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生产性支出对产出-资本比的影响——基于中国经验的研究

在国际学术界,尽管有许多经济学家在宏观经济模型框架下研究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是很少有人从理论和实证角度研究政府支出对产出-资本比的影响,而产出-资本比的提高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本文利用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生产函数,分析政府生产性支出的增加对税前和税后产出-资本比的影响,认为存在着一个能使产出-资本比最大化的最优政府生产性支出规模。在此基础上,本文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在我国国家财政生产性支出中,财政基本建设支出与产出-资本比弱正相关,而教育支出和科学研究支出与产出-资本比强正相关;(2)在我国地方财政生产性支出中,财政基本建设支出和产出-资本比弱负相关,财政教育支出和产出-资本比强正相关,而财政科学研究支出与税后产出-资本比强负相关。     

中国区域投资效率的非均衡性分析

区域投资效率差异是引起区域经济增长非均衡性的重要变量,本文在测算1978年以来我国省际增量资本产出比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差异测度方法和泰尔指数分解方法分析省际投资效率和地区投资效率的差异,以揭示区域经济增长效率的非均衡性。结果表明,初始改革对地区生产效率的激励是非均衡的,区域投资效率的非均衡性主要来源于地区内部的差异。     

中国近二十年货币政策的轨迹:价格规则还是数量规则

我国宏观经济在过去的20年高增长和高波动并存,2000年后波动有所减弱。文章利用1992-2011年的宏观经济数据,实证检验了货币政策的价格规则和数量规则。研究发现,汇率在货币政策规则中反应不显著,数量规则对产出和通胀的反应比价格规则更显著;2000年前后货币规则发生了结构性变化,货币政策对通胀的反应具有动态时变特征;数量规则比价格规则对产出和通胀的调控更有效。     

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影响 因素分解：1981-2009年

本文在理论层面对“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进行了拓展，指出二元经济结构集中表现为城乡居民存在收入差距，这种差距与城乡两部门的劳动力-人口的转化、经济产出-居民收入的转化以及劳动力-经济产出的转化紧密相关。二元经济结构可被分解为四种因素：收入产出比差距、资本产出比差距、资本劳动比差距和劳动参与率差距。基于这种因素分解法，实证分析得出：1981-2009年，在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中，收入产出比差距、资本产出比差距、资本劳动比差距和劳动参与率差距的年均贡献度分别为-6876%，-1373%，16435%和1814%，而劳动生产率差距的年均贡献度为15062%。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劳动生产率差距（尤其是资本劳动比差距）和劳动参与率差距，这源于农村劳动力非农化流转伴随着农村资本形成相对迟缓以及农村人口迁移相对滞后。基于这些结论可以给出新时期我国推进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若干政策建议。     

从投资比重上升看经济增长质量

本文利用数理模型分析了在不同投资时滞下,投资比重(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例)与经济增长率、资本产出比、资本折旧率之间的关系。定量分析表明,近年来我国的投资比重持续上升,或者是由于投资时滞增大、或者是由于资本产出比上升所引起,这反映了投资效率和经济增长质量在下降。     

基于时变参数的我国生产函数研究

论述了将面板数据应用于状态空间模型并采用卡尔曼滤波算法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的方法。应用该方法,对含有时变参数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了状态空间模型,选取省际面板数据估算了1986-2011年东、中、西部的产出弹性及技术进步效率,确定了不同区域要素弹性及技术水平的时期变化趋势,并对其变化差异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东部地区资本产出弹性逐步下降,劳动产出弹性稳步上升;中部地区资本产出弹性与劳动产出弹性均呈上升趋势;西部地区资本产出弹性逐步上升,劳动产出弹性不断下降。     

资本形成路径与资本存量调整模型——基于中国转型时期的分析

本文综合考察了我国生产性资本的总量水平、形成路径及其调整机制。通过改进的方法所估算的资本存量在改革开放以来已经翻了不止两番 ,年平均增长率为7 3 6 % ,积累极为迅速。资本形成路径明显分为两个阶段 ,增量改革推动的配置效率改进使资本—产出比率在 1 994年之前持续下降 ,而近年来的资本形成过快是由于经济增长越来越倚重资本深化 ,必须通过全方位结构调整加快转型进程。本文进一步给出了我国转型期资本存量调整的供求决定框架 ,实证结果表明 ,需求导向的资本存量调整机制和投资行为已经在中国的转型经济中基本形成 ,产出水平与资本成本均为资本调整与投资需求的主要决定因素     

