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机理与实证检验

随着数字中国建设的不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在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章采用2011年—2020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表现更加明显；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3种作用渠道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因此，今后可从提升区域基础硬件设施水平、普及数字普惠金融理念、培养专业性金融人才等方面入手，进一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进而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金融发展门槛、FDI与区域经济增长方式

金融发展是决定东道国吸收FDI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文章梳理了FDI通过金融市场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和要素积累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并以金融发展为门槛变量构建门槛回归模型,既实证考察了FDI对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影响的门槛效应,也检验了FDI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国内投资和人力资本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随着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FDI对人均实际GDP的拉动作用会逐渐增加;在金融发展程度较低地区,FDI主要通过促进国内投资及增加物质资本积累来实现经济增长;在金融发展程度中等地区,FDI可以通过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两种方式来实现经济增长;在金融发展程度较高地区,FDI既可以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增长,也可以通过要素积累来实现经济增长。     

金融发展、对外贸易与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省域的证据

文章将金融发展、对外贸易与全要素生产率整合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中,考察了开放经济下金融发展在促进贸易规模扩大、贸易结构优化,并进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中的内在机理。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不仅能够促进贸易规模的扩大,而且还能促使贸易结构优化。但是从具体的金融指标来看,只有中长期贷款余额的增加和以存贷比表示的金融发展效率的提升才能产生贸易规模和贸易结构效应,而贷款总量的增加并不能产生这种效应。并基于这一结论,用金融发展对贸易影响的回归拟和值来考察全要生产率增长的情况,证明了金融发展通过对外贸易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的存在性,但这种效应只有东部地区才有,中西部地区有由于金融发展水平的滞后而不存在这种效应。另外这种效应的发挥主要也是通过技术进步渠道来实现的,其对技术效率的改善作用不明显。同时在实证检验中还发现,金融发展通过对外贸易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要受到各个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即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     

供给侧改革下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0年至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的时间序列数据,测算了全国全要素生产率,并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证实了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影响。通过误差修正模型(ECM模型)进行估计检验,结果显示:正规金融的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呈现负向影响。     

中国金融开放与高质量发展——以全要素生产率为视角

本文通过建立计量回归模型,对中国1991—2017期间的全要素生产率与金融开放等进行了实证回归分析。计量实证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金融开放、金融发展、研发支出、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出口等因素,均对全要素生产率有着正向的促进作用。金融开放不仅可以为一国提供所需的资金,而且还可以提供资金、技术以及管理经验等对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处在转型升级阶段的大国来说,我们需要加大金融开放的力度,从而促进我国的高质量发展。     

碳交易是否提升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以碳交易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从产业集聚角度探讨碳交易政策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碳交易政策通过技术进步促进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同时，阻碍了邻近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且在高层级城市表现的更为明显。分行业看，制造业集聚在碳交易政策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关系中起到U型调节作用，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以及两业协同集聚均能加强碳交易政策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调节效应，且协同集聚的促进效应更大。分地区看，东部地区以及大规模城市中碳交易政策的促进效果更好。据此，为加强碳交易政策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效应，本文提出要以技术进步与效率追赶双轮驱动为发展路径，建立城市间绿色发展的协作创新机制，重点加快推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进程，继续扩大碳交易试点范围。     

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研究——来自京津冀城市群的经验证据

绿色发展是推进京津冀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举。文章基于2006—2019年京津冀城市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方法实证分析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在正、负外部效应双重作用下，产业协同集聚对京津冀城市群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倒U”型影响，同时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该影响效应存在产业异质性，制造业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更强的作用效果以及更高的拐点值，且产业协同集聚能够通过绿色技术效率及绿色技术进步“双引擎”作用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果可为如何依托产业协同集聚促进京津冀城市群绿色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长三角两业融合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之间的边界逐渐模糊,两业融合发展成为提升服务业生产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和DEA（数据包络分析）-Malmquist指数法分别对长三角地区两业融合水平和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实证两业融合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作用,且主要通过两业融合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来实现。     

服务业FDI技术溢出与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理论分析和基于中国的实证检验

文章首先分析服务业FDI技术溢出的机制,接着利用非参数的DEA-Malmquist指数对我国2003-2011年14个服务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进行了测算,最后设定面板回归模型就服务业FDI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服务业技术进步在推动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各行业的异质性决定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有所不同;除房地产业外,服务业FDI确实存在着技术溢出效应,其显著地促进了服务业的技术进步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是非线性特征不明显;服务行业内部一些因素也会影响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     

东道国金融发展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二元边际与生产率门槛

文章基于中国上市企业2008-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分析东道国金融发展在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上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以及投资所需生产率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不同生产率的企业中东道国金融发展的影响是异质性的。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会系统性地降低投资所需的生产率水平，进而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次数和规模。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在经济发展水平比中国高的东道国金融发展的生产率效应更显著，投资所需生产率下降得更多。尽管如此，高经济发展水平东道国的最低生产率门槛仍然高于低经济发展水平的东道国。控制了金融发展指标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内生性后，结果依然稳健。     

