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的实证研究

伴随着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不断增强和“走出去”战略的逐步实施,中国已成为新兴的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地。本文应用最新的经济统计数据,就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以此分析判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所处的发展阶段及未来趋势。实证结果表明:一方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对经济发展与对外投资之间关系的规律性认识相吻合;另一方面,中国现阶段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情况与理论预期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滞后于经济整体发展水平。     

价值投资在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

价值投资理念是证券市场上重要的投资理念,中国的价值投资理念处于起步阶段,QFII与中国基金引导价值投资理念成为主流的投资理念,价值投资理念在降低中国金融风险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投资国特征及其对华投资强度的研究

本文通过经验研究来回答什么样的国家愿意选择中国作为投资目的地 ,为此 ,本文采用直接投资强度来衡量中国与投资国的投资关系 ,并分析影响投资强度的因素。本文的结论是 :一些投资国的特征与对中国的投资强度有显著的相关性。这些特征包括 :投资国与中国的地理距离和商品贸易关系 ,投资国的政治制度、华裔人口、出口关税和产业结构等。     

从企业扬帆到政府起航——关于国际投资协定的讨论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势头迅猛。与之相伴的是,走出去企业遇到的风险逐渐加大,遭到的歧视也逐渐增多。虽然企业应对自身对外投资负主要责任,但中国政府也应该主动出击,积极参与建立全球性多边投资协议,在保障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正当权益的同时,为国际直接投资体系的建立与健全做出发展中大国应有的贡献。     

中国对外投资的特征与风险

当前中国以债权投资为主的对外投资特征,使中国的对外资产面临越来越大的潜在风险。中国的外汇储备投资跌入美元陷阱,收益率极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近年来发展迅猛。尽管中国的对外投资管理体制在逐渐放权、减少管制、缩减审批等方面有了较大改进,但仍存在一些严重缺陷,制约中国对外投资的进一步发展。国际社会部分地出于对中国投资的疑虑,调整了有关政策,加紧了对外国投资的审查和监管,对中国的对外投资带来了一定困扰。中国需要加强和国际的合作,加强对企业海外利益的保护,同时积极参与全球投资规则的制定,更好地保护中国对外投资的长远利益。     

不同投资保护标准的BIT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众多国家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BIT),同时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与资本积累,中国参与国际投资的角色也逐渐发生变化,并在2015年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在我国开放发展战略和"一带一路"等区域普惠性倡议的推动下,我国未来的对外投资规模必将保持强劲的增长。对于签署双边投资协定是否能够有效促进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国内外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通过构建面板计量模型分析我国签署、修订或重新签署更高投资保护标准的双边投资协定对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促进效果,结果表明,我国早期签署的投资保护标准较低的双边投资协定对于促进我国对外投资的作用效果并不显著,而签署或修订投资保护标准高的双边投资协定则显著促进了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并且签署高标准的双边投资协定显著促进了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     

基于IDP范式的中国对外投资发展阶段实证研究与国际比较

IDP范式揭示了一国的国际投资变化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关系,反映其对外投资发展的规律性特征。基于中国经验的IDP范式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论文选取中国改革开放33年国际投资和GDP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中国对外投资发展阶段及规律,并进行国际比较,提出利用中国差异化区位优势和比较优势,实施国际投资的有序转移及引资政策调整等对策建议。     

中日韩三国外国直接投资比较

中日韩三国作为东北亚核心国家,都希望通过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进一步促进本国经济发展.三国FDI的投资方式、投资来源国及投资产业有较大不同,也体现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差别.分析外国直接投资与本国产业发展的关联的结果显示,中国的国内企业竞争力最弱,日本最强.今后中国引进外资过程中,应增加并购的比重,提高对服务业的引资力度,同时实施内外资企业平等的优惠政策,努力提高国内企业竞争力.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与产业选择

对外直接投资,是充分利用全球资源与市场进行经济扩张的重要举措。本文总结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与行业分布,阐述了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安全的关系,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双目标模型分析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目标,提出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渐进性、多元化和动态性的产业选择战略,并具体对劳动密集型和成熟适用技术产业、对资源开发型产业、研究与开发型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等的选择提出了建议。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与产业选择北大核心CSSCISSCI

对外直接投资,是充分利用全球资源与市场进行经济扩张的重要举措。本文总结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与行业分布,阐述了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安全的关系,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双目标模型分析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目标,提出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渐进性、多元化和动态性的产业选择战略,并具体对劳动密集型和成熟适用技术产业、对资源开发型产业、研究与开发型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等的选择提出了建议。     

