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全球投资政策指导原则》与全球投资治理——从“中国方案”到“中国范式”

2016年G20杭州峰会通过的《G20全球投资政策指导原则》是国际社会首次在多边机制下就全球投资规则的制订达成共识。在全球多边投资体制缺失的情况下,它的提出填补了国际经济治理的空白,是多边投资规制的历史性突破。《指导原则》提出的九项原则涵盖了国际投资体制的所有核心要素及板块(包括投资准入、投资保护及待遇、投资促进与便利化、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并纳入了新一代国际投资规则的核心要素,为改革现行国际投资协定体系提供了政策指引,也为构建一个更加平衡、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投资体制提供了基本框架。中国应继续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和影响,积极推动《指导原则》的落实与推广,确保未来国际投资体制朝着开放、透明、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发展。一方面,中国可以"中国方案"在多边框架内积极推进现行国际投资协定体系改革及未来全球投资体制的构建,改善全球经济治理;另一方面,推进自己的外资管理体制及投资协定网络的改革,建立中国新一代投资体制,通过制度创新造就"中国范式",为未来全球投资体制的构建树立样板。通过创建和推广国际投资治理的"中国方案"和"中国范式",中国将在21世纪新一代国际投资体系建设中发挥引领作用,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作出积极的贡献。     

《G20全球投资政策指导原则》与全球投资治理——从“中国方案”到“中国范式”北大核心CSSCISSCI

2016年G20杭州峰会通过的《G20全球投资政策指导原则》是国际社会首次在多边机制下就全球投资规则的制订达成共识。在全球多边投资体制缺失的情况下,它的提出填补了国际经济治理的空白,是多边投资规制的历史性突破。《指导原则》提出的九项原则涵盖了国际投资体制的所有核心要素及板块(包括投资准入、投资保护及待遇、投资促进与便利化、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并纳入了新一代国际投资规则的核心要素,为改革现行国际投资协定体系提供了政策指引,也为构建一个更加平衡、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投资体制提供了基本框架。中国应继续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和影响,积极推动《指导原则》的落实与推广,确保未来国际投资体制朝着开放、透明、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发展。一方面,中国可以"中国方案"在多边框架内积极推进现行国际投资协定体系改革及未来全球投资体制的构建,改善全球经济治理;另一方面,推进自己的外资管理体制及投资协定网络的改革,建立中国新一代投资体制,通过制度创新造就"中国范式",为未来全球投资体制的构建树立样板。通过创建和推广国际投资治理的"中国方案"和"中国范式",中国将在21世纪新一代国际投资体系建设中发挥引领作用,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作出积极的贡献。     

不同投资保护标准的BIT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众多国家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BIT),同时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与资本积累,中国参与国际投资的角色也逐渐发生变化,并在2015年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在我国开放发展战略和"一带一路"等区域普惠性倡议的推动下,我国未来的对外投资规模必将保持强劲的增长。对于签署双边投资协定是否能够有效促进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国内外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通过构建面板计量模型分析我国签署、修订或重新签署更高投资保护标准的双边投资协定对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促进效果,结果表明,我国早期签署的投资保护标准较低的双边投资协定对于促进我国对外投资的作用效果并不显著,而签署或修订投资保护标准高的双边投资协定则显著促进了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并且签署高标准的双边投资协定显著促进了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     

区域国际投资协定规则变化、成因及全球投资治理的中国方案北大核心

第71届联合国大会将"共商、共建、共享"作为改善全球经济治理的原则,中国全球经济治理的理念被认可。202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一投资大国,具备了参与全球投资治理的实践基础,而全球投资治理的碎片化状态则给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空间。《G20全球投资政策指导原则》的通过为全球投资治理建立了指引框架,RCEP、CAI和CPTPP三个大型区域IIAs体现了未来国际投资规则趋势。全球投资治理的中国方案即为:一方面,对接RCEP、CAI和CPTPP等投资协定,持续推动投资自由化,完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优化国内投资治理;另一方面,将国内投资治理形成的经验转化为符合全球规则的投资争端解决预防、投资促进和便利化机制,通过区域合作平台形成共享经验,推动全球投资治理逐步完善。     

欧盟对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诉求研究

本研究通过分析《里斯本条约》生效以来欧盟国际投资政策和实践,揭示了欧盟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中对中方的两方面主要诉求,即投资自由化和市场准入,提出了四方面应对措施:一是以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为平台积极参与国际投资体系建设;二是使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跟上中美投资协定等谈判总体步调;三是积极回应欧盟方诉求,以扩大开放深化改革、促进发展;四是突出进攻利益,研究制定中方诉求清单,灵活推进谈判。     

