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不确定性与中国ODI二元边际:兼论营商环境的调节效应

关于不确定性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的影响,以往研究往往忽略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特征。文章将东道国不确定性因素纳入异质性企业模型,分析了不确定性对中国ODI二元边际的影响机制,并运用2005~2017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实证检验了东道国不确定性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首先,东道国不确定性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边际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是对集约边际的影响不显著;其次,不确定性对ODI扩展边际的抑制作用在金融危机后和在东道国不确定性大于中国的国家更明显;最后,引入营商环境因素研究发现,良好的营商环境对于东道国不确定性具有一定的正向调节效应。     

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新动机

从单向引进外资到双向投资互动是中国高水平开放的必由之路,提高海外并购的能力是高质量对外开放的内在要求。目前经济全球化面临深度调整,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面临诸多挑战的同时也蕴藏更大机遇。在后全球化背景下,为了适应全球环境的变化,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动机也发生了新变化,从传统的市场寻求型、资源寻求型、效率寻求型、战略资源寻求型等动机,转向价值投资、布局全球供应链、攀升全球价值链和优化产品结构等新动机。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行业间收入差距的影响

本文在理论和实证上探讨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通过"生产要素需求创造"和"生产要素需求替代"的直接效应,以及通过"生产率效应"和"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的间接效应对母国行业间收入差距产生的影响。由于数据获得的局限性,目前国内的研究集中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分析工业企业ODI与工资的关系。本文利用Dealogic及FDI Markets数据库中2003-2017年12623家中国对外并购和绿地投资的企业数据,考虑行业异质性的影响差异,在34个全行业的层面上进行跨时期和分行业生产要素密集度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总体上,中国ODI对母国行业间收入差距的影响为先扩大后缩小,呈"倒U型"趋势,但当前阶段缩小的影响仍小于扩大的影响。中国ODI通过"生产率效应"间接扩大了国内行业间的工资差距,并且影响具有时滞性;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效应"间接扩大了国内行业间工资差距,但影响呈收敛趋势。行业异质性影响结果显示:劳动密集型行业ODI总体上呈扩大影响,而资本密集型行业ODI总体上呈先扩大后缩小的影响。34个细分行业中,有24个细分行业的ODI当前处于扩大国内行业间工资差距的阶段。但知识密集型制造业中的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及通信设备行业,以及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中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具有明显的缩小作用。     

当前中国企业改进对拉美直接投资方式的策略探析

中国在拉美的直接投资带动了中拉经济贸易合作的长足进展。中国企业对拉美直接投资的动因有资源寻求型、市场导向型以及技术和劳动输出型,其中资源寻求型占得比重最大。中国企业拉美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在区位分布上极不均衡。中国企业对拉美直接投资的正面影响因素包括双边贸易、中国从拉美进口、拉美吸收外资的存量和流量;不确定影响因素包括拉美国家的市场规模、政治风险和经济开放程度等。最初中国企业在拉美地区的直接投资是以资源导向型为主,近几年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也开始不断增加。中国的能源类国有企业如中石油、中海油等都在拉美地区有直接投资项目。在制造业领域的投资主要集中在通讯行业及电子产品的生产制造行业。中国企业在拉美地区的直接投资方式主要以并购投资和"创建投资"(又称"绿地投资")为主。中国企业在拉美投资的经营状况正在不断改善,今后应更加注意当地化发展。     

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分析

文章基于中国快速增长的对外投资和技术升级与结构转型的背景，考察对外投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于对外投资影响企业创新的理论机制分析，文章利用中国上市公司财务与专利数据检验了对外投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为克服样本选择和内生性问题，文章采用了倾向匹配得分法和双重差分法进行估计，研究发现，对外投资显著地提高了企业的创新产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外投资对发明专利申请的贡献具有持续性，对非发明专利的贡献较小且不具有持续性。仅进行海外并购投资的企业，对外投资对其发明专利没有影响。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对外投资会通过提高研发投入和外部学习效应来促进企业创新。     

