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企业金融化与投资效率:蓄水池效应还是挤出效应？

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既可能改善企业投资环境从而促进经营生产，也有可能挤出实体投资降低投资效率。以我国2012—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非线性模型与面板门槛模型检验企业金融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看，企业金融化对投资效率呈倒“U”形的影响效应，当小于最优金融化程度时，表现出促进的“蓄水池效应”，当企业出现过度金融化时，表现出抑制的“挤出效应”。从不同产权性质上看，国有企业的倒“U”形影响效应更为显著，对投资效率的“挤出效应”大于非国有企业；从不同行业性质上看，制造业具有显著的倒“U”形影响效应，而非制造业并未表现出这种特征。进一步引入企业规模和企业成长性门槛变量分别检验发现，大规模企业存在进一步金融化即加杠杆的空间，而小规模企业表现出过度金融化的投资效率抑制影响；成长性小的企业金融投资有助于投资效率的提升，高成长性企业过度金融化负面效应严重。据此，提出应该加强政府有效引导、健全市场管理机制、优化金融结构体系、完善金融监管体制、规范公司治理体系等针对性建议。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融资约束的门槛效应

近年来,实体企业"弃实投虚"现象愈演愈烈,资产金融化趋势逐渐涌现,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文章以2007—2018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企业效率分为综合效率和主业效率,分别考察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二者的影响,并检验了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效率的关系是否受到金融资产流动性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对综合效率和主业效率均具有抑制作用;相比短期金融资产而言,配置长期金融资产对企业效率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考虑到金融投资决策受融资约束的影响,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方法进一步探讨了不同融资约束下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效率的关系,发现实体企业金融化与综合效率间不存在融资约束门槛,但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主业效率间会因融资约束的差异呈现显著的倒"U"型非线性区间效应.研究结果可为监管层规范实体企业金融投资行为以及企业制定金融投资战略提供决策依据.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融资约束的门槛效应

近年来,实体企业"弃实投虚"现象愈演愈烈,资产金融化趋势逐渐涌现,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文章以2007—2018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企业效率分为综合效率和主业效率,分别考察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二者的影响,并检验了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效率的关系是否受到金融资产流动性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对综合效率和主业效率均具有抑制作用;相比短期金融资产而言,配置长期金融资产对企业效率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考虑到金融投资决策受融资约束的影响,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方法进一步探讨了不同融资约束下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效率的关系,发现实体企业金融化与综合效率间不存在融资约束门槛,但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主业效率间会因融资约束的差异呈现显著的倒"U"型非线性区间效应.研究结果可为监管层规范实体企业金融投资行为以及企业制定金融投资战略提供决策依据.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性质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2005年～2007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针对股权集中条件下企业不同控制权配置形态与过度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监督组中股权集中度与投资效率呈“U”型关系,股权制衡效果明显,过度投资得到有效抑制;反之,在共谋组中股权集中度与投资效率呈倒“U”型关系,此时股权制衡难以发挥积极的作用,过度投资几率增加。     

制造业金融资产投资安排与利润创造研究

随着制造业金融资产投资在企业利润创造中发挥的作用日益显著,如何合理地安排金融资产投资、选择最优投资组合,以使其对利润创造做出最大的贡献成为企业面临的现实问题。文章以2014-2018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借鉴库兹涅兹曲线的研究方法,分析我国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程度及其各类金融资产不同投资组合对利润创造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率与利润总额呈倒U型曲线关系,且拐点为47.86%;交易类金融资产占比与利润总额也呈倒U型曲线关系,且拐点为24.92%;投资性房地产占比与利润总额呈负相关关系;长期金融股权类投资占比与利润总额呈正相关关系。研究结论为企业制定合理的投资组合提供了借鉴。     

农业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非效率投资影响的研究

文章以2011—2014年农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156个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就农业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非效率投资影响进行研究,得出结论:在我国当前资本市场制度不完善的大背景下,农业上市公司普遍存在非效率投资现象,国有性质企业问题较非国有企业更为严重;农业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与非效率投资倒"U"型关系并不显著;股权制衡与非效率投资存在负相关关系。     

金融监管背景下中国金融效率及优化

研究目标:探究在当前环境下金融监管对中国金融效率的影响、推动中国金融效率的进一步优化。研究方法:采用系统GMM模型验证金融监管、宏观杠杆率对中国金融效率的作用;运用面板门槛效应模型检验金融监管提升金融效率中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金融监管是金融效率提升的先决条件;宏观杠杆率和金融效率之间存在显著倒U形关系;目前大多数省份宏观杠杆率低于门槛值2.0699,各省份金融效率偏低,适度的金融监管,有利于提高宏观杠杆率对金融效率的贡献。研究创新:综合我国“货币政策、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的金融监管实践构建金融监管指数,基于宏观杠杆率对金融效率影响的数理推导,探究以宏观杠杆率为门槛变量,金融监管提升中国金融效率的门槛效应。研究价值:延续金融强监管态势是金融效率的重要保障;充分发挥宏观杠杆率作用、增强金融监管有效性是金融效率提升的关键;增进金融科技发展及监管是金融效率优化的稳定阀;用好金融政策振兴后发展地区是金融效率的助推器。     

