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优关税和部分私有化战略-产品差异的混合寡头模型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双寡头垄断竞争的博弈模型,探讨了存在产品差异的混合寡头市场(mixed oligopoly)中,国内外企业的产品差异程度和公有企业私有化程度对最优关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政府以收入极大化还是福利极大化为目标,其制定的关税税率都应随着私有化程度和产品差异程度的提高而提高,政府福利目标与关税收入目标都与产品差异程度成正比。与最近的其他研究发现不同,在不存在私有化或者当私有化程度相对较低而差异程度相对较高时,收入极大化关税税率总是高于福利极大化关税税率。同时本文还得出,福利极大化下的社会最优私有化比例总是大于关税收入极大化的社会最优私有化比例。因此,以社会福利极大化为目标的政府比以关税收入极大化为目标的政府更加倾向于私有化本国的公有企业。     

最优关税和部分私有化战略-产品差异的混合寡头模型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双寡头垄断竞争的博弈模型,探讨了存在产品差异的混合寡头市场(mixed oligopoly)中,国内外企业的产品差异程度和公有企业私有化程度对最优关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政府以收入极大化还是福利极大化为目标,其制定的关税税率都应随着私有化程度和产品差异程度的提高而提高,政府福利目标与关税收入目标都与产品差异程度成正比.与最近的其他研究发现不同,在不存在私有化或者当私有化程度相对较低而差异程度相对较高时,收入极大化关税税率总是高于福利极大化关税税率.同时本文还得出,福利极大化下的社会最优私有化比例总是大干关税收入极大化的社会最优私有化比例.因此,以社会福利极大化为目标的政府比以关税收入极大化为目标的政府更加倾向于私有化本国的公有企业.     

Stackelberg竞争条件下的最佳福利关税与最大收入关税

文章考察Stackelberg竞争条件下的最佳福利关税与最大收入关税。分析表明,最佳福利关税与最大收入关税的相对大小主要取决于产品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国内外企业的成本差异。当产品是互补品时,最佳福利关税总是小于最大收入关税;当产品是替代品时,最佳福利关税与最大收入关税的关系,既取决于产品间的替代程度又取决于国内外企业间的成本差异。产品的替代程度较弱时,最大收入关税总是大于最佳福利关税;产品的替代程度较强时,若国内外厂商间的成本差异越小,则最佳福利关税越有可能超过最大收入关税。     

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与消费攀比

本在一个引入消费攀比的McCallum-Goodfriend框架中。讨论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在政府开支由收入税、一次总付税和铸币税融资的假定下，消费攀比程度与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之间的相关性受收入税率的影响。另外，本所得到的福利成本要稍高于Lucas模型中的成本。本还发现，当经济中不存在消费攀比时，最优收入税率和最优名义利率都等于零；反之，则最优名义利率等于零，最优收入税率不等于零。     

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与消费攀比

本文在一个引入消费攀比的McCallum-Goodfriend框架中,讨论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在政府开支由收入税、一次总付税和铸币税融资的假定下,消费攀比程度与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之间的相关性受收入税率的影响。另外,本文所得到的福利成本要稍高于Lucas模型中的成本。本文还发现,当经济中不存在消费攀比时,最优收入税率和最优名义利率都等于零;反之,则最优名义利率等于零,最优收入税率不等于零。     

财政政策、收入再分配与居民福利——基于Bewley模型的动态随机均衡模拟

基于Bewley模型,引入劳动效率异质性、收入流动性以及市场不完备性假设,测度了一揽子财政政策对居民收入差距及其福利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转移性支出可以缩小总收入差距,替代率从0.1升至0.9,可使基尼系数降低4.2%,同时伴随着福利水平的降低,且最低生活保障的福利损失大于失业保障。其中,劳动效率高的人群福利损失最大;改变支出结构,增加公共消费支出占比没有收入再分配效应,但可使人均社会福利最大提升1.5%;当所得税比例税率从0.1提高至0.25时,基尼系数相应降低了1.23%,人均总福利也随之降低1.03%,且超额税率的福利降低程度高于比例税率。进一步通过数值模拟方法,分析了上述政策缩小收入差距与损害社会福利的具体机制与微观证据,最后,基于公平与效率的权衡,对最优的财政政策组合进行了分析比较。     

最优关税的影响因素——基于混合寡占竞争理论的分析

通过建立一个两阶段混合寡占竞争模型,研究了在开放的经济环境内我国最优关税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利润函数中常数a足够大的前提下,国有化程度越高,最优关税越高;外来私有企业的产品单位成本越低,最优关税越高。本文给社会福利最大化条件下最优关税额的制定提出了政策建议：应适度提高国有企业中的国有成分比例,降低外来私有企业的单位成本,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环境、健康与经济增长:最优能源税收入分配研究

