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乡村治理发展的路径与趋向

本文从历史的视角,以乡村治理机制及其内在逻辑的变迁为核心,分析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乡村治理的发展路径及其依赖性特征,探讨中国乡村治理的发展趋向。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乡村治理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四个阶段",即以改革开放为分界点划分为两个时期,按照乡村治理机制的变迁,可以划分为乡镇自治、人民公社制、乡政村治和乡村共治四个阶段。70年来中国乡村治理发展路径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性,表现为乡村治理体制结构的行政化和集权化、乡村治理思维的城乡分治、乡村治理主体的精英化和乡村治理方式的技术化。未来乡村治理现代化将以构建党领导下的"三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和开放的多元化治理格局为主要方向,实现乡村善治。     

中国乡村治理的制度与秩序演变——一个国家治理视角的回顾与评论

本文从国家治理视角回顾了中国对广袤乡村疆域的治理。在漫长的国家乡村治理进程中,乡村的秩序既取决于国家攫取的程度和方式,也取决于国家与代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和代理人的行为,以及作为乡村治理基础的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中国的国家乡村治理经历了从传统乡土社会时期的县政村治——集体化时期的国家全面控制——改革时期的乡政村治——城乡统筹时期的国家治理的演变和回归。国家乡村治理制度安排改变的目的是矫正上一个时期的治理弊端和问题,但迄今有效的国家乡村治理结构与秩序并未形成。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带来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转型,城乡中国下的国家乡村治理出现大变局,非正式制度规则与秩序进一步演化与变迁,国家正式治理的成本收益结构发生变化。在新的发展阶段,必须形成与乡村转型相适应的乡村治理制度安排,提高国家直接治理的绩效、完善与乡村治理半径相适应的委托代理制度安排,进行村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力量平衡,形成更有效的乡村治理秩序。     

中国乡村治理中“国家-社会”的研究路径——新时期国家介入乡村治理的必要性分析

中国乡村治理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在治理模式和路径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关于乡村治理的研究也在不断变化,从人民公社的全能型模式到目前真正的"乡政村治"模式,从对"民主"的探求到目前"乡村治理"模式的完善。在这个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退民进"的过程。但是,国家与乡村社会在这个过程中的地位是交替的,从实际治理情况看,"国退"并不理想,国家与社会的交锋是不可回避的。而且,新时期学术研究的关注重心也有所转移,新的治理问题出现,研究路径也在变化。     

改革30年:村民自治的实践与探索

本文通过对改革30年来农村村民自治的实践与探索的回顾,充分肯定了“乡政村治”是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基层政治模式,是新时期我国找到的治理农村的最好的政治模式,分析了在村民自治的实践中出现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完善基层治理机制,充分体现村民自治的一些思路。     

后税费时代乡村关系的特征及均衡发展的路径

税费改革之后,乡村之间由强控制关系走向缓和并趋于互动。但是,由于乡村两级组织与农民利益脱节,乡村制度性权力弱化以及财政困难使得乡村治理难有作为。而压力型体制的存在更是制约乡政村治良性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要改善乡政村治的治理环境,构建乡村治理结构多元化格局,进一步细化乡村的职责权限,促进农村基层社会的和谐发展。     

新时期中国乡村政治的基础和发展方向

本文认为,新时期中国乡政村治体制是国家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对农民个人权利承认和保护的制度性承诺,是一种基于市场、民主和法制理念的新的行政管理结构和乡村治理方式,它改变了建国以来乡村组织经济化的进程,标志着国家行政权与乡村自治权的相对分离、国家与社会的边界的重新确定,这将为中国乡村政治现代化和社会民主化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并积累宝贵的技术经验.     

“乡政”“村治”良性互动的双流经验

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农村地区确立并形成了"乡政村治"的治理格局,在这样一个治理格局下,农村基层政府建设与基层群众自治彼此分立运行,两者之间缺乏必要的衔接机制和互动渠道。针对这一问题,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县在改革实践中以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专项资金(以下简称"村公资金")为抓手,着力构建了"乡政"层面的服务型政府建设与"村治"层面的基层群众自治之间的有效衔接机制,形成了二者良性互动的治理新格局,     

农村公共权力的异化趋向及其治理 ——来自粤北的调查与思考

农村公共权力日渐呈现异化的趋势。通过长期实际的考察和对典型案例的分析发现,自治制度的不完善、基层治理体制机制的不顺、乡村社会的无主体性以及诸多历史与现实的因素等是导致农村公共权力异化的主要原因。在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要不断完善村民自治制度落实“四个民主”、改善基层治理体制机制构建“乡政村治”新格局、强化村民教育实现人的现代化以及深化集体产权改革壮大集体经济等,以此实现农村公共权力的理性回归。     

村民自治背景下的乡村关系－湖北木兰乡个案分析

本文在对湖北黄陂区木兰乡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全面分析了农村自治背景下对乡村的指导，支持和帮助关系，以及“村治”对乡政务的影响，认为目前乡村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乡财政与村财务处于困境，地税征收压力与泡沫成分上升，村自治功能发挥不良，农村经济粗放发展，乡与村利益矛盾突出等。文章还剖析了村民自治背景下乡行政主控型乡村关系的形成及原因，“乡政”与“村治”的互动关系，乡村建制变革和经济发展方向等问题。     

农村经济变迁对村民自治的挑战

废除人民公社体制后，中国农村重新构建了“乡政村治”的农村基层治理体系，但农村还正处于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中。本文分析了这些变化对农村基层治理体系的影响，认为村民自治已明显面临着强有力的挑战     

