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中的地方官员行为研究——基于政治晋升、财政分权与腐败的视角

本文同时考虑财政分权、政治晋升和腐败三个因素对地方官员行为的影响,进而构建了理论模型。从中得到的主要结论是,在基本模型中,地方官员对政治晋升的偏好程度越高,则其努力程度越高、腐败程度越低。而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官员的努力也越高,但对腐败水平影响却是不确定的。在进一步假设腐败会被惩罚的拓展模型中,基本模型的大部分结论都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只是分权程度的对努力的影响也变得不确定了。除此之外,我们进一步研究了,对官员腐败惩罚的力度和对官员腐败的惩罚准确程度的影响,相关命题表明,如果对官员腐败惩罚的越严厉,并且对官员腐败的惩罚越准确,官员努力水平和官员腐败程度都会变低。通过对研究结论的分析,我们还对以往文献的结果进行了重新解释。     

政府公共支出结构对腐败的影响效应分析

政府公共支出结构是影响腐败的主要经济因素之一。本文建立腐败的客观衡量指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定量分析政府公共支出结构及政府支出规模、市场化程度、教育水平、工资水平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对腐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减少寻租性支出、提高生产性支出对腐败有着显著的抑制作用,同时控制政府支出规模、提高私有化程度对反腐败也有显著正效应;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对腐败存在着预期的负效应,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教育水平和政府公务员相对工资的提高不利于反腐败,这与大多数实证分析的结果相反。     

地方官员行为与经济发展:一个分析框架

本文在对地方官员行为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将影响官员行为的多个方面,即财政分权、政治晋升和腐败,构建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利用这一分析框架,我们考察了不同因素对官员行为(主要是努力和腐败)的影响,并得到了相关命题。与那些只研究一方面因素对地方官员行为影响的文献相比,利用我们的框架得到的结论更加全面。     

规制强度、腐败与创新抑制——基于贝叶斯博弈均衡的分析

反腐败促进还是抑制了企业创新是学术圈讨论的热点问题.本文将政府规制强度引入该问题的研究,从政府、官员、企业博弈的角度来揭示规制强度、腐败、创新之间的内在机理.通过构建政府、官员、企业的不完全信息博弈模型得到贝叶斯纳什均衡发现:过度的政府规制导致了权利寻租抑制企业创新,放松规制压缩了权利寻租的空间促进企业创新.并运用中国2000-2014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对行政垄断、腐败、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腐败对创新的影响显著为负,行政性收费对腐败的影响显著为正.本文得出的启示是:企业偏好于通过行贿来获取政治关系抑制了企业创新,反腐切断政治关联促进企业创新.过度的政府规制导致的权利寻租是腐败的源头,简政放权压缩寻租空间抑制腐败发生.     

高管腐败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基于产权性质和高管政治背景视角

现有文献对腐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府官员腐败,鲜有针对企业高管腐败的研究.本文以企业投资效率作为切入点,考察企业高管腐败对其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在不同产权性质和不同高管政治背景下,高管腐败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差异,以期拓展和深化对企业高管腐败问题的研究.研究发现,企业高管的腐败行为与企业的非效率投资正相关,即高管腐败降低了投资效率;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高管腐败行为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更显著;当企业高管具有政治背景时,其腐败行为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更大.     

地区腐败治理与政府支出规模——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已有关于腐败治理与政府支出的研究大多关注腐败治理与政府支出规模及结构之间的关系,并未考虑地区腐败治理可能存在空间效应。文章运用非主流的西方财政支出理论阐明腐败治理对政府支出的影响机制,然后基于省级面板数据进行空间计量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地区腐败治理不仅可以影响本地政府的某些支出项目,还能够对相邻地区的政府支出水平产生影响。文章认为中央政府有必要对地方官员腐败进行统筹治理,从而在全国范围内改善政府支出水平。     

关于腐败的八个问题

本文讨论了有关公共腐败的八个问题,即什么是腐败?哪些国家最腐败?严重腐败的国家有哪些共同特征?如何确定腐败的数量?官员们领取更高的工资能否减少腐败?竞争减少腐败吗?为何最近很少有成功抵制腐败的尝试?腐败影响增长吗?文章最后总结了腐败问题研究的新领域。     

房地产领域的腐败容忍探析:基于大学生群体视角

以教育背景、腐败形式和家庭收入作为切入点构建研究假设,通过问卷调查采集大学生群体对房地产腐败的认知数据,综合运用描述性统计和样本比较,分析大学生群体对房地产领域的腐败容忍.研究发现,专业背景的不同对房地产领域的腐败容忍高低没有多大影响,而是取决于于个体对腐败的认识与态度;相较于官员以权谋私的腐败,大学生群体更难以容忍房地产商以钱铺路、转移行贿成本的腐败;家庭收入高的大学生群体较大程度上能够容忍房地产领域腐败.     

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经济分析 ——来自中国196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在环境治理问题上,地方政府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主政官员的影响。本文基于2003—2010年间中国169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官员特征对城市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①官员年龄对城市环境治理绩效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本地任职、接受过党校教育、有工程师职称的官员更有利于城市环境治理;②官员特征对环境治理绩效分解指标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③官员特征对城市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本文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地方官员个体差异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也可以为干部人事改革提供参考性建议。     

财政分权、政府竞争与公共支出结构——政府教育支出比重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验证了财政分权、政府竞争对中国省级政府教育支出比重的影响。研究发现,以经济绩效为考核标准的官员晋升机制导致地方政府之间展开标尺竞争,这种竞争和财政分权制度结合在一起,共同对地方政府的教育支出比重产生显著的负影响。而地方政府的财政自给度对教育支出比重具有正效应,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规模等则具有负效应。研究还发现,转移支付比重过高会扭曲地方政府的支出效率,形成预算软约束,从而对教育支出比重具有显著的负影响。     