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下,如何实现在不损害经济或尽量降低产出损失的前提下减少环境污染、提高居民福利水平已成为当前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转型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本文在世代交叠模型基础上引入环境污染对健康的影响,系统探讨了在既定税率情形下能源税收入在居民收入与减排活动之间的最优分配比例,以降低"环境-健康-贫困"陷阱的风险。研究表明,理论上存在能够实现人均产出最大化或居民福利最大化的最优分配比例。然而,结合中国实际,研究发现我国能源税收入分配政策难以同时满足两者最优目标;具体分配比例取决于政府决策偏好,并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中国可持续增长的机制:证据、理论和政策

本报告在企业生产函数中引入政府支持系数,该系数是通过一个政府福利模型而得。在突破贫困陷阱阶段,政府与企业目标高度一致,政府集中一切资源支持企业发展,政府支持系数大,企业享受了低税、低资源价格等有利因素;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随着城市化快速提高,政府转向福利支出目标,福利刚性不断加大,政企目标冲突,政府支持系数下降甚至出现惩罚,政企在新的发展阶段都面临转型,转型失败可能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确定中国未来的新增长机制,政府转型是关键,限制政府利益刚性,明确政府福利支出与企业发展能力相匹配,而不是靠债务融资推动福利和增长,更多地让市场发挥激励创新和优化配置资源的功能,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效率与公平兼顾的最优所得税:理论框架及最优税率估计

最优所得税主要探讨税收如何兼顾公平与效率问题,以及给定公平偏好程度下,如何确定最优边际税率水平。即使在崇尚罗尔斯社会福利函数的社会里,政府同时兼顾再分配和财政收入目标的基础上,只要略加考虑税收对劳动供给的效应,哪怕是微弱的考虑和兼顾,最高边际税率都不会达到100%。而且,借鉴斯特恩最优线性所得税模型及美国个人所得税制度,估计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还可以适当降低到36%左右。     

企业家活动、品牌资本与经济增长

文章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式下将企业家生产性活动分解并把品牌资本纳入到代表性企业家生产函数中来探讨最优经济增长问题,从而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发达经济体与落后经济体经济发展的差异。基本结论是:一个经济体的最优增长依赖于经济中企业家的比例,经济中企业家的密度越大,经济增长率就越高;企业家通过权衡两类劳动对经济贡献的大小来配置劳动和创新品牌,寻求企业家活动配置组合最优,以使福利极大化。     

寡头竞争情形下的国企改革--论国有股份比重的最优选择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混合寡头垄断竞争的博弈模型 ,分别就封闭经济和开放经济的情形 ,探讨国企在背负一定的社会性负担的条件下 ,国企内部国有股份比重的变化如何影响整个社会的福利以及政府的支付。我们的基本结论是 :在国企相对生产效率很低的情况下 ,必须对其进行私有化改革 ;但是 ,如果国企的相对生产效率不太低 ,完全的私有化并不能最大化社会总体福利或政府支付。我们的基本结论可为政府当前国企改革的政策思路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贸易保护下的进出口企业行为分析

通过双寡头模型分析进口商和本地企业的最优行为,考虑进口国政府对本国企业进行保护时,进口商和本地企业的最优行为和政府的最优保护可能。在进口国增加了关税时,关税造成了该被保护产品进口的减少量大于关税造成的本国企业的新增产出量。政府的贸易保护需要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政府贸易保护的可能与外国进口商的边际成本和关税的变化是负相关,与该国厂商的边际成本的变化是正相关。     

在转轨经济条件下的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刍议

表述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有多种方式考虑。本文综述了学术界在此问题上的争论,主要有三种,一种以股东享有剩余控制权和企业剩余索取权为由,提出利润极大化为财务管理目标;第二种以股份公司两权分离为主要理由。提出非利润极大化为财务管理目标;第三种以企业经营成果是多种因素的函数为由,提出利益相关者共同利益极大化为财务管理目标。作者对三种观点作了全面的评述,并结合企业的现实,特别是在转轨时期国有企业的现实．提出财务管理的目标似乎仍应以利润极大化作为主要的目标,根据这个思路,我国应进一步搞好国有企业的股权改革,变虚位的股东为实在的股东,变多级代理为一级代理。使股权控制能对经营者的行为实现有效制约。实现了对经营者行为的有效制约。才会较合理正确地处理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竞争政策与跨国最优技术授权策略

