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宽松、资本流动与国际间货币政策协调

主要利用美国国际收支(简称BOP)账户、资金流量表等统计数据探讨量化宽松与资本流动之间相互联系。分析表明,国际资本流动与量化宽松之间关系密切,量化宽松是资本流向EMEs的重要原因,反过来资本流动则影响了量化宽松的有效性,量化宽松和资本流动是引发全球货币汇率冲突的关键性因素。各国应通过国际协调促进宏观经济政策的生效和压制冲突,使全球经济得以更加平衡地复苏以压制冲突,而且发达国家应承担更大的调整责任。     

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对东亚资本流动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SSCI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联储已推出四轮量化宽松政策。量化宽松政策在稳定美国经济与金融形势的同时,也通过国际资本流动对其他国家带来负面溢出效应。前两轮量化宽松政策确实促进了国际资本流入东亚经济体,并带来货币升值、资产价格泡沫等负面影响。考虑到第四轮量化宽松政策"无限量"特征,东亚经济体将会面临更大挑战。东亚经济体可采取资本流动管理措施、汇率干预等手段进行应对。     

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动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2004年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净流入从2003年的2106亿美元增长到2790亿美元。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美国对汇率走势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放任美元贬值；二是在2004年8国峰会之后中国政府承诺采取更加灵活的汇率政策。结果，导致部分资本撤出美国，流向新兴市场，特别是流向中国和俄国。那么，今年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流入将有什么动向呢？以下做一些展望。     

中国应如何应对跨境资本流动?

随着全球浮动汇率体系的建立以及各国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实施,资本的大规模跨境流动已成为全球金融体系最重要的特征。资本流动的顺周期性极大地增加了新兴经济体宏观经济风险管理的复杂性,并对货币汇率体系和金融稳定产生了现实的影响。     

从凯恩斯流动陷阱视角看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始于2008年末的美国金融危机给全球金融市场特别是美国的金融市场以沉重打击。在此背景下,美联储连续推出了两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简称QEl QE2）。美联储这种想通过注资金融业,以金融业的充足流动性来消除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并使资金流入实体经济促使经济全面复苏的方法并未收到明显效果,过多投放的货币陷入了“凯恩斯流动陷阱”怪圈。面对当前我国物价指数不断攀升的现实背景,从“凯恩斯流动陷阱”视角分析美国的政策效应,无疑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新兴市场国家如何应对资本流入:中国案例

新兴市场国家应该从国别、区域与全球三个层面应对资本流入造成的不利冲击。现阶段中国政府应采取的对策包括:人民币汇率升值、增强汇率形成机制弹性、冲销式干预、实施与国际接轨的宏观审慎监管、通过增加有效供给来抑制资产价格过快上涨、提高现有资本项目管制措施的有效性、审慎开放新的资本项目、积极推进东亚区域货币合作并努力争取领导权、积极支持IMF改革、FSB的职能拓展与全球金融安全网的构建。     

近期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波动的原因及对策

2013年5月以来,新兴市场货币掀起一轮又一轮的贬值浪潮,股市债市也难逃厄运,资本大量外流,究其原因,一是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预期及退出政策的实施;二是2012年以来部分新兴经济体经济开始下滑,打压了投资者信心,加上新兴经济体自身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提升了新兴市场的风险预期;三是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新兴经济体的资本流动呈现出新特点,导致其金融市场的波动加剧。对此,新兴经济体应采取多种措施应对,以防范货币金融危机的发生。     

中国应如何应对跨境资本流动？

随着全球浮动汇率体系的建立以及各国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实施,资本的大规模跨境流动已成为全球金融体系最重要的特征。资本流动的顺周期性极大地增加了新兴经济体宏观经济风险管理的复杂性,并对货币汇率体系和金融稳定产生了现实的影响。     

“抵消系数”模型与资本流动:东亚国家资本流动的经验分析

20世纪70年代初期,阿吉、科利和波特等人对跨国资本流动的程度及其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作了开拓性的研究。他们创立了“抵消系数”模型,以估算国内资产净额抵消系数,间接地度量资本的流动程度。本文拟对“抵消系数”模型作简要的评价,并运用修改的简化“抵消系数”模型对东亚六国1975-1997年间资本流动的一般状态及其与货币政策的关系作经验分析。     

跨境资本流动如何影响银行风险承担?

