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波动性和在险增长水平度量

我国经济增长经历了供给单因素驱动、供给和需求双因素驱动，需求单因素驱动等三个不同阶段。我们对这种阶段性假说进行了计量检验，并度量了周期阶段的持续性。在分析经济“软着陆”持久影响的同时，描述我国目前经济增长的在险水平和长波态势。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态势与经济增长趋势分析

我国经济实现“软着陆”以后，经济周期的形式和特征发生了显著变化，在今后的持续增长过程中将由“峰前谷后”的极度非对称性周期逐渐向以自然率为平均增长水平的对称性周期转变。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长尾特征必然带来经济“软着陆”后的“软扩张”。目前经济增长的总需求驱动、扩张性的需求管理政策、虚拟经济和实际经济之间的和谐影响等，都将继续成为我国经济增长阶段性中的代表性属性。     

近期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通过对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论证得到,正是因为我国针对当前形势及时采取宏观调控手段和政策措施,从而保证了我国的宏观经济仍然保持稳定快速增长。 社会总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其中投资和消费作为国内需求,出口作为国外需求,都以一定的比重直接影响我国的经济增长。本文通过对这些经济变量的定量化分析,给出投资、消费、出口对ＧＤＰ影响的定量刻画,即定量地刻画出三种经济指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根据收集到的有关经济指标数据（年度数据）,对改革开放以来（１９７８－１９９７）的三种经济指标：…     

中国经济增长拐点判断

<正> "拐点"一词在近几年经济学界的讨论中经常出现,指的是经济周期的转折点。"经济增长的拐点"即正在或即将出现增长速度回升的点。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运行大致经历了四个周期:1978年—1981年,1981年—1986年,1986年—1990年,1991年至今。在最近一轮经济周期中,总供求失衡的形态由过去的需求膨胀演变为需求不足。1993年以来,经济周期进入了收缩阶段,经济增长率逐年下降,从1993年的13.5%下降到1999年的7.1%,200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达到8%。当时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拐点已经出现,新一轮的经济周期就要开始,但2001年,经济增长率重新回到8%以下。与此同时世界经济进入收缩期,世界经济的领头羊美国接近衰退,日本经济低迷不振长达10年。2002年,经济增长率又回到8%。2003年初,虽然有美伊战     

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省际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界争论的话题。从总体上看,出口贸易的发展的确可以在许多方面创造出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条件,但具体到一国而言。这些机制的作用往往会受到所在国自身条件的限制。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出口贸易大幅增长,经济增长速度也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国内外学者就这二者的相关性展开了广泛的探讨。有的认为出口对总产出存在明显的正相关作用,有的则认为这种作用很小。这些探讨大多从全国的角度或者从东、中、西部经济地带的角度人手,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中国国土辽阔,省际间差别比较明显…     

经济高增长酝酿生产过程危机

与去年比较，今年以来拉动中国经济的需求格局已经发生较明显改变：其一是出口需求的拉动力继续提高，前四个月累计，贸易顺差已达633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猛增87．3％；其二是消费增长延续了去年以来的加快趋势，前四个月消费增长率已上升到15．1％，4月份已上升到15．5％，而去年同期为13．6％。[第一段]     

我国经济增长动力依然强劲

随着二季度经济数据的出台,市场对中国经济下行日益担忧。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速下滑会引发收入下降、失业增加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还有专家认为,政府采取严厉紧缩政策让通货膨胀回归到正常水平后会出现大规模通货紧缩,使中国经济出现由过热到过冷的急转。     

经济增长质量的度量

经济增长质量的度量河北财经学院经济研究所武义青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但经济效益尚未根本改善。去年，２／３国有企业亏损，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重经济增长速度，轻经济增长质量，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资源的大量投入，而不大看为此所付出的代价有多大。为此，去年...     

专家学者激辩 增速破八 复苏动力何在?

中国经济会在三季度触底回升,还是进一步跌破人们的预期?未来如何真正实现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以启动民间经济,拉动内需?有机构预计,今年欧盟经济增速可能为负,同时美国将面临财政悬崖危机。这些外部因素趋于恶化,而曾经被视为救世主的中国经济也面临减速可能。核心的问题不是中国经济增速低于8%,现在必须思考的是减速的根源是什么?二季度数据公布     

东北三省城市经济增长动力实证分析

基于2000—2014年东北三省3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平衡面板数据,本文利用DEA模型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进行测算并分析其地区差异性,并采用SFA方法对研究结论进行稳健性分析。实证结果表明：（1）2000—2014年东北三省城市总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了正增长,但随时间的推移呈现出了震动式的下降趋势。在样本考察期间,东北三省城市总体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2.3%,由技术效率改善（2.1%）和技术进步（0.2%）共同推动,且技术效率改善做出了主要贡献。（2）东北各省的城市总体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显著的正增长,吉林省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由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改善双驱动,辽宁省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由技术效率改善推动的,而黑龙江省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则是由技术进步推动的。（3）东北三省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相对较低,改善空间巨大。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同时出现正向变动的城市占据样本量的32.4%,还不及全部样本的三分之一。     

