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投资质量视角诠释中国高投资率之谜

中国投资率长期居高不下的特征不仅与各国经济发展历程格格不入,而且与投资理论相悖。本文在提出中国高投资率之谜和对现有文献进行综述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投资转化率和资本折旧率两个反映投资质量的变量对资本存量和投资率水平的影响,从投资质量视角解释中国高投资率之谜。分析表明:中国的投资质量低体现在投资决策失误、工程质量差和中间费用高等方面,从而导致较高的资产折旧率和较低的投资转化率;高投资率对资本积累的贡献率不高,中国资本依然稀缺,资本的边际报酬率难以进入递减期。解决中国高投资率的根本途径是提高投资质量。     

论投资与财政收入增长的关系：一个简化的理论分析模型

投资对财政收入增长的影响是由投资规模(投资率)、投资结构与投资效率三个具体的投资变量共同决定的。文章通过建立起投资与财政收入增长关系的数理模型并经推导后认为,要实现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就必须使包括投资规模(投资率)、投资结构及投资效率三要素在内的总体投资效率达到最高。由于投资率水平变动客观上要受多方面因素所制约,因此,优化投资结构及提高投资效率应是我国现阶段实现国民收入及财政收入增长最大的主要途径。     

吉林省投资率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2003年以前,吉林省投资率的波动与全国大体相同。2004年以来,随着吉林省委、省政府关于投资拉动战略及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实施,吉林省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急剧扩张,带动投资率大幅走高,2008年高达79.8%。投资的高速增长是否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本文通过2004年以来的数据分析吉林省投资率与经济增长变化的关系。     

中国经济国民投资率的福利经济学分析

本文首次系统地从福利经济学角度出发,运用前沿计算方法,试图回答中国投资率是否过高这一重要问题。本文首先计算了两个投资率:一是境内投资率;二是国民投资率,即(境内投资+对外投资)/GDP。通过横向的对比,发现无论是境内投资率还是国民投资率,即便考虑高经济增长率,中国经济都远高于世界各国。其次,采用经济增长理论的基准模型,利用中国的参数进行校准,并且进行稳健性检验,运用逆向积分法模拟中国经济福利最大化的投资路径。结果表明,中国经济上世纪90年代平均境内投资率低于福利最大化的投资率6%,国民投资率4%;2002年后,平均境内投资高于福利最大化的投资率5%,国民投资率12%;1990—2008年实际投资相对福利最大化的投资路径总福利损失约为5.9%,相当于每期损失约3.8%的GDP。最后,本文进一步分析,如果适当地降低国民投资率,同时改善投资效率,中国经济的GDP增长率并不会大幅下降。     

公有制经济下的投资行为

一、引言近年来,中国经济长期保持着相对较高投资率,1991～2001年期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额/GDP100%)持续上升,平均高达32.66%,该数字远高于四小龙中的香港和台湾从60年代以来的投资率(1966～1998年间分别为25%和23.7%)。造成中国经济如此之高的投资率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通过对有关数据的分析我们得出原因,在1981～2001年期间,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当中,国有经济的投资率平均约占61.34%,集体经济约占13.89%,剩下的不多的份额则包括了个体经济和经济中的其他经济成分投资率的总和,这就说明尽管改革开放以来私人投资包括外…     

改革开放以来技术改造投资规模的实证分析

适度的技术改造投资不仅有利于经济增长,而且能促进经济结构转换。对1978年以来的技术改造投资规模的变动分析、绩效分析以及对优化投资率的推导和“十五”期间规模预测表明,技术改造投资在经济增长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必须提高技术改造投资率,在目前总投资率较高的条件下,提高技术改造投资率可以通过调整投资结构来实现。     

新疆固定资产投资绩效分析

本文以新疆地区1985年~2004年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为依据,应用投资率和投资效益系数两个指标,在与全国平均水平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分析了新疆固定资产投资的滞后效应,并对如何提高固定资产投资绩效提出了几点建议。     

中国是否存在过度投资?——基于1995-2014年投资效益的测算

本文旨在从投资效益的角度研究中国持续高投资率是否合理以及投资是否过度问题.通过应用AMSZ准则检验中国近二十年来资本积累状况,发现自2003年以来中国整体经济呈现资本总收益小于总投资的资本过度积累状态;进一步测算同期经济的资本回报率,发现2008年后实施经济刺激政策以来,中国整体资本回报率大幅下降;通过对投资率与资本回报率进行拟合,发现投资率对资本回报率具有负向影响.由此得出中国存在较为严重的过度投资的结论,并就过度投资的危害及其防范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投资率及投资结构变动的国际比较研究

2012年以来,中国投资率已经出现逐渐下降趋势。从主要东亚经济体投资率变动的经验来看,中国投资率下降符合经济体发展的一般规律。从美国固定资产投资结构变动趋势来看,技术进步在投资结构变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伴随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知识产权产品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在投资中的重要性越来越高。居民消费升级和人口老龄化带动教育医疗等领域投资加快增长。新发展阶段,要促进投资增长转型,提升投资效率,增强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     

