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法近因原则的司法适用研究

近因原则作为辨析事故原因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基本逻辑准则,在保险理赔司法实践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我国相关立法缺失的情况下,准确地把握近因原则的内部逻辑体系,对于司法裁判具有重要意义。保险法近因原则在司法适用中受单一因素和多重因素的影响,且多重因素之间亦有因素相关性,应予区分把握。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严格地适用保险法近因原则可能造成个案中的利益失衡,此时须引入民法公平原则予以调整。     

论保险法中的近因原则及其应用——一起财产保险判例的启示

近因原则是保险损害赔偿中的重要原则,司法实践中近因原则已经成为判断保险人是否应承担保险责任的一个重要标准。在存在多个致损原因的情况下,可以运用近因原则判断保险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最大诚信原则欠缺我国保险业诚信缺失的立法诱因

最大诚信原则是处理保险案件的基本原则，我国现行《保险法》仅规定了“诚实信用”原则，但这是一般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没能体现出保险“最大诚信”原则的特点，在实践适用中不能尽其在保险中的特性。一定程度上讲，最大诚信原则的欠缺是构成目前我国保险业诚信缺失的立法诱因，应引起关注。研究“最大诚信原则”必须溯及源头，要明确何谓“诚实信用原则”。本文即结合保险起源，探讨如何完善最大诚信原则，以使我国保险法规与国际接轨，促进我国保险事业健康发展。     

保险利益原则辩析

保险利益原则是保险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贯穿于保险活动的全过程,对于保险合同的订立及履行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理论及实践两方面对保险利益原则及其适用加以分析研究,并针对我国《保险法》的相关内容提出修改意见。     

保险利益与合同效力的关系

保险利益是保险合同法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从功能上而言,保险利益能够起到防止保险沦为赌博工具、防范诱发道德危机的作用.我国<保险法>第12条规定了保险利益原则,学者则将保险利益理解为保险合同的生效要件或有效要件.但是,该规定及学说存在两大缺陷:一是没有区分保险利益在不同类型的保险合同中所起到的不同作用;二是没有实质性地区分保险合同生效与有效、合同生效前后有效要件的不同.要弥补这些缺陷和不足,必须在理论上重新检讨并对<保险法>的相关条文进行适当修正.     

复保险制度的理论探究

复保险是保险法上的重要概念。在财产保险中，复保险制度体现了损失补偿这一保险法的基本原则，又与超额保险的法律规制相联系。我国《保险法》对复保险制度规定失之简略，本文通过对复保险的概念、构成要件、通知义务和法律效力等方面进行分析、探讨，以期完善我国的保险立法，进而促进我国保险业的健康、良性发展。     

论保险法中“不利解释原则”的适用及其修订

各国有关保险方面立法的精神均是倾向于保护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利益。在我国，不利解释原则的存在是必要的，但我国《保险法》中过于原则性的规定直接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对不利解释原则的滥用。我们亟需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对不利解释原则予以合理定位，明确不利解释原则适用的前提，保证司法实践中《保险法》规定的不利解释原则能得以正确地适用，从而提高司法水平，维护法律的正义、秩序和公平，从根本上保护保险合同双方的合法权益，保证保险业正常、健康地发展。     

新保险法中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司法适用分析

保险合同解释中,最具特色同时在法律适用实践中争议最多的原则是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创设和援引原则是针对保险人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之间不平等的交易地位而进行司法调整以实现公平交易,并体现对保险交易中的弱势群体倾斜性保护的价值关怀。新修订的《保险法》明晰了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适用对象和法律适用前提。对保险合同基本条款发生争议时,不应随意采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司法实践中应避免出现该原则适用片面化和扩大化的现象。     

保险公司适用诚信原则的共性与个性研究

诚信原则是民法和保险法中的重要原则，对于其含义需要不断加深理解，特别是保险企业与一般企业在适用时的差异。本文首先分别探讨了民法诚信原则与保险法诚信原则的含义和内容，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比较，指出了保险企业在适用诚信原则上的特殊性。文章最后提出我国保险企业现阶段在信守诚信原则中应特别关注的内容。     

试析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

我国《保险法》关于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的规定有进一步明确和探讨的必要。在主体问题上，应有所扩大，将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并列为通知义务的主体。在构成要件问题上，危险增加除须具备显著性特征外，还应具备持续性和不可预见性特征，并以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为要件。对于某些特殊情形下的危险增加，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不负通知义务。在法律后果问题上，应采用近因标准认定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与保险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并由保险人对此负举证责任。     

保险最大诚信还应彰显公平价值——对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不足与完善的思考

最大诚信原则是各国保险法的一个基本原则，我国保险法这一基本原则主要通过保险法第十七条关于投保人和保险人的告知义务的规定体现。但仔细研究十七条，发现其关于投保人告知义务和保险人说明义务的规定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使保险关系双方利益失衡，导致不公平。本文试图将该规定中的不合理之处理出，并对如何完善该规定提出几点建议，希望对我国保险法的完善有所裨益。     

论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在刑法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客观依据,也是一直困扰司法实践的棘手问题.本文通过对中外古代刑法因果关系的审查判断,以及对近现代大陆法系关于因果关系的代表学说的考察,阐述了刑法上因果关系的基本特征、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事实判断以及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应注意的问题.     