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分解：有偏技术进步与要素投入增长

研究目标：从有偏技术进步和要素投入增长视角分解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研究方法：基于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法对中国1978~2015年的要素增强型CES生产函数进行估计,并扩展Solow增长核算方程重构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分解框架。研究发现：国内研究在技术进步偏向识别、生产函数参数设定及估计方法应用方面存在部分偏误;修正偏误后本文发现考察期内有偏技术进步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支持总体强于要素投入增长,且有偏技术进步和要素投入增长内部发生了明显的动力转换;中国经济增速近期下滑主要由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减缓、资本累积速度下降和人口红利消失引致。研究创新：基于多种要素替代关系、市场假设和技术进步率框架,对中国要素替代弹性、有偏技术进步进行全面再评估,通过打开技术进步率的“黑箱”进一步分解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研究价值：为有偏技术进步识别和经济增长动力分解提供可靠框架。     

中国经济增长率估计

对一国GDP及其增长率的估计常常存在不确定性。这主要缘于对某些概念理解上的偏差、数据的缺失、基层报告的不准确、抽样误差、“镜”统计的非一致性以及其他若干不可避免的因素。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对中国GDP年增长率进行估计,并就近来对中国统计数据提出质疑和批评的种种意见做出回应。首先考虑统计问题。我们必须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对     

Fixed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nvestigate empirically the investment-growth relationship in China. Using the exogeneity framework pioneered by Engle et al. (1983) and Engle and Hendry (1993), we find that fixed investment is a key determinant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which, surprisingly, has not been rigorously examined in the literature. The super exogeneity test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re exists a robust (or structurally invari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capital formation and income growth, thereby giving credence to policy evaluation.     

中国生产率变化与经济增长源泉：1978~2010

本文利用中国1979~2010总量和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纯要素生产率法和Solow余值法分别测算了中国总体和省级生产率变化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生产率变化趋势出现了涨跌互现的波动情形,生产率提高促进了中国经济较快发展,但资本投入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首要来源,东、中、西部经济差距主要是由资本投入贡献不同造成的。2000~2010年中国生产率增长呈现下降趋势,出现高资本投入、低生产率和高增长的现象。     

东北经济增长与电力发展

在电力行业,东北地区通常指地处我国东北部的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和内蒙古东部的赤峰市、哲里木盟、兴安盟和呼伦贝尔盟。按此划分,全区面积124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13％左右。东北地区有着丰富辽阔的温带湿润森林和蔚为壮观的草甸草原,还有着分布广泛的冻土和面积广大的沼泽。东北三省的冻土面积近40万平方公里,沼泽面积达770万公顷,占全国沼泽总面积的70％。这些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对该地区自然资源的形成、演化,以及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着直接影响。     

Productivity,Technology and Economic Growth: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tivity,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growth has been debated extensively in the endogenous growth, growth accounting, New Economy and policy literature. This paper briefly surveys the literature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calculations – the various techniques and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it. We argue that TFP is not a measure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only under ideal conditions does it measure the supernormal profits associated with technological change. The critical driving force of economic growth is not the super normal profits that technological change generates but rather the continuous creation of opportunities for further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Six illustrations of when TFP fails to correctly measure these super normal profits are provided. A version Carlaw and Lipsey's (2003b) model of endogenous 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 driven growth is then utilized to make some progress toward answering Prescott's (1998) call for a theory of TFP. The model is used to simulate artificial data and connect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of returns to scale and resource costs to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FP miss‐measures the actual growth of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

本文从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区别与联系入手,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外延与内涵进行清晰界定,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测度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数.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CA)确定各指标的权重,通过均值化方法对各指标数值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并以基础指标的协方差矩阵作为输入,以避免使用标准化方法和相关系数矩阵所造成的对不同指标相对离散程度的低估或夸大.对中国1978～2007年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结果表明,经济转型30年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数量迅速扩张的同时,经济增长质量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经济结构失衡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增长质量

利用客观因子分析法与主观打分法相结合,测度了1978-2010年中国经济结构和各要素之间的失衡程度,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产业结构、投资消费结构、金融结构、区域经济结构与国际收支结构的失衡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经济结构整体失衡水平呈U型变化趋势,五大结构的失衡水平不断恶化。产业结构、投资消费结构、金融结构的失衡程度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了负效应,区域经济结构与国际收支结构对于经济增长质量产生正效应。在未来发展中,通过产业结构与投资消费结构、金融结构、区域经济结构、国际收支结构的协调、有序、均衡的调整,实现经济增长质量的稳定、可持续发展。     

企业家才能配置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针对中国29个省域地区1997—2012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企业家才能配置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企业家才能的生产性配置和非生产性配置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分别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和负向影响。这一估计结果在控制了可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经济变量和人口变量后依然是稳健的。平均而言,个体就业比例每增长1个百分点,将使该地区当年的人均GDP增长1.511%;国有就业比例每增长1个百分点,将使该地区当年的人均GDP降低0.418%。本文的结论表明能否制定有利于企业家才能生产性配置的制度和政策对于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