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吉林大学商学院薛有志一、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历史本文所考察的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历史是从１８９５年日本取得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的合法权利开始，到１９４５年日本在二战中战败投降为止的５０年时间。这一时期，日本对中国的直...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率估算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利用随机前沿模型,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前沿水平和效率损失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现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前沿水平受到东道国经济规模、自然资源和技术水平等因素的正向影响,而双边距离的作用则非常有限;东道国内部冲突、贸易自由度、投资自由度与中国投资效率负相关,金融自由度的积极作用并不显著,东道国与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效果也不明显,而东道国政府稳定性和基础设施状况的改善会显著提高投资的效率。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测算的对外直接投资效率进行分析发现,绝大多数样本国家的投资效率在0.8以下,特别是对发达国家的投资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从区域异质性来讲,中国对各大洲的投资效率差别较大。     

从投资角度看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经济合作

本文通过对中国与中亚国家双边的投资现状分析,总结了双边投资的特点。对影响中国对中亚投资的因素进行了分析,提出加强中国与中亚国家投资合作的对策建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率估算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利用随机前沿模型,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前沿水平和效率损失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现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前沿水平受到东道国经济规模、自然资源和技术水平等因素的正向影响,而双边距离的作用则非常有限;东道国内部冲突、贸易自由度、投资自由度与中国投资效率负相关,金融自由度的积极作用并不显著,东道国与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效果也不明显,而东道国政府稳定性和基础设施状况的改善会显著提高投资的效率。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测算的对外直接投资效率进行分析发现,绝大多数样本国家的投资效率在0.8以下,特别是对发达国家的投资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从区域异质性来讲,中国对各大洲的投资效率差别较大。     

中国开展对西欧直接投资的动因分析

在中国与西欧直接投资关系中,中国一直处在资本接受国地位,这虽与中国发展中国地位相一致,但并不意味中国不具备对西欧直接投资能力,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企业对西欧直接投资,有利于改变以商品贸易为主的单一性市场进入方式,在规避欧盟反倾销壁垒同时,提高企业在西欧市场上参与世界经济大循环的能力。     

基于投资质量视角诠释中国高投资率之谜

中国投资率长期居高不下的特征不仅与各国经济发展历程格格不入，而且与投资理论相悖。本文在提出中国高投资率之谜和对现有文献进行综述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投资转化率和资本折旧率两个反映投资质量的变量对资本存量和投资率水平的影响，从投资质量视角解释中国高投资率之谜。分析表明：中国的投资质量低体现在投资决策失误、工程质量差和中间费用高等方面，从而导致较高的资产折旧率和较低的投资转化率；高投资率对资本积累的贡献率不高，中国资本依然稀缺，资本的边际报酬率难以进入递减期。解决中国高投资率的根本途径是提高投资质量。     

中国国有经济投资对非国有经济投资的动态影响研究

中国国有经济投资与非国有经济投资之间的动态关系始终是改革历程中的焦点问题。在理论上推导国有与非国有经济投资关系,应用协整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国有与非国有经济投资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新世纪以来,国有经济投资能够拉动非国有经济投资增长,但后危机时期的拉动效应较危机前明显下降,且拉动效应具有滞后性;同期国有经济投资会挤出非国有经济投资;非国有经济投资受两者之间长期均衡关系制约。     

中国参与全球投资治理的机遇与挑战

目前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地和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对于全球投资治理体系中国有三大诉求:一是降低中国企业所面临的投资壁垒;二是保护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安全;三是希望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投资模式得到尊重和认可。目前国际上缺乏一个有约束力的全面覆盖投资促进、保护、便利和自由化的多边投资协定。这一缺失既是问题,同时也为中国参与全球投资治理提供了机遇。中国需要从一开始就参与到全球投资治理体系的构建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和利益诉求。而相对于区域协定,最佳路径是推进中美、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使之成为构建多边投资框架的范本和平台,从而撬动多边投资体系的建立。     

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基于制度距离的视角

本文以2003~2012年中国对54个国家和地区OFDI的数据为样本,基于制度距离的视角考察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OFDI的影响。采用动态综合评价的二次加权法构建涵盖政治、经济的综合性制度测度指标,检验制度距离、双边投资协定对OFDI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制度距离会抑制中国OFDI的流出,双边投资协定的签订减少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障碍,并且双边投资协定对制度距离的抑制具有显著的反向调节作用。其次,双边投资协定对OFDI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国别差异,与发达国家签订的投资协定,直接作用不显著,间接作用显著;与发展中国家签订的投资协定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都比较显著。最后通过门槛回归模型确定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最优制度距离区间。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绩效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特征,引入不良投资指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绩效进行评估。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区位分布与产业选择方面高度集中,导致不良投资呈现"双高"特征,即70%以上的不良投资集中于中亚—西亚和新亚欧大陆桥区域,80%以上的不良投资集中于金属、交通和能源等环境敏感型行业。今后应从产业层面推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转型升级,实施多元化的区位选择战略,优化投资产业布局,并强化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环保意识与责任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