谈保险法的一项重要原则——近因原则

本文剖析了保险法近因原则在现实运作适用中的两类情形 ,尤其是对多因一果的复杂表现作了细致探究 ,并提出强化保险法法理研究和改进相关立法使之与现实生活协调一致的建议     

英美法系双层次因果关系之借鉴

英美刑法在因果关系的认定上采双层次模式,先进行事实因果判断,再进行法律因果判断。事实因果判断以but-for原则为核心,在“并行因果关系”和不当扩张处罚范围的场合应当分别采用NESS标准和实质因素标准进行修正。法律因果判断以“近因”为核心,旨在考察行为发生结果的盖然性和介入因素造成结果的盖然性比较。预见说有主观归罪嫌疑,观念说过于抽象,政策说将行为人作为工具看待,它们均存在缺陷,只能作为判断“近因”的考察因素。英美法系的双层次因果关系判断相比大陆法系的因果关系理论逻辑清晰,渗透主观要素,实用主义色彩明显,值得大陆法系刑法理论借鉴。     

论保险法的最大诚信原则

在我国,保险可以分为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商法中的保险是指商业保险,它是商主体所实施的一种商行为。由于保险活动具有不确定的保险风险和赔付风险,所以保险法要求当事人在进行保险活动的过程中要讲诚信,恪守诺言,以诚相待,严格履行各方义务。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往往会看到各种骗保事件的发生,甚至有的保险受益人为获得保险赔偿金而实施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本文通过对保险法中的最大诚信原则进行分析,进一步阐述其在保险活动中的重要性,并对进一步完善该项原则提出建议。     

我国《保险法》中应当明确最大诚信原则

因为保险合同具有不同于一般合同的特殊性,最大诚信原则成为保险法律制度最基本的原则。由于我国《保险法》没有明确体现这一原则,导致在法律实践中出现大量与之相关的纠纷与诉讼,这不仅损害了保险合同当事人的利益,而且严重影响和制约了我国保险业的健康发展,也不适应我国诚信建设的实际情况。所以,我国《保险法》中应当明确规定最大诚信原则,并明确违背最大诚信原则的法律责任。     

探讨新旧《保险法》关于条款费率制订权的规定

保险法包含着保险业法和保险合同法。保险业法是调整国家与保险企业之间的关系，保险合同法主要调整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关系。我国的《保险法》则集保险业法与保险合同法为一体，我国新旧《保险法》关于保险条款费率制订权的规定，就属于保险合同法的范畴。无论保险业法还是保险合同法，都是为保护保险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促进保险事业的有序、健康发展。所以保险法条款应尽量合理、准确、严谨和可操作性，以便正确规范保险行为。现就我国新旧保险立法有关条款费率制订权的规定作些探讨。     

中国大陆、香港及澳大利亚保险法比较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保险国际化,国际保险业务越来越多。保险人和被保险人都需要了解各国的保险法。本文特别关注中国大陆、香港及澳大利亚保险法的司法解释。从保险利益原则、最大诚信原则、补偿原则、代位追偿原则、分摊原则和共同保险原则六个方面来比较三地保险法的司法解释差异。     

网络侵权责任构成及法律适用——对《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的解释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对网络用户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网络侵权责任进行了单独规定。其中,确立了此类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过错责任原则,厘清了侵权主体的不同侵权方式及相应的责任内容,并且从衡平私人权益保护与公共权益保障的角度出发,合理确立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免责条件与内容,并设立了＂通知＂条款与＂知道＂条款以应付司法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实际问题,使网络侵权这样一个新型的侵权形态在整个侵权法的框架下得到了很好的规制。     

“空白期”保险事故发生后的责任承担——兼论新《保险法》关于保险合同成立、生效的规定及其法律完善

关于“空白期”保险事故发生后的责任承担,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保险合同的成立、生效问题,立法和司法实践历来歧义丛生,学说也众说纷纭。通过现状分析及对日、英两国立法及司法实践的借鉴,本文认为,在目前以《合同法》与《保险法》为主所构成的法律框架中,这一问题是可解的。但司法实践应该统一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这可以通过司法解释的途径解决;监管当局应该加强对保险合同中相关条款的审查,以加强对保险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保险行业的业务流程应更为规范。多管齐下,才能很好的平衡“空白期”保险事故发生后相关当事人之间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