资本产出比的省际差异和资本回报

资本产出比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反映的是一个经济体为获得单位产出时所需要投入的资本量。较低的资本产出比意味着可以用较少的资本获得相对多的产出。生产过程中,技术往往起着节约资本的作用。保持其他的条件不变,投入同样的资本,高技术的使用总是带来较高的产出。总之,资本产出比揭示的是资本的产出效率。当资本与产出的增长率相同时,资本产出比就会保持稳定。著名的Kaldor（1963）经济增长事实告诉我们,美国的资本产出比是相对的稳定的。对此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解释是,经济存在向稳态（steady state）收敛的趋势。在稳态,人均有效劳动的资本与人均有效劳动的产出都是常数,资本与产出此时的增长率都与外生的技术进步率相同,因此在稳态时的资本产出比是一个常数。而Paul S.Anderson（1961）和John E.La Tourette（1969）在对资本产出比的研究中却发现,在短期,资本产出比会保持稳定,但是在长期,资本产出比有一个下降的趋势。R.Robson（1965）和Nicholas v.Gianaris（1970）则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产出比进行了详细的比较,结果发现,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产出比表现出了较大的波动。事实上,当经济体产出的增长率与资本的增长率不能同步时,资本产出比就会呈现出波动。经济体的投资率、劳动投入的增加、劳动与资本的可替代程度和技术进步等因素都会引起资本产出比的变化。     

中国基础设施存量的再测算

本文对已有基础设施测算文献中的偏误进行了修正,包括调整统计口径使得2003年前后数据可比,重新估算折旧率和基年的基础设施存量。然后,分析了中国基础设施的现状并讨论了未来基础设施投资的方向。测算结果显示,1978—2014年基础设施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9.3%。20世纪90年代以后,基础设施存量的增长速度显著快于GDP的增长速度,并且基础设施存量在资本存量中的占比逐年上升,2002年达到最高点后开始下降。东中西的比较显示,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占比、基础设施在总资本中的占比以及基础设施产出比都显著高于东部和中部。西部地区人均基础设施存量高于中部和东部地区,并且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低于中部和东部。在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存量已经较高,未来人口流出的背景下,应该减少对西部基础设施投资的倾斜。     

对河南省资本存量的一种估计

资本存量是建立宏观生产函数、进行中长期宏观经济预测等宏观经济研究的一个基础变量。但由于统计体系方面的原因，过去没有开展这方面的统计。理论上资本存量为K1=K0 ∑i=1^n△Ki-1，需要分别推断两个部分。估算期初（1952年）的资本存量则为较为麻烦，用产出-资本比来估算是个较好的思路。用武断方法、迭代方法和增量方法互相印证，估计出1952年河南省的产出-资本比为0.22，进而可估计出历年河南省的资本存量。     

经济转型、民间投资成长与政府投资转向——投资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来自于体制转型、结构转化的推进和投资发展的推动。政府投资在短期内可以扩大总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但这种作用是暂时的,民间投资才是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动力。在建立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基础上,作者对中国1978-2005年间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短期内政府资本的产出弹性明显高于民间资本,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从长期来看,政府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为负,而民间资本则有着相当高的正的产出弹性,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因此,政府投资的作用应该是启动需求、保证经济的正常增长,民间投资持续适度的增长才是更高水平经济增长的根本保证。     

中国对亚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

近年来流入非洲的中国资本大幅度增加,欧美"再工业化"势头明显,特别是2011年亚洲各大经济体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及资本外逃风险等投资现状,迫使对中国第一大对外投资地即亚洲的地位重新审视。     

2002—2003年世界直接资本投资的发展趋势——联合国贸发会报告书

2001年全球直接资本投资流入量比2000年下降了41％;2002年又比2001年下降了21％,降至6510亿美元,刚好为2000年峰值的一半(见第一表)。为此前三十年来的最大降幅,其原因为:世界经济疲软、股市价格下跌(导致跨国的企业兼并与收购投资额的剧降)和诸如一些国家国营经济私有化进程减缓等经济体制方面的原因。先是美国和英国两个国家便占去了2002年全球直接资本投资流入量下降额的54％。     