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及潜力分析——基于随机前沿模型

"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了中国企业海外布局,中亚五国凭借丰富的资源和市场潜力,成为中国企业投资的重点之一。通过从存量和流量两角度论述中国对中亚五国OFDI状况和特点,使用随机前沿模型分析了2003—2014年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和测算了投资效率。研究表明中国对中亚五国的投资效率在不断提高。其中经济规模、双边贸易和各国的经济环境对直接投资有促进作用。出于寻求资源、开拓市场和国家整体战略的考虑,中国企业对中亚国家整体欠佳的制度环境有较强的容忍度。为进一步提高投资效率,应加强推进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领域的合作交流,构建完善投资环境,实现双方企业的共同发展。     

对外直接投资对水足迹影响的实证分析

如何在走出去的同时降低中国水足迹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文章基于动态面板数据,利用Sys-GMM法实证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水足迹的影响。结果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提高了中国水足迹,其中对外直接投资通过经济规模效应、出口增长效应、环境污染效应和国内投资效应提高了中国水足迹,通过技术进步效应、要素配置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收入效应降低了中国水足迹,后两者降低作用不显著。分类型而言,市场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提高了中国水足迹,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降低了中国水足迹,顺梯度对外直接投资提高了中国水足迹,逆梯度对外直接投资降低了中国水足迹。文章还发现,经济规模、水资源禀赋、城镇化水平、进出口贸易和气候因素提高了中国水足迹,外资并未显著提高中国水足迹,用水效率、技术进步和环境规制有助于降低中国水足迹,产业结构和居民收入水平对中国水足迹的降低作用不显著。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与资源寻求战略

虽然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仅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很小比重,但是伴随着中国对能源和矿产的持续需求以及资源寻求战略的形成,非洲丰裕的自然资源提高了其对中国资本的吸引力。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主要由国有企业推动。网络理论认为,企业是嵌入在正式和非正式关系中的,而且企业通过对外投资来获取重要能力,从而提高竞争优势。本文通过基于承包工程的典型中非网络关系,解释了中国在非洲的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认为国有企业的活动主要受到国家战略利益的驱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网络结构及其影响因素:基于ERGM模型的研究

文章利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网络,分别从全局和局域层面考察投资网络的拓扑结构和关系模式,采用指数随机图模型(ERGM)从内生结构效应、行动者-关系效应和协变量网络效应剖析投资网络形成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投资网络全局结构呈现"东亚和东南亚密集、中东欧隔断和中亚游离"的格局,投资活跃度整体偏低,高介数节点集中于少数核心国家。(2)模体分析体现了互惠性在沿线国家投资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该区域投资集团化特征不显著,中国和印度、新加坡和波兰具有相似的投资模式,俄罗斯主要以吸引外商投资为主。(3)国家的经济水平是影响投资网络形成的关键因子,不同经济水平的国家间投资行为差异显著,高经济水平国家之间具有相互投资倾向,高经济水平和中等经济水平的国家具有对外投资倾向。(4)资源寻求型投资和技术寻求型投资是具有网络形成的重要推力,然而市场寻求型投资的驱动力较弱,且不存在劳动力寻求型投资;空间邻近、共同语言和投资协定的签订是该区域投资网络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外生力量。因此,中国要发挥在网络中的枢纽优势,遵循适度均衡化的原则,重塑沿途国家投资格局,引领未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走向经济一体化。     

中国高科技企业OFDI速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总体创新、颠覆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视角

文章采用2008-2017年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数据,依据海外子公司投资动机计算企业基于深度和广度的技术寻求型OFDI速度,并此基础上以投资速度对企业总体创新、颠覆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的影响研究为中心,实证检验吸收能力在其中起到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无论是基于深度还是广度的技术寻求型OFDI速度与企业创新绩效均呈现倒U型关系;(2)吸收能力对企业OFDI速度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起到负向调节作用;(3)从投资地区异质性看,高吸收能力的企业无论在发达还是发展中国家基本可通过快速技术寻求型投资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但低吸收能力的企业更适合以较低的投资速度进行技术寻求;另外,在发达国家的OFDI尤其可以帮助企业提升颠覆式创新绩效。     

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研究:民族资本与FDI谁更有效

尽管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但随着进入规模的扩大和领域的放宽,它所带来的问题也日渐突出,面对开放近30年的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发生显著变化的今天,如何看待FDI对转型期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动力主要来源于民族资本还是FDI?本文基于非参数方法双产出模型,在对转型期中国民族资本与FDI企业生产效率测度的基础上,具体研究其生产资源配置效率与技术效率。研究结果表明,民族资本的效率优于FDI,可见,民族资本是推动转型期中国未来经济持续高效增长的主要动力。这就意味着,中国今后应进一步加大力度培育民族资本,使民族资本更好地发挥促进转型期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作用;同时,对外引资政策应着重FDI的质量与效率而非数量。     