中国市场利率动态研究——基于短期国债回购利率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上海证券交易所1996年7月22日至2004年8月26日间的7天国债回购利率对各种短期利率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检验。结果表明,引入GARCH、机制转换以及跳跃因子可大大地提高短期利率动态模型的拟合效果。我们发现在1996—1998年间,国债回购利率水平、波动性以及突然跳跃的概率都要高于1999年以后,但是利率波动性对利率水平变化的敏感性则在1999年以后变得更强了。我们使用了Hong and Li(2004)新近提出的非参数检验方法比较了各个模型的相对表现,发现没有一个模型可以准确描述中国短期利率波动。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monetary policy transmission through interest rate channel in China

With the deregulation of interest rates in China, the interest rate channel of monetary policy transmiss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Firstly, this paper makes empirical studies on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in China represented by the conventional interest rate channel of monetary policy transmission by using the Granger causality test.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re is no causality neither between investment expenditure and the market interest rate nor between household consumption and the market interest rate, which suggests that the transmission of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is impeded. Then the reasons from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interest rate liberalization, asset-backed securitization and household consumption behavior are analyzed.     

李嘉图等价定理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分析

李嘉图等价定理认为,政府的财政收入形式的选择,不会引起人们经济行为的调整。但是,现代经济学家们并非完全同意李嘉图的见解,无论是对其必要条件的检验还是对其结论的检验都存在着争论。而通过实证分析我国1989—2004年的政府发债分别与消费和投资的关系,可以得出结论：从历史数据来看,李嘉图等价定理在我国并不适用。     

当前我国"负利率"现状及货币政策选择

在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下,我国的负利率对居民消费和储蓄、企业投资、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和资本市场等具有不同影响。综合考虑这些影响,央行目前不宜提高名义利率,而应该提高宏观经济调控水平,确保经济能够长期健康发展。     

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难点及对策分析

利率市场化是金融市场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重要内容，是加强金融间接调控的关键，对于推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及改革其他相关制度，优化资金配置、调整国民经济结构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近些年来，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利率机制时市场的导向作用也在不断加大。结合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深入细致地分析并制定出行之有效的应对之策，对于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无疑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利率作用不对称性对投资的影响研究

1996年后我国经济经历了通缩、通胀和两者共存的发展阶段,央行在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上开始逐渐重视利率的调控作用,曾在7年内7次下调贷款利率,2004年后随着经济的复苏和通胀压力的增大,我国再次进入加息周期。利率的历次变动是否发挥了货币政策对各经济变量传导功能是市场普遍关注的问题。运用1996～2007年的季度数据,在分别考察了利率下调及上升基础上,对我国资产投资的利率弹性做出定量分析,并在投资总量持续增长的条件下对投资同比增长率和利率变动的相关性进行了检验。     

碳密度与投资率的因果关系——对中国1980～2009年数据的实证研究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务院4万亿元巨额投资计划出台,碳密度的反弹也随之见诸报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章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对我国1980～2009年投资率和碳密度的数据进行分析。检验结果表明,投资率和碳密度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投资率是碳密度的格兰杰原因。最后从我国的投资现状出发,提出展望与建议。     

中国金融市场开放度——基于两类模型的比较研究

本文引入两类分析一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的模型:基于投资与储蓄关系的F-H条件模型和基于利率平价理论的利率平价条件模型,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选取美国、日本、巴西等具有代表性的国家,以这两个模型作为实证模型分别研究这四个国家的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从实证分析的结果看,与其他三个国家相比,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仍然较低,其原因在于资本市场的管制程度较高,国内利率还无法与国际市场建立较强的关联性等。     

略论资金相对剩余、制度缺陷与财政政策效果的“挤出”

以中国转型为背景,从一般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的观点出发,从两个方面分析政府实施相对稳健和部分积极性财政政策的有益性:一方面,制度缺陷造成消费行为,尤其是投资行为表现出特殊性,是造成资金市场有效供给矛盾--资金相对过剩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转型时期的利率对投资的调节作用也不同一般情况.转型时期是上述几种矛盾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运行中主要问题是调动投资资金的有效使用,而不是担心财政资金对资金市场构成的压力,因而,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是相对的.     

我国利率政策效果欠佳的制度探究——以2004～2008年利率上调为例

存贷款基准利率是中国人民银行最重要和使用最频繁的货币政策工具之一,2004年10月29日～2007年9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8次上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但是,本文认为,并没有达到抑制贷款和投资、平抑物价、减缓经济增长的预期政策目标。利率货币政策工具失效、货币政策效果不佳的根源在于我国尚未建立市场导向的制度框架。要提高货币政策效力,使用合理的货币政策工具,必须以建立完善制度为保障。     

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以古典投资理论、加速数理论、预期利润理论以及政治周期理论等相关投资理论为基础,分析了投资活动的决定因素,并结合我国实际建立了一个包括国民产出、利润率、利率和中央政府换届等多个解释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本文采用1980-2009年期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等相关数据,对各种投资理论假说进行实证检验.回归结果证实了投资与产出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支持投资的加速数假说;估计结果还表明投资与利润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证实了投资的预期利润假说;但实际利率和中央领导换届这两个解释变量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研究还发现我国的投资富有产出弹性远大于利润率弹性,最后就政府调节投资水平给出相应的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