国际投资的政策趋向与未来前景

一、国际投资政策发展的最新趋势 近年来，双边、次区域、区域及多边投资协定迅速增加，全球平均每周就有3项此类协定诞生。截至2005年底，全球已签署的双边投资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总数分别达2459项和2758项。此外，越来越多的自贸区协定、区域一体化协定、双边合作协定也包含与投资有关的内容。此类协定已达232项。国际投资协定的发展呈现以下特点。     

天津自贸试验区建设与海关监管服务

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形势日趋复杂多变。当前,全球贸易体系正经历自1994年乌拉圭回合谈判以来最大的一轮重构。目前,美欧日三大经济体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和多边服务业协议（PSA）,力图重构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甚至以此影响新的世界经济规则的制定,从而使WTO边缘化,形成对中国新的经济包围圈,逼迫中国二次“入世”,中国必须有效应对。     

国际投资协定与我国承受力分析

在WTO框架下，各成员国正在讨论建立一个全面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投资协定，我国能否承受一个高度自由化的国际投资协定，以及哪些产业能够承受，是当前面临的紧迫课题。本文从国际投资政策的变化趋势、未来国际投资协定对我国产业潜在影响范围分析，并通过计算我国产业的比较优势，得出了我国能够接受高水平国际投资协定的研究结论，其对目前我国参与的多边、区域性投资协定谈判具有重要意义。     

析WTO体制下综合性多边投资协定的缔结问题

国际投资领域目前仍没有一部全球性的综合性多边投资协定,这给国际投资法的发展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而在WTO体制下能否缔结一部综合性的多边投资协定,始终是WTO成员方关注的一个焦点。笔者对此持乐观态度,并认为WTO体制下综合性多边投资协定的成功缔结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     

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基于制度距离的视角

本文以2003~2012年中国对54个国家和地区OFDI的数据为样本,基于制度距离的视角考察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OFDI的影响。采用动态综合评价的二次加权法构建涵盖政治、经济的综合性制度测度指标,检验制度距离、双边投资协定对OFDI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制度距离会抑制中国OFDI的流出,双边投资协定的签订减少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障碍,并且双边投资协定对制度距离的抑制具有显著的反向调节作用。其次,双边投资协定对OFDI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国别差异,与发达国家签订的投资协定,直接作用不显著,间接作用显著;与发展中国家签订的投资协定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都比较显著。最后通过门槛回归模型确定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最优制度距离区间。     

从企业扬帆到政府起航——关于国际投资协定的讨论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势头迅猛。与之相伴的是,走出去企业遇到的风险逐渐加大,遭到的歧视也逐渐增多。虽然企业应对自身对外投资负主要责任,但中国政府也应该主动出击,积极参与建立全球性多边投资协议,在保障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正当权益的同时,为国际直接投资体系的建立与健全做出发展中大国应有的贡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和响应机制:2002～2010年

基于"走出去"战略、转型期制度环境、双边投资协定以及中国传统商业文化四个维度分析中国OFDI东道国响应机制的母国制度效应,并基于2002～2010年中国OFDI在全球99个国家的区位分布进行反向验证,结果表明:"走出去"战略使大规模OFDI在企业未形成所有权优势的情况下提前出现,大多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范围内选择能够发挥自身非市场能力的制度环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多地流向了中国企业拥有更多潜在关系网络资源的国家和地区;从双边经贸制度安排来看,同发展中国家签订的双边投资协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促进效应。     

中美投资协定谈判的意义

在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取得的各项经济成果中,中美投资协定谈判即便不是最引人瞩目的项目,也是之一。这缘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在国际投资保护体系中的地位,也缘于中美两国在国际经济界、投资界的地位及其发展前景。双边条约本来就比统一的国际法典更能有针对性地满足当事国双方的需求,由于各个国际组织迄今未能就制定统一的国际投资法典达成共识,保护国际投资双边条约在国际投资保护体系中便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因此,1960年代以来,保护国际投资双边条约一直是资本输出国为本国海外直接投资寻求国际条约保护时的首     

