管理人会在当期减持投资组合内的股票,并选择配置更多新股以寻求新的经济增长投资机会,这表明基金投资行为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资本报酬、收入分配与福利增长

中国政府不仅可以获得基于政府权力的强制性收入,同时还拥有土地、资源和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建立合理的国有资产配置和资本报酬分配机制,不仅可以对居民可支配收入产生直接影响,也能够为不断增长和变化的公共需求提供资源和资金支持,从而实现包括公共需求在内的居民总体福利水平增长。     

基金新规“新”在哪？

基金新规．旨在抑制短期炒作基金对基金管理人投资运作的影响及对长期持有人造成的损害,鼓励长期投资．并规范基金公司与销售机构之间的利益分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