财政分权、审计监督与反腐败成效——来自中国2002～2011年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2~2011年中国31个省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将审计监督作为调节变量,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检验财政分权和审计监督对反腐败成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方面财政分权与地区腐败水平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验证了财政分权对地区腐败具有抑制作用的假设;另一方面财政分权对地区腐败水平的影响受到审计监督的约束,作为一种权力制约机制,审计监督的处罚力度越大,越有可能增强财政分权对腐败的抑制作用,从而降低地区腐败水平。     

反腐倡廉应采取强有力的综合措施

腐败存在的形式可以有多种划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浸透下的精神腐败是一切腐败的思想根源,与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忽视意识形态建设有密切的关系,是部分人群道德堤坝溃塌的具体表现,属于思想教育和行为震慑范围。权力腐败、行政腐败、消费腐败、作风腐败是党政官员、党政机关人员在精神腐败影响下和官僚作风滋生的双重作用下产生的新的腐败现象,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和不易界定性,治理难度大。受贿     

中国地方官员腐败与收入差距关系之谜:经验分析与理论解释

收入差距拉大和腐败犯罪率下降是伴随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而在转型新兴经济体中国显现出的两个最突出的现象。本文统计分析、面板数据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P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估计结果表明,收入差距与地方官员腐败程度呈负相关关系,腐败不是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而收入差距拉大对腐败行为有一定的负向影响。这一关系虽然与国内外许多已有研究结论有一定差异,但与中国现实是吻合的,本文从不同角度对收入差距与腐败的这一特殊关系进行了理论解释,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基于资源环境节约的产业升级是否能促进官员晋升?

基于中国67个重点城市2001~2011年数据,研究了城市产业结构污染水平和能耗水平的变化,以及其对主管官员晋升的影响。研究发现,官员任职期间辖区产业结构的清洁化能显著提升其晋升的概率,而产业结构的节能升级对官员的晋升无显著影响。研究结论同时适用于党政官员,也适用于重点城市中不同行政等级城市。论文的发现扩充了官员"为增长而竞争"的经济视角,发现了"为环境而竞争"的产业变动证据。     

抑制腐败的经济学对策

腐败严重地阻碍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并对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的危害.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是硬道理,反腐败也是硬道理.鉴于腐败是一种经营活动,我们在考虑抑制腐败时不要总是从道义的角度去要求官员不腐败,希望通过官员自律来实现廉洁从政的目标,而是应该充分考虑到官员的"经济人"属性,运用经济学的手段去防止官员腐败.     

腐败问题的制度透视与经济学分析

腐败既是一个古老的现象,也是对当代经济发展进程具有显著影响的严峻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腐败既可能通过官员间的竞争而扩散;也可能通过消费者之间的竞争而扩散;在缺乏严明的法律制度的情况下,腐败现象就会滋长。中国封建官僚政治具有其特殊性质,决定了中国封建社会腐败长期蔓延的制度基础。腐败具有巨大的外部不经济性,腐败活动的社会成本远远超过其私人成本,腐败的社会收益又远远低于私人收益,私人把腐败活动的风险和成本转嫁给社会,是腐败猖獗和造成严重危害的根源。     

民众监督权利缺失下的官员腐败问题——基于声誉模型的分析

文章从中国官员腐败现象的实际出发,通过构建短期博弈模型和长期博弈模型,说明现行体制中民众对官员监督权缺失,依靠上级评价下级使得腐败被发现的概率较低,官员在短期和长期都可以通过腐败行为使得自身收益最大化。模型还对中国腐败官员具有"晚节不保"的特征作出了解释。随后,我们进一步解释了民众对官员的监督权利对消除腐败现象的重要作用。提出赋予民众监督官员的权利,并努力打造政务公开的制度环境是消除腐败的根本举措。     

官僚体制中的契约与激励机制——对转轨经济中官员腐败的一个新解释

本文主要运用信息经济学基本理论从一个新的视角对转轨经济中官员的腐败行为加以解释。通过模型我们首先证明 ,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官僚集团的廉洁与效率可以同时达到。随后我们推出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统制经济中 ,统治者要有效地激励官员必然要以特权为手段 ,以效率为代价 ,而这恰恰构成了将来经济转轨过程中官员腐败的主要潜在因素。最后 ,我们可以看到 ,在统治者主导的制度变迁中 ,腐败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来自于统治者保持官僚集团内部效率的需要 ,二是来自于企业家与统治者在信息水平和激励能力上的差异 ,前者具有负效应而后者具有正效应。制度变迁的最终结果是使官僚集团的规模与统治者的信息水平一致 ,从而实现经济效率与社会公正。     

政府腐败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腐败问题一直是各国政府的一个顽症。目前,许多政府出台了很多法律法规、政策用以遏制腐败、惩治腐败。但是,腐败现象仍然盛行,腐败官员也层出不穷。腐败会对经济造成很大的危害,因此有必要对此问题进行研究。本文应用制度经济学的原理从成本收益、委托代理理论、寻租理论等角度出发,对政府腐败的成因予以理论分析,并从制度层面提出治理腐败的对策。     

财政分权与官员腐败——基于1999-200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1999-200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地区腐败水平的决定因素,并特别关注财政分权的反腐作用。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影响地区腐败机制的多元性,财政分权能够通过推动政府规模膨胀和支出结构扭曲而加重地区的腐败水平;而在控制政府规模和支出结构的前提下,财政分权则能对地区腐败水平产生抑制作用。同时,地区人均GDP、受教育年限和开放程度都是影响地区腐败的重要因素。最后,还尝试性地给出反腐倡廉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