国际人才流入、社会资本对创新效率的影响

构建随机前沿模型，基于2000-2015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除西藏外）数据，分析国际人才流入、社会资本对中间产出及最终产出两类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①相比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对两类创新效率的影响更大；②国际人才流入对两类创新效率均具有正向影响，且对中部（最终产出）、西部（中间产出）影响更大；③认知型社会资本对两类创新效率均呈显著负向影响，东中西部存在差异性，结构型社会资本对最终产出创新效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东部则相反；④国际人才流入对两类创新效率的影响均与认知型社会资本和结构型社会资本有关；⑤最终产出创新效率远低于中间产出创新效率，两者均呈东-中-西下降趋势。     

中国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资本回报率的分解

资本回报率是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投资效率的重要反映,也是分析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影响经济增长的有力依据.本文估算了全国和分省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资本存量和资本回报率,并着重对1979-2013年全国资本回报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解分析,发现影响中国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资本回报率的主要因素是产出资本比,其次是产出价格变动和资本价格变动,而折旧率可视为几乎没有影响.     

资本形成、内生技术进步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基于资本产出比视角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资本产出比这一指标衡量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并对影响资本产出比的因素进行探讨。利用中国的经验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内生增长模型比新古典模型更适用于解释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投资率在中国经济转轨的两个阶段起着不同的作用,长期来看,投资率的变化不会影响中国的资本产出比,FDI的增长提高了资本产出比,而人力资本的增长有助于促进资本产出比的下降,从而得出了:维持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源泉在于人力资本和自主创新的内生技术力量的结论。     

中国基础设施的产出弹性与最优规模——基于总量生产函数的研究

本文基于总量生产函数分析了中国基础设施的产出弹性和最优规模问题。基于本文研究,中国基础设施资本产出弹性虽然低于私人资本的产出弹性,但其具有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基础设施资本每增加1%,可以使劳动生产率和总产出增长0.297%。根据基础设施达到最优规模应该满足的条件,本文得出的结论是我国基础设施资本在2000年时尚未达到最优规模,基础设施服务供给总体依然不足。     

要素错配与中国工业增长

采用一个测度要素错配对总生产率效应的核算框架,使用中国工业1994～2011年两位数行业的数据,在行业层面上研究了要素错配对产出、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行业间的生产率增长和要素配置扭曲程度均存在很大差异,2009～2011年要素错配引起的产出缺口约为29％,通过优化要素配置提升中国工业增长效率的潜力很大。分行业来看,资源垄断性行业存在严重的资本和劳动错配;劳动配置效应比较大的行业主要是劳动力不足的技术密集型行业和劳动力过剩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分要素来看,资本错配程度更高,资本投入和资本配置效应对产出增长的作用更大。     

公共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

本文在梳理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分析了1978-2002年我国公共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文中作者建立了生产函数模型估计了公共资本的产出效应,并在此基础上采用Engle-Granger两步法和Johanson检验法估计了公共资本和产出之间的协整关系。结果发现我国公共资本的产出弹性在0.4左右,公共资本与GDP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     

中国私营企业的生产率表现和投资效率

本文利用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系统地研究中国私营企业的生产率表现和投资效率问题。样本分析表明,东部地区材料和机械设备制造业的私营企业在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上都明显领先于其他地区,然而这种优势主要集中表现在规模较大的企业上。生产函数的估计结果显示各地区大部分行业的资本弹性稳定地处于0.2—0.3之间。对生产率方差的分解表明,地区和行业内部近90%的生产率差异来自TFP的差异,劳均资本的差异只占贡献来源的13%左右。虽然行业间生产率差异的主要来源还是TFP,但地区间的生产率差异则主要来源于劳均资本的差异。资本边际产出在地区间和行业间的不均衡分布意味着部门间存在资本配置的非效率。我们通过模拟实验发现,省际间资本重置给私营制造业带来的潜在产出增长效果比行业间的资本重置更加明显,这意味着私营制造业资本的地区间流动障碍比行业间障碍更为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