创意产品贸易决定因素及对双边总贸易的影响

近年来,创意产品贸易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发展,成为全球贸易的新增长点。本文以标准的垄断竞争模型为基础,构建了分析创意产品贸易决定因素及其对双边总贸易影响的计量方程,并采用PPML估计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创意产品贸易具有偏好"传染性",进而对后期创意产品贸易具有促进作用;而创意产品贸易发展对双边总贸易发展也具有明显的带动作用。据此本文认为,在后危机时代短期内外需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大力发展中国创意产品出口贸易并提升其国际竞争力,不失为稳外需、保出口增长的有效措施之一。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研发溢出与母国技术进步——数理模型与实证研究

本文在国际技术溢出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母国技术进步的数理模型。该数理模型重点对Cohen & Levinthal的"吸收能力"理论作了扩展,将母国研发支出的"双重身份"扩展到"三重身份"。随后本文使用OECD国家数据对该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认为:(1)对外直接投资获得的逆向研发溢出可以促进母国技术进步;(2)母国的研发存量和东道国研发溢出之间的交互作用以"替代作用"为主;(3)通过"门槛回归"发现,随着母国研发存量的增加,该"替代作用"逐渐增加,但是其增幅较为微弱。     

中国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现阶段之困境研究

文章在介绍了中国建筑业市场准入现状的基础上,首先提出了现行企业以资质管理为主的市场准入模式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应予取消的观点及理由;其次指出了目前时机尚未成熟,短时间内还无法取消企业资质管理,最后给出了现阶段政府完善企业资质管理的相关建议。     

异质性生产率、产品质量与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悖论”

生产率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企业间所存在的主要异质性,基于生产率构建的新新贸易理论是目前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最新前沿,而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所进行的实证研究却得出了"生产率悖论"的结论。本文将主要分析造成这种违背经典理论经验研究的主要原因,首先,重新设定企业异质性,即在生产率外再引入产品质量异质性来重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可以看出,仅仅利用企业产量而忽视产品质量计算的生产率可能会得出"生产率悖论",从而"生产率悖论"很可能只是一个计算问题;接着利用最新的2005～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检验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悖论"的存在性,检验认为大部分行业的确存在"生产率悖论"。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技术进步效应的结构分析

以行业数据为基础的分析结果表明,外资对上海的直接技术进步效应大于外资对上海本地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而外资对上海本地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大小又与外资进入的行业有关。分不同外资来源的分析结果表明,港澳台投资对上海的直接技术进步效应小于对上海本地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OECD投资对上海的直接技术进步效应大于对上海本地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从上海经验出发,我们认为,我国必须根据外资对我国本地企业的正向技术溢出效应大小,甄别和遴选外资来源、流入形式和进入行业,在若干难以明显获得外资正向技术溢出效应的领域,采用内资替代外资的投资政策,以增加我国资本要素的投资收益,减少GDP与GNP之间的差距,降低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福利漏出。     

中国本土企业出口增长之谜的再思考——基于企业财务视角的分析

本文利用1999～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系统考察了企业财务约束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通过运用面板Probit模型我们发现,财务约束是导致中国本土制造业企业出口扩张的重要因素之一,外资制造业企业出口行为则不受财务约束的影响。目前中国本土企业出口的高速增长是畸形且不可持续的,不仅不利于我国本土企业自主创新的开展与自主品牌的构建,而且可能限制其有效利用本土市场效应来获得发展的空间,从而固化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间竞争力的差距。     

中国参与世界贸易组织决策机制的实践与策略:以多哈回合谈判为例

中国加入WTO十年,在世界贸易组织中成功实现了从规制遵守者到规制制定者,从新加入成员到核心成员,从默默无闻到有所作为的华丽蜕变。在前期实践的基础上,中国应充当世界贸易组织中灵活务实的核心决策方,重视依靠谈判集团维护国家利益,更加积极地在WTO各类机构中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