创新环境、创新能力及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省际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运用中国科技发展战略小组《2002、2003年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中的创新能力体系指标数据．从区域层面,系统研究创新环境对创新能力的影响。创新能力体系中知识创造、知识获得对知识应用的影响及创新能力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这三个密切关联的重要问题。研究发现：目前创新环境中,基础设施水平、市场需求、劳动力素质、金融环境对创新能力有正面促进作用,而创业水平对创新能力没有显著影响。在创新能力体系中,知识获得对知识应用有显著的正面作用,而知识创造对知识应用的影响不显著;创新综合能力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正面的效应;分项看．知识应用、知识流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显著,而知识创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不显著。同时发现市场化改革和创新能力对全要素生产率还没有起到重要的决定性作用．我国更多地还是依靠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来发展经济,经济发展方式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碳交易是否提升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北大核心

本文以碳交易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从产业集聚角度探讨碳交易政策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碳交易政策通过技术进步促进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同时,阻碍了邻近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且在高层级城市表现的更为明显。分行业看,制造业集聚在碳交易政策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关系中起到U型调节作用,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以及两业协同集聚均能加强碳交易政策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调节效应,且协同集聚的促进效应更大。分地区看,东部地区以及大规模城市中碳交易政策的促进效果更好。据此,为加强碳交易政策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效应,本文提出要以技术进步与效率追赶双轮驱动为发展路径,建立城市间绿色发展的协作创新机制,重点加快推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进程,继续扩大碳交易试点范围。     

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及其省际差异

运用2005～2009年中国31省份服务业面板数据,采用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方法,对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原因、空间差异与变动趋势进行考察,并将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分解为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服务业整体仍表现为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全要素生产率呈现负增长,但增长速度有所放缓;服务业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明显,东部地区服务业发展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其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服务业发展水平较落后,且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对中国及各区域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时间和空间上有不同的影响。     

金融冲击与全要素生产率：系统性抑或结构性影响

本文着重考察了金融冲击如何影响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证实了金融冲击对生产率的影响并不一定遵循熊彼特“创造性的毁灭”,金融市场的不完全使金融冲击扭曲了行业的要素配置,进而降低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而且外部融资依赖程度越高的行业,其TFP受金融冲击的影响越深刻;而后运用我国1999-2009年上市企业的数据,衡量了信贷成本的增加对生产率变化的影响,其结论是,金融冲击对行业生产率变化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文章最后进行了细致的稳健性检验,均验证了上面的结论。     

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再测算

本文从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文献入手,综述并总结出测算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公式,并利用历年统计数据得出中国1952～2006年的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然后,借助科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对服务业产出率的贡献进行了纵向的时序分析,并与国外经验进行了横向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对服务业产出的贡献在1980年前波动较大,1980年后渐趋平稳,但总体水平偏低,以要素(资本)推动为主的服务业发展与中国居民的低收入状态不相适应。     

FDI对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制造业分行业面板数据

制造业绿色转型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基于2006年—2015年我国制造业分行业面板数据，使用SBM模型、GMM模型、门槛效应模型等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所降低但降幅较小。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正向影响，对低环境规制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促进作用，对高环境规制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抑制作用，对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的影响则具有异质性。进一步考察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影响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环境规制的单门槛效应。在跨过环境规制门槛后，外商直接投资对低煤炭能源依赖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促进作用减弱，但对较高煤炭能源依赖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促进作用增强。今后应建立健全外商绿色投资机制，根据不同行业发展水平确定环境规制强度，促进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服务贸易、结构变迁与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前向关联效应与后向关联效应

本文利用30个省份1997年、2002年、2007年和2012年共计120张投入产出表，结合双边服务贸易数据测算细分种类的服务贸易附加值，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服务业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服务贸易可以显著促进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前向关联每提高10%，带动服务业TFP上升0.277%；后向关联每提高10%，带动服务业TFP上升0.882%。(2)随着产业结构变迁，服务贸易的后向关联效应依旧可以促进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但是前向关联效应则无法为服务业TFP的增长提供支撑。(3)细分行业后发现，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对生产性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都有显著促进作用，但是结构变迁诱发前后向关联效应对TFP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生产性服务业。因此，降低服务业准入门槛，发挥服务贸易前后向关联效应，对实现长期稳定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服务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分析——以重庆市为例

文章选取10个指标,运用灰色关联方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影响服务业绿色全要素增长率的因素很多,最主要的是经济发展水平、消费需求和规模和服务业的资本强度,而环境规制政策和创新研发对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作用还未凸显。     

绿色金融与财政的协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政府+市场”的有机协调是促进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文章基于协同理论构建面板模型,利用2007—2019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检验绿色金融与绿色财政协同发力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在绿色金融与绿色财政单独作用尚未能发挥政策效应的情况下,绿色金融与绿色财政的协同发展能够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协同效应显著,而中西部地区协同效应尚未显现;这种协同效应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更加显著。     

开放经济下的结构转型:一个三部门一般均衡模型

本文在一个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不同的三部门模型中,讨论了部门之间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结果发现:当不同商品间的替代弹性比较小时,就业人口流向服务业部门的充分条件是,本国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快于制造业,且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快于服务业,而国外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快于制造业。通过对模型校准,本文较成功的模拟出美国的产业结构转型。美国的历史经验说明,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关键在于提高制造业和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