实体企业金融化抑制了企业创新吗？——基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企业创新双元视角

基于2009—2017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从创新投资和创新效率双元视角考察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并分析在不同内外部环境下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化显著抑制了企业的创新投资和创新效率。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低相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时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抑制作用增强,对创新效率的抑制作用则会减弱;客户集中度高缓解了金融化对创新效率的负面影响,而财务柔性削弱了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负面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即存在一个合理的金融化水平波动区间,在这一区间内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挤出”效应最小,但无证据表明金融化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此外,金融化还会通过抑制创新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发挥深远的间接影响。     

企业环保投资、环境管制与股权资本成本——来自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利用沪深两市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2008—2013的经验证据,采用时间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企业环保投资规模与股权资本成本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环保投资与股权资本成本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即环保投资存在一个临界点,高于该点时企业环保投资越高股权资本成本越低。进一步验证环境管制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环境管制强化了企业环保投资与股权资本成本之间的倒U型关系,当企业环保投资低于临界点,与低管制的企业相比,高管制企业的环保投资对股权资本成本的正向影响更强;当环保投资高于临界点时,“创新补偿”占据主导位置,高管制企业的环保投资的增加将引发股权资本成本更大幅度降低。     

股权集中度对现金持有的影响路径——基于大股东占款的中介效应

本文以上市公司1999—2016年面板数据为样本,深入研究股权集中度对现金持有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1）股权集中度和现金持有呈倒“U”型关系,大股东占款是股权集中度影响现金持有的中介变量,分为“财务存款”占款和其他应收款占款。（2）股权集中度和“财务存款”占款呈倒“U”型关系。“财务存款”占款增加了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是股权集中度影响现金持有的完全中介变量。（3）股权集中度和其他应收款占款呈“U”型关系。其他应收款占款降低了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是股权集中度影响现金持有的部分中介变量。基于以上实证结果,本文界定了上市公司在不同股权集中度区间下所面临的大股东占款风险和现金持有风险。     

高管激励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关系研究

本文以2007-2011年在沪深两市A股的制造业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投入数据为研究样本,分析了高管薪酬激励和高管持股比例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之间显著正相关,但这种正向的相关性仅存在于民营上市公司中;高管持股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之间呈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在科技类上市公司中,二者之间也呈现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而在非科技类上市公司中,不存在类似的关系。     

商业信用、市场地位调节与异质性研发投资

以2015—2019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研发投资异质性,将研发投资划分为探索式创新投资和开发式创新投资,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了商业信用和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商业信用与探索式创新投资存在倒U型关系,与开发式创新投资存在U型关系。进一步加入市场地位调节因素,研究发现:市场地位高的企业,商业信用与探索式创新投资的倒U型关系更明显;市场地位低的企业,商业信用与开发式创新投资的U型关系更明显。文章采用替换变量的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再次验证了结论的正确性。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驱动创新效率提升的检验——基于知识产权保护约束的视角

本文基于知识产权保护约束的视角，借助门槛回归方法检验对外直接投资对区域创新效率的驱动影响。结果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效驱动了区域创新效率提升，同时这种驱动存在显著的知识产权保护三重门槛影响，具有“N”型非线性特征，在适度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下，对外直接投资对创新效率驱动最佳，但也存在不利于创新效率提升的知识产权保护瓶颈区。进一步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影响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区域创新效率驱动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在东、中、西部区域分别体现了边际递增、“N”型和倒“U”型的门槛特征，而在非“一带一路”地区和“一带一路”地区则显示了倒“U”型和“N”型的门槛特征。本研究为新时代中国实施动态差异化的知识产权保护策略，借助对外直接投资有效驱动区域创新效率提升，提供参考启示。     

市场化进程、债务融资与盈余质量

本文选取2003年至2011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债务融资对盈余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上市公司中企业债务融资比率与盈余质量负相关;国有上市公司债务融资比率与盈余质量呈“U”型关系,非国有上市公司债务融资比率与盈余质量呈倒“U”型关系;市场化进程的改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整体上市公司中债务融资比率与盈余质量的负相关性;能够削弱上市公司中债务融资比率与盈余质量的“U”型关系。     