村庄权力研究：回顾与前瞻

本文对村庄权力研究进行了回顾性梳理和前瞻性讨论，认为20世纪的村庄权力经历了三个明显不同的阶段，即国家政权内卷化背景下的村庄权力、人民公社时期的村庄权力以及“乡政村治”背景下的村庄权力。不同时期村庄权力的特点和运行机制是不同的。既有的关于村庄权力的研究大都是在国家／社会的二元框架下展开的，也有学者试图进入村庄内部进行村庄权力结构分析。在今后的村庄权力研究中，应该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将村级组织作为研究对象，并且要正确认识“乡政村治”背景下村民自治组织的权力。     

乡村治理结构的调控机制与优化路径

乡村治理结构镶嵌于"乡政村治"的制度框架中,融合了乡村治理的实践面向,表现为以"乡""片""村""组"为基础的治理单元配置模式。文章通过考察转型期乡村治理结构的调控机制,发现乡村治理单元的配置逻辑兼有政治属性与行政属性,二者共同塑造了乡村治理结构,赋予其"虚实相生"的实践形态。其中,政治逻辑立足村庄治理单元,突出"块块"为主的政治动员,彰显了乡村治理的群众基础。行政逻辑立足乡镇治理单元,突出"条条"主导的行政控制,彰显了"事务主义"的治理取向。政治逻辑与行政逻辑的辩证统一赋予乡村治理结构以弹性。当前的乡村体制改革需着眼于乡村治理的整体结构,审慎推进乡村治理结构的行政化,维系政治逻辑与行政逻辑的均衡,以优化乡村治理结构,提高其应对复杂问题的能力。     

我国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特点与利弊分析

现有的农村社会治理模式是一种政党、政府、村民组织共同治理农村社会的三元结构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以政府为中心,以上传下达、调节矛盾、维护乡村稳定为主要任务,是一种结构合理的村民自治和权限分明的“乡政村治”治理。其优势是：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利于增强农民民主意识、维护农村社会安定团结等;主要弊端有：村民自治的经济基础不扎实,权威治理为主,、缺少专业化治理等。建议提高村干部待遇、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改变“单中心”治理模式,实行权威治理与专业治理柯结合。     

多元主体乡村治理中角色重塑问题探析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彻底解决"三农"问题,根本出路在于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然而,在"乡政村治"治理模式下,基层政府与村民自治之间并没有形成互动双赢的良性格局,乡镇政府的权力只是在形式上被弱化,实际上由于村委会的角色错位导致村民自治功能受到极大的抑制和削弱,而多中心治理理论为重塑乡村治理体系提供了契机,有助于构建政府引导、农民主导、社会组织参与和市场运作的网格化治理格局。     

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我国乡村治理模式变迁及发展

正乡村治,百姓安,国家稳。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也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乡村治理不仅关系到农业农村改革发展,更关乎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影响着社会大局稳定。乡村治理的核心是"人",其背后必然涉及与人相关的组织架构、制度体系、资产管理等一系列问题,是一个庞大的治理体系问题。回顾我国乡村治理的历史演变及发展,尤其是我们党百年乡村治理的历程,总结治理经验,能够看到在不同历史时期,     

不同乡村治理模式下的村民及其治理——从“人”的视角出发

乡村治理的传统模式--"乡政村治"在二十多年的运行中出现了诸多问题,理论界与实践操作才均已在创新乡村治理方面进行了大量积极的探索.但是,乡村治理水平始终难得到本质上的提升,本文选取了几种具有代表性的具体乡村治理模式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全面分析和重新认识乡村治理中的"人"对于把握我国乡村治理状况和未来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并于理论与实际操作层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村民自治背景下的乡村关系--湖北木兰乡个案分析

本文在对湖北黄陂区木兰乡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全面分析了村民自治背景下乡对村的指导、支持和帮助关系,以及"村治"对乡政务的影响,认为目前乡村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乡财政与村财务处于困境、地税征收压力与泡沫成分上升、村自治功能发挥不良、农村经济粗放发展、乡与村利益矛盾突出等.文章还剖析了村民自治背景下乡行政主控型乡村关系的形成及原因、"乡政"与"村治"的互动关系、乡村建制变革和经济发展方向等问题.     

乡村全面振兴背景下谁来治村?——基于四川实践的理论逻辑与经验证据

“谁来治村”是乡村全面振兴语境下亟需回答的战略命题,事关农村大局稳定和乡村发展后劲。在我国农民工迁移空间格局迅速重构、乡村治理结构交替演进、基层治理目标发生转变的多重因素下,治村主体研究亟需得到补充与更新。本文基于四川省积极培养农民工担任村支部书记的实践,梳理了优秀农民工担任村支书的理论逻辑,并通过数理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分析发现:(1)新阶段下中西部治村水平须考量“维稳”与“发展”两个维度的综合效用,村支书的务工经历有助于提升村治效果;(2)务工经历分别通过构建价值认同与社会资本积累、特色产业发展维系村庄的公共秩序与村庄发展能力;(3)村民议事会有利于进一步调动农民工村支书的积极性,而宗族网络对乡村稳定与发展两个维度的影响存在反向差异。     

新时代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是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所在,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客观要求,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发展阶段,中国社会已经处于由乡村中国向城镇中国、农业中国向现代化中国的转型时期,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中,突出存在基层政府行政管理与乡村社会自我治理不平衡,乡村自治、法治、德治融合不充分的现状与基本特征,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文章从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出发,提出加强乡村基层党组织能力建设、构建“多元共治”治理格局、转变乡村公共产品服务模式、提升自治、法治、德治水平等基本对策,确保乡村振兴顺利推进。     

准确把握乡村治理的方向和重点

正自古以来,郡县治,天下安;乡村治,郡县稳。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也是国家治理的短板。乡村治理不仅关系到农业农村改革发展,更关乎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影响着社会大局稳定。只有加快补齐乡村治理这个短板,同步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才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宏伟目标。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对乡村治理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