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构建以大病保障为核心的医疗保障制度

医疗保险制度的建设不应参照养老保险制度,而应在“支出分配”的基础上,以互济为思路、以统筹为方法、以大病为重点,人人参与,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分担费用,取消个人账户,建立公共医疗保障基金。我国医疗保险制度建设,城镇可形成企业、机关、单位和居民“四位一体”,个人缴费与企业和国家负担相结合模式,农村以“县-市”为中心,家庭缴费、集体公益积累基金与地方政府补助相结合模式。     

青年工人集体主义价值观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社会转型青年工人在对待和处理个人与国家,集体关系的价值取向上发生了显著变化,价值主体明显向个体转移,两个利益兼顾受到大多数人的赞成,整个社会,尤其是共青团组织应给予特别关注与引导,积极确立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价值规范体系,做到“义利统一”,依法保障国家,集体与青年人利益,切实维护青年正当权益。     

青年工人集体主义价值观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社会转型期青年工人在对待和处理个人与国家、集体关系的价值取向上发生了显著变化,价值主体明显向个体转移,两个利益兼顾受到大多数人的赞成。整个社会,尤其是共青团组织应给予特别关注与引导,积极确立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价值规范体系,做到“义利统一”,依法保障国家、集体与青年个人利益,切实维护青年正当权益。     

“集体”农地、农民税权、福利与乡村自治：基于公民权的考察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研究一直在“集体所有-私有”之间展开争论,其实契约性集体与身份性“集体”的区别远远大于个人与集体之别,如果是契约性的,那么村集体对上可以制约官权、对下可以保障农民个人权益;如果是身份性的,那么“村集体”就是对下制约民权、对上依附官权的国家权力末梢,很可能形成先用强权“化（民）私为公”、再用强权“化公为（官）私”的中转站,最终不管是农民个人利益还是真正的村集体利益,都成为权力刀俎上的鱼肉。目前的体制下,不管是中央“放任”地方的“土地协议批租制”,还是中央“管制”地方的“土地公开拍卖制”,首先都要以“权利制约权力（不管是中央政府权力还是地方政府权力）”为前提,否则只会陷入“国进民退-国退民退官进”的传统怪圈。农业税废除以后,政府对农民的索取仍然超过市民、而对农民的保护仍然弱于市民,以后改革的方向也不仅仅是让农民向“市民”看齐,更重要的是农民应该与“市民”一起争取基本的公民权利：在“无代表不纳税”的基础上实现城乡税制的统一,在“无公开不支付”的基础上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制度的一体化。要求地权属于农民的消极权利,要求社保属于农民的积极权利,不管是“用土地替代社保”还是“以土地‘交换’社保”,本质上都是对上述两种公民权利的侵犯。即使中国目前的财政收入不足以支撑城乡统一的社保体系,“优先考虑城市人,最后考虑农民”的做法也是不能被任何现代文明所容许的。目前乡村内生性的自组织资源极度缺乏,原子化的农户在与组织化的其他群体发生利益冲突时,往往成为最大的利益受损方。要走出这种困境,首先就应该尊重农民的自组织权利,不论是血缘化、伦理性的宗族权利,     

邓小平财政管理思想论析

邓小平财政管理思想是：财政工作要以集中体现国家政策为原则。采取有效措施建立稳固、平衡的国家财政作为主要目标，并在此基础上加强财政宏观监管与调控，充分利用财政手段和财政政策，处理好财政与经济的关系，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快速、高效地发展的理论体系。     

低价金额配售:我国股市稳定发展的重要政策选择

要保障中国股市健康、快速地稳定发展,必须加强股市运作的科学规范,解决多年来上市公司股权、股价扭曲和市场供求失衡问题。目前较好的政策选择是低价全额配售。这样能协调股市主体之间的历史与现实的利益矛盾,有利于妥善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之间,海内、海外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有利于股市的稳定和快速扩容发展。     

低价全额配售:我国股市稳定发展的重要政策选择

要保障中国股市健康、快速地稳定发展,必须加强股市运作的科学规范,解决多年来上市公司股权、股价扭曲和市场供求失衡问题.目前较好的政策选择是低价全额配售.这样能协调股市主体之间的历史与现实的利益矛盾,有利于妥善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之间,海内、海外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有利于股市的稳定和快速扩容发展.     

低价全额配售:我国股市稳定发展的重要政策选择

要保障中国股市健康、快速地稳定发展，必须加强股市运作的科学规范，解决多年来上市公司股权、股价扭曲和市场供求失衡问题。目前较好的政策选择是低价全额配售。这样能协调股市主体之间的历史与现实的利益矛盾，有利于妥善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之间，海内、海外投资之间的利益关系，有利于股市的稳定和快速扩容发展。     

我国城市化进路中社会风险探析

我国城市化进路中存在的资本和权力的勾连和“经济达尔文主义”,消解了人们传统的社会联结方式（村落和单位社会）,但新的社会联结的建构相对滞后,导致从传统的社会联结中脱域出来的人们流离于制度之外。社会阶层日益分化彰显,且缺乏垂直流动的渠道和机会;个人之间、个人与公共领域之间、个人与政府之间缺乏必要的社会联结及渠道,原子化社会凸显;从而产生“挫折感”和“相对剥夺感”,使社会风险和矛盾集聚。应构建具有政府“合作者”功效的市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以疏通国家和民众间的联结渠道,形成公民社会、市场经济和政治文明三者共同发展的现代社会文明。     