供应商关系、市场化进程与商业信用

以2008—2018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了供应商关系与商业信用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供应商关系与商业信用之间表现为倒“U”型关系,即供应商关系存在一个阈值,在到达阈值前供应商关系的加深能够促进企业获得商业信用,超过阈值后供应商关系则会对企业取得商业信用产生负面影响。进一步考察市场化进程在其中的调节作用之后发现,这种倒“U”型关系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敏感性更强。研究丰富了供应链关系对商业信用影响方面的文献,为认识和理解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提供了一些借鉴,也为政府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提供了依据。     

“子强母弱”型集团与上市公司金融化水平

选取2007—2019年我国沪深上市实体企业的样本数据，实证检验“子强母弱”型集团与上市公司金融化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与非“子强母弱”型集团相比，“子强母弱”型集团会显著提升上市公司金融化水平，且金融化水平的提升增加了“子强母弱”型集团面临的违约风险。（2）“子强母弱”型集团通过提升代理成本，进而提升上市公司的金融化水平。（3）当集团设立了财务公司、分析师关注度较高和内部控制质量较好时，“子强母弱”型集团对上市公司金融化的促进作用受到显著抑制；而上市公司为国企时，“子强母弱”型集团对上市公司金融化水平的促进作用更强。研究结论能够揭示“子强母弱”型集团影响上市公司金融化的作用机理，为进一步认识“子强母弱”型集团以及有针对性地抑制该类型企业的金融化行为提供经验证据。     

金融资产配置、金融杠杆与现金流风险

金融资产会计安排是企业执行金融工具准则的重要环节,具有显著的经济后果。基于实体企业金融化现象,研究金融资产配置与现金流风险关系,分析金融杠杆的调节功能,探讨非效率资本配置的传导作用,研究发现：金融资产配置与现金流风险之间存在U型关系;金融杠杆能够调节金融资产配置与现金流风险的关系,使关系曲线拐点右移与扁平化。区分金融资产配置类型后发现：交易类金融资产与现金流风险呈U型关系;委托贷款等新兴金融资产负向影响现金流风险;投资性房地产和长期金融股权投资未显著影响现金流风险。考虑企业生命周期后发现,成长期与衰退期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与现金流风险呈U型关系,成熟期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负向影响现金流风险;按照产权性质分组检验发现,金融资产配置与现金流风险的关系以及金融杠杆的调节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机制检验发现,非效率资本配置在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现金流风险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     

股权集中度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基于军民融合板块104家上市公司样本的实证研究

党的十八大将提升军民融合企业的经营绩效确定为我国推进军民深度融合战略的关键任务之一。在此背景下,本文选取2015—2019年沪深A股市场军民融合板块104家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工具变量法,运用两步最小二乘法(2SLS)回归实证研究股权集中度对经营绩效相关关系,探究股权集中度与经营绩效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军民融合板块的上市公司中,在整体上,股权集中度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呈现出倒U形相关关系,其中,国有控股公司中股权集中度与经营绩效呈现出倒U形关系,而非国有控股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对国有控股公司而言,公司的经营能力对股权集中度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起到了中介传导作用。     

分布式办公下工作无边界化与员工主动行为的“过犹不及”关系研究

在越来越多企业实施分布式办公的背景下,工作和非工作领域间的边界愈发模糊,工作无边界化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的工作特征。本研究基于情感认知评价理论,探究了工作无边界化影响员工主动行为的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通过分析460份三时点匹配问卷发现:工作无边界化与员工主动行为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工作无边界化对员工主动行为的影响存在“过犹不及”效应;工作无边界化与员工情感平衡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并通过情感平衡的中介作用对员工主动行为产生倒U型影响;员工的多任务处理倾向能够显著调节工作无边界化与情感平衡之间的倒U型关系,与低多任务处理倾向的员工相比,高多任务处理倾向的员工能够适应更高程度的工作无边界化和保持更高水平的情感平衡,工作无边界化对其情感平衡的负面影响也更低。本研究揭示了工作无边界化影响员工主动行为的内在机制和边界条件,研究结论有助于企业理解分布式办公下员工行为变化,也为企业进一步优化分布式办公模式提供了启发。     

客户关系型交易、产品独特性与商业信用供给

文章以2009—2016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对象,考察企业客户关系型交易、产品独特性与商业信用供给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1)客户关系型交易与商业信用供给之间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即存在商业信用供给最优值。密切的客户关系型交易能为企业带来利益整合效应,有利于企业提高商业信用供给;但由于潜在的风险效应,客户关系型交易对商业信用供给的影响存在极大值点,超过拐点,客户关系型交易则会对企业商业信用供给产生负面影响。(2)企业的产品独特性对客户关系型交易与商业信用供给之间的倒"U"型关系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即产品独特性强的企业,客户关系型交易与商业信用供给之间的敏感性更强。研究结论为深入认识客户关系型交易的经济后果提供了新视角和证据,同时为中国制造业企业提高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提供了决策依据和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