本文探讨当前中国在知识产权领域实施(宽松)竞争政策的理论基础。基于本国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与具有成本优势的外国企业进行古诺竞争的寡头模型,分析生产型外国企业如何将降低成本的专利技术分别授权给本国的两家企业。我们的研究表明:当不能歧视性授权时,外国企业总是偏好特许权收费方式;当能够歧视性授权时,外国企业在技术创新程度较大时会偏好固定收费方式。由于在歧视性授权下,外国企业将更多的利润转移到母国,因此本国福利在不允许歧视性授权下更高,但全球福利却相反。因此,本国政府从本国福利极大化的角度往往会强化竞争政策,限制歧视性授权;尽管从全球角度看,不限制歧视性授权的宽松竞争政策能够提升全球福利。     

不完全竞争、非对称信息下的最优进口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

本文讨论了不完全竞争和非对称信息情况下 ,如何运用进口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增进本国福利的问题。本文发现 ,(1 )在Cournot同质产品竞争的情况下 ,制定可以诱使本国企业显示真实成本的政策规则可以实现与完全信息情况相同的配置结果 ;并且 ,本国企业的生产成本越低 ,政策规则规定的最优关税越低 ;在某些成本结构下 ,甚至应该执行零关税政策。 (2 )在圆形城市空间竞争 (SpatialCompetitioninCircularCity)的情况下 ,生产补贴和关税的作用完全等价 ;不存在可以实现事后效率的政策规则 ,并且 ,约束最优结果不是一个PBE均衡结果 ,本国政府的最优政策是制定等于单位运输成本的关税。上述结论蕴含 ,最优政策干预以及它能否消除非对称信息可能带来的效率损失依赖于竞争类型 ,而不依赖于信息结构 ,因此 ,它不会发生扭曲     

政府产品创新补贴下的企业R＆D策略选择

为了研究在政府产品创新补贴政策下企业的R＆D策略选择问题,建立了双寡头市场中面向工艺R＆D的三阶段博弈模型：第一阶段政府以社会福利最大为目标选择产品创新补贴率;第二阶段企业进行R＆D投资以降低生产成本;第三阶段企业在产品市场中进行古诺竞争。根据双寡头在第二和第三阶段是否合作,给出了研发竞争、研发卡特尔、技术共享联盟和研究共同体等四种R＆D策略,得到了相应的政府最优R＆D补贴率。研究表明：从企业的R＆D投入和产品产量的角度看,当溢出效应较高时,研发竞争策略优于研发卡特尔策略;当溢出效应较低时,研发卡特尔策略优于研发竞争策略。研发卡特尔策略与研发竞争策略相比,研发卡特尔更能推动企业利润的提高并且可以改善社会总福利。从产品产量、企业利润和社会总福利最大化角度考虑,研究共同体为四种策略中的最优策略。     

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中国县级政府间税收竞争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利用我国2000—2006年县级企业所得税税率和营业税税率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县级政府之间的税收竞争问题进行了定量研究。研究表明:第一,我国县级政府在其辖区内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和营业税税率上都存在着显著的正向空间竞争行为;第二,县级政府在外资企业税率上的空间竞争程度要明显高于它在内资企业税率上的空间竞争程度;第三,县级政府与地级市外邻县之间的空间竞争程度显著高于它与地级市内邻县的空间竞争程度;第四,位于内陆省份的县相对位于沿海省份的县,其对邻县的税收政策更加敏感,说明前者在与邻县的竞争过程中更加注重税收上的竞争。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城镇居民间接税负担的演变

本文研究了进入新世纪以来，税收收入高速增长对于城镇不同收入家庭间接税负担的影响。收入越高的家庭负担的间接税越多，但是税收占收入的比例却是低收入家庭的比例大于高收入家庭的比例，间接税是累退的。从2000年到2005年，所有家庭的税收负担比例都增加了，税收累退的程度没有变化。通过把税收负担变化分为税收征管和经济结构}J起的实际税率变化和家庭消费结构变化两部分，本文发现实际税率提高是近年来所有家庭税收负担增加的主要原因。     

产业共性技术政府支持性研发外包合同影响因素研究

建立产业共性技术研发外包博弈模型，从政府视角研究以共性技术产出最大化为目标的最优政府支持性研发外包合同，并对最优外包合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足够多的政府预算是共性技术政府支持性最优研发外包合同存在的前提，最优合同条款随政府预算的增大而增多，企业保留收益增大倒逼政府预算增加；企业最优知识技术投入与共性技术价值系数以及从研发中分享的收益份额正相关，与政府支付的固定研发费用负相关；政府最优知识技术投入与固定研发费用及单位投入成本系数负相关；企业最优投入与政府投入成本系数负相关，与政府投入对研发成功的贡献系数正相关，且企业最优投入随其研发能力的增强而加大。最后，根据研究结论，从政府预算、项目前景及支持性资源分配3个方面提出共性技术研发外包合同实施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