文章构建理论模型,分析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跨境资本双向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以及宏观审慎政策的调控作用,运用PSTR模型检验跨境资本流动对中国137家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非线性影响,基于SVAR模型和反事实分析检验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业整体风险承担的动态效应,并检验了宏观审慎政策的作用效果。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均表明：(1)跨境资本流入会对银行风险承担产生促进作用,而跨境资本流出会抑制银行风险承担水平;(2)跨境资本双向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非线性转换特征,随着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提高,跨境资本流入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正向影响逐渐减弱,而跨境资本流出的负向效应逐渐加强;(3)宏观审慎政策收紧显著抑制了银行风险承担,逆周期的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有效维护金融体系稳定。     

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冲击效应研究

文章以2010年1月至2014年4月的月度数据为研究样本,选用S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的正向冲击对中国股票市场产生L型冲击效应,而且分别给债券市场和信贷市场带来了正响应和负响应。同时,结构性方差分解表明,相比国债收益率,美国基础货币量的变动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更大。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预测:一旦美联储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中国股票市场将出现上涨趋势,而债券市场和信贷市场则会表现得很平淡;相反,倘若继续实施这一政策,中国股票市场将不会有太多表现,而债券市场和信贷市场的前景则看好,资金将从金融市场转移到实体经济。     

我国该如何应对美联储退出QE

正QE(quantitative easing monetary policy)是指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即扩大一定数量的货币发行政策。主要是由中央银行在实行零利率或近似零利率政策后,通过扩大货币发行,回购国债等中长期债券,增加贷款、购买资产等手段,增加基础货币供给,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资金的干预方式,以鼓励开支和借贷,减少银行储备必须注资的压力。     

美国现行宽松货币政策对世界物价的影响——基于不同经济体通货膨胀表现的分析

美国2007年年底开始大幅下调利率,2009年以来又采取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此同时,世界各国,尤其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虽然美国的宽松货币政策确实提高了2008年以来的通货膨胀率,但是却不能解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的通货膨胀普遍高于发达经济体的事实。高通胀的原因仍然在于各国国内的高货币供给。     

企业家资本与经济增长:一个文献综述

企业家作为在现代经济中最重要的参与者(Lazear,2005),在增长理论产生至今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被排除在主流之外。近些年,伴随对增长问题理论研究的深化,企业家因素重新被纳入到人们的关注范围,并进一步剥离出了企业家资本概念。作为增长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企业家资本强调以创设新企业作为新的增量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克服了传统分析模型难以将存量企业中的企业家行为纳入增长理论分析的缺陷。本文回顾了包括企业家理论、增长理论等在内的大量文献,围绕企业家资本与经济增长这一核心命题,对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评述,以图进一步解析企业家在现代经济增长中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     

美日两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比较

在应对危机的政策选择上,当利率接近为零时,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就成为部分国家的选择。本文选择了连续推出两轮量化宽松政策的美国和作为全球最早采用过量化宽松政策又在应对这轮危机时重启该政策的日本,介绍了国际金融危机对这两国经济造成的影响以及他们各自推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具体内容,并对两国货币政策的侧重点和执行效果进行了综合比较。     

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对新兴经济体股票市场价格的影响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造成大量流动性进入新兴经济体股票市场。通过建立面板VAR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技术分析了美国货币供应M1、股票市场以及联邦基金利率透过汇率、利率和预期方式对新兴经济体股票市场价格指数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新兴经济体股票市场价格具有正向溢出效应,利率渠道影响效果显著。     

当前全球通货膨胀的原因、走势和应对

当前全球通胀引发世界关注。本文用大历史观看全球通胀差异情况和形成原因,用大发展观看全球通胀的发展趋势和对世界经济的深刻影响,用大系统观看各国应对通胀策略及对我国的借鉴启示,深入思考应对之策、破解之道。     

流动性过剩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近期,各地物价上涨愈演愈烈,猪肉、蛋奶制品、食用油等食品类价格涨幅明显,成品油、商品房价格更是不断攀升。影响了百姓生活。文章从美国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和流动性过剩角度分析了物价上涨的原因,并指出我国的应对措施。     

资本流动与上海郊区城镇化建设

文章运用F-H模型和新增长模型分析资本流动对上海郊区城镇化建设的促进作用,并对近十年来上海郊区资本流动规模进行测算。分析结果表明,在上海郊区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各区县的资本流动性较高,资本流动规模逐年增加,并且呈现为资本净流入情况。资本流动促进了上海郊区资本要素及其他生产要素的再配置,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有利于国民经济整体增长率的提高,对城镇化建设和地区经济增长具有巨大贡献。因此,在未来我国城镇化进程中,要充分发挥资本流动对不同层次市场主体的影响作用,通过增加资本流动的动力机制,加快资本流动对城镇化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