双边税收协定深化是抑制跨国公司避税的“利器”吗?:基于协定修订和条款异质性的量化研究

双边税收协定(BTT)围绕反避税的修订与条款细则深化正逐渐成为中国主动参与国际税收治理、构建国际税收新格局的重要方式。文章通过拓展A-S避税模型，推演BTT深化对跨国公司避税的作用，并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方法，以2008～2019年中国跨国公司为样本对理论假说进行检验。研究发现，BTT深化有助于抑制中国跨国公司避税，尤其是对于非国有、投资规模较小、投资区位较少的企业，以及对于向海外华人较少的东道国投资的企业，该抑制作用更明显。从作用机制来看，BTT深化通过“提升税收征管强度”而非“缓解委托代理问题”的渠道抑制避税。依据修订后的条款细则所构建的BTT深化指数证实了BTT深化的程度越大，越能有效抑制跨国公司的避税行为。此外，BTT深化产生了外部转移效应，即跨国公司将投资转移至BTT未修定的国家(地区)。文章所得结论为中国进一步完善BTT条款、深度参与国际税收规则制定和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供了科学依据，也对中国跨国公司合规与健康发展起到督促作用。     

WTO体制与国际投资法

WTO体制虽然主要由管制国际贸易的多边规则所组成,但其中不少协议都与投资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从而对国际投资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国际投资领域目前仍然没有一部全球性的综合性多边投资协定,这给国际投资法的发展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WTO一直试图解决投资问题,加之经合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状况分析

通过调查分析,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有三大主题:金融业全球接轨,为人民币国际化作铺垫;重工业出海,保障初级原物料供应;以私企为主体的自由竞争行业拓展海外市场。作为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近年来不断增长。2004年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异常活跃,中     

东道国投资便利化建设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的影响

在全球多边投资体制缺失和双边投资协定无序发展的背景下,便利化建设能否有效驱动海外投资增长已引发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然而,当前有关东道国投资便利化与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仅集中于一元规模分析,尚未展开二元边际的结构性讨论。为此,文章基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追踪数据,详细考察了东道国便利化建设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第一,东道国便利化建设显著促进了中国对外投资扩展边际的增长,但对集约边际的作用效果并不明显,且克服内生性问题之后,上述研究结论仍然成立。第二,异质性分析表明,投资对经济周期十分敏感,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发展有助于中国资本"走出去"。同时,与能源行业相比,便利化建设更有利于推动运输和房地产行业投资扩展边际的提高。另外,东道国发展阶段的差异和中国投资政策导向的差别也将产生异质化作用,非低收入经济体和政策导向国推进便利化建设对投资扩展边际增长的驱动效应更加明显。第三,进一步的渠道分析表明,便捷的营商环境、透明的政策环境与健全的金融服务是提高投资扩展边际的关键所在。文章的研究对于从东道国便利化发展角度理解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特征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揭示了便利化建设将在推动全球新一轮的投资浪潮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基于状态空间模型的估计

随着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经贸合作关系日益发展,双方之间的投资和贸易越发频繁、规模越来越大,并且"一带一路"战略使得中国企业对哈萨克斯坦直接投资的诉求进一步加强.本文基于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出口贸易等数据,构建卡尔曼状态空间模型,分析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直接投资的进出口贸易之间的动态关系.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的实证研究

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文章基于1995～2017年39个国家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得出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影响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结论;并将样本分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检验结果发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更能够促进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活动的影响存在两面性;进一步用中国16个行业2004～2014年的数据实证分析发现,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产生积极影响,但是国内研发投入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产生了挤出效应,对外依存度的提高也会不利于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文章最后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为五大类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中央企业及单位的OFDI最能够促进中国GVC增加值的提高,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更能够提升中国GVC增加值能力,给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结构优化提供了参考。     

双边投资协定中争端解决机制的形式选择——基于1982-2013年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定量研究

资本全球化大量流动的背景下,对国际投资协调机制的需要日益凸显。作为对其多边机制尝试受挫的替代,双边投资协定成为调节与规范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手段,在国际投资协调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国亦成为缔结双边投资协定最多的国家之一。作为协定中承诺将如何被实现的程序性保障,争端解决机制的形式选择被视为双边投资协定研究的重要议题。由于对东道国为缔结协定所需付出的国家间缔约成本重视不够、对国家自主性与国家异质性的忽略,既有的研究在一些整体推断上可能是误导性的,且对市场规模较大的东道国或缺乏解释力。在修正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作者以1982年至2013年中国签订过的134份双边投资协定为样本进行了计量研究,并进一步区分了中国作为东道国和母国的情况。作为东道国,中国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母国的授权压力;作为母国,中国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愈发注重保护海外投资利益,但并未运用自己的经济权力来使得他国接受更多国际授权的争端解决机制。研究结果对理解中国外交的特质与在此议题上的行为特征是启示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