政治系统与和谐社会的利益协调机制

借用政治系统的理论分析了社会转型时期之政治系统中的核心———“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说明了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和利益整合能力不足对社会利益分化趋势的不良影响。指出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利益协调机制的建设过程中,必须从促进“政府自身与社会彼此和谐”与使政府有能力“促进社会自我协调机能的发展”两方面着手,形成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地方政府竞争策略选择的博弈分析

市场化条件下地方政府具有独立的特殊利益,地方政府竞争是实现其特殊利益的主要方式。现实中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往往陷入了地方保护的“囚犯困境”。通过建立“地方政府竞争策略选择的博弈模型”剖析了各地方政府的竞争策略选择过程,揭示了地方保护产生的内在机理。分析表明,地方政府利益与地方公共利益的差别是影响策略选择的关键,而中央政府的行为对于打破地方政府之间的“囚犯困境”至关重要。     

论土地征用过程中地方政府的寻租行为

运用寻租经济学的方法,对土地征用过程中地方政府寻租行为进行经济学分析,得出地方政府的寻租行为是一种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的垄断性寻租行为,严重损害了国家集体的利益和党政干部的形象。应明确土地所有权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具体权责,严格界定“公共利益”的内涵,充分尊重市场规则,实施以招标拍卖挂牌出让为主要形式的土地出让办法,改革土地出让方式的双轨制为单轨制,尽快将原划拨土地实行并轨管理。     

国企利润分配制度中政府与企业的一个博弈分析

我国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的出台,基于政府要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而国企在一定时期内的目标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分红与否是国家和企业利益和权力再分配的过程,也是政府和企业之间一种博弈.为了追求相应的目标,政府面临的选择是:分与不分;企业面临的是以国家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或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本文针对双方在博弈中做出最优的选择进行了初步的研究.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激励及其行为变异

改革开放以来,财政分权和政治集权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特点。财政分权使地方政府拥有了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剩余索取权”,为其带来强的财政激励,同时由于政治集权,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晋升又面临着政治激励。此外,由于寻租行为的存在,地方官员还受到个人经济利益的影响。在财政激励、政治晋升激励以及个人经济利益激励等三重激励下,地方政府的行为发生了变异。     

集团共有资源与免费乘车的效益

奥尔森教授认为,在非市场的集体行动中,只要集体物品给个人带来的利益大于集体物品的总成本,个人就愿意为集团提供集体物品,本文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补充,进一步认为,只要集体物品给部分成员带来的利益大于集体物品的总成本,这部分成员就愿意为集团提供集体物品。从这一观点出发,作者对奥尔森教授认为小集团的效率高于大集团的结论进行了修正,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大集团更有利于增进集团成员的利益。     

基于互动公平理论的“小产权房”开发问题研究

以“小产权房”开发过程中政府与农民关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为线索,通过构建博弈模型分析“小产权房”现状、存在合理性及利益分配方式.引入公平性因素后,互动公平均衡结果表明“小产权房”的存在是个人效益和社会总效益的帕累托改进,在此基础上运用互动公平均衡评价寻求最佳的利益分配方式,创建土地发展权,引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以平衡双方在“小产权房”开发过程中关于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     

国有商业银行"委托-代理"关系的经济学分析

通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理论分析国有商业银行中行长与政府、上级行长与下级行长之间的“委托-代理”行为，指出在单一的国家所有权结构体制下，委托人虚位导致约束软化，信息不对称导致道德风险行为，代理人利益最大化产生“内部人控制”现象，最终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因此，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国有商业银行全方位改革迫在眉睫。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与中国的国家利益

马斯洛“需要层次论”认为,人的基本需要可以归纳为生理、安全、交往、尊重和自我实现等五类。国家作为一个理性的行为体,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与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有着极其类似的特征。中国的国家利益在历史的各个发展阶段展现了不同侧重的国家利益需求。本文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对当前中国的国家利益需求进行合理的分析和展望,为国家利益的界定和实现提供理论支持。     

社会管理集体认同模式的演变与重构

在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活动中,集体行动的认同逻辑是在一定的行动场域中实现的,并遵循着一定的理论基础范式——市民社会理论。将国家、社会、市场、个人的集体认同关系纳入具体的实践场域中考察可以发现:其行动场域是动态发展的,经历了发端、集结、消解、制度化选择的过程,而集体认同的变化发展取决于行动者的资源以及行动者之间的互动策略。这说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具体实践中也是动态的,并非总是以一种特定的模式出现,而是因事而异的。     

论点摘要

李爱华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11期撰文，题为“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利益观”，文章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利益问题的论述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第一，认为国家利益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点的共同利益的代表者。国家利益是个人特殊利益与社会共同利益发生矛盾的产物。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出现，个人利益与原来的社会共同利益逐渐分裂并对立起来。靠旧的氏族制度来维护共同利益已经不可能，国家便应运而生，国家利益也随之生成。马克思说：“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国家利益是出于维护共同利益的需要而产生的，但它既不可能否定个人利益，也不可能完全取代共同利益。它以个人利益为基点，是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统一，但在表面上代表共同利益，是共同利益的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