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技术溢出渠道与中国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使用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分析了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及其分解变量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变化规律;利用制造业内资部门2000~2005年的行业层面板数据,在控制了研发和出口交货值两个变量的基础上,考察了FDI水平关联和前、后关联对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变量的影响。我们发现研发与出口交货值对生产率存在正的影响,FDI总体上对内资企业产生了正向技术溢出效应,而且更多地是由后向关联促进技术进步带来的;前向关联没有产生技术溢出效应;水平关联与前、后向关联技术溢出的实现方式不同,主要通过技术效率渠道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分组回归结果表明,FDI技术溢出渠道在技术水平、行业集中度与出口依存度等行业分组指标下存在明显不同的传导机制。     

服务业FDI技术溢出与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理论分析和基于中国的实证检验

文章首先分析服务业FDI技术溢出的机制,接着利用非参数的DEA-Malmquist指数对我国2003-2011年14个服务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进行了测算,最后设定面板回归模型就服务业FDI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服务业技术进步在推动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各行业的异质性决定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有所不同;除房地产业外,服务业FDI确实存在着技术溢出效应,其显著地促进了服务业的技术进步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是非线性特征不明显;服务行业内部一些因素也会影响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     

FDI、国内资本与经济增长——1987-200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

本文基于1987-200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分析进行实证研究发现:FDI作为“投资”本身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并不显著,但它通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和“挤入”国内自身的投资,从而间接地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作用;国有部门在全社会固定投资中占居主导地位,它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促进作用是显著的,但对全要素生产率并无明显作用;私人部门投资对经济增长没有直接促进作用,对全要素生产率也无显著影响。因而,相对于国内资本来说,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催化剂”的性质。     

广东省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基于2000-2007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测算了广东制造业各行业在2000-2007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包括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然后又测算了不同所有制下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效率。研究表明,广东制造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但是增长来源主要是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的变化不大;在不同所有制下,技术效率的差异仍不是很大,技术进步的差异决定了不同类型企业的全要素增长率变化,国有企业的技术进步提高明显,但是私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等却在平均水平以下。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研究

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着新的困难,经济发展速度比较缓慢,结构急需调整。而生产性服务业作为技术、知识密集型的产业,其外商直接投资会带来大量的技术溢出,是我国产业结构优化、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本文通过选取了2005-2017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及其FDI的相关数据,对技术溢出效应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最后,基于实证结果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促进我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     

FDI溢出效应、环境污染与全要素增长率

本文利用中国28个制造业行业的1999-2008年的相关数据考察了中国制造业产业中FDI水平溢出效应、前向溢出效应和后向溢出效应以及环境污染排放对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FDI的技术溢出最可能发生在后向联系中,FDI水平溢出效应、前向溢出效应不明显;环境污染不利于产业全要素增长率的提高,FDI水平溢出效应减缓了环境污染对产业生产率的不利影响,而FDI的前向技术溢出与后向技术溢出对环境污染的边际效应不明显;FDI水平溢出效应降低了各环境污染指标的单位销售额排放量,而FDI后向溢出效应增加了各环境污染指标的单位销售额排放量,因此FDI后向技术溢出中有一部分是向上游产业提供了高污染排放技术而提高了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技术差距对FDI技术溢出影响的门槛回归分析

本文通过中国31个省2003-2007年的数据采用Hansen的门槛回归技术分析了技术差距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并得出结论,技术差距对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存在门槛效应,当技术差距小于一定值的时候,会促进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当技术差距大于一定值的时候则不会促进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我国一些省份已经跨过了这个门槛值,而一些并没有跨过,当地政府需要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采取措施减少自身的技术差距,促进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发展本地经济。     

长三角地区网络普及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研究

基于长三角地区26个城市2004—2019年的面板数据,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模型,结合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在此基础上检验网络普及率与GTFP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2004—2019年长三角地区GTFP整体呈下降趋势,且受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强于绿色效率改进;根据门槛模型估计的结果,网络普及率对GTFP的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在超过一定门限时有所减弱,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重视互联网对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     

本土研发投入、国际技术溢出对高技术产业生产率的门槛效应研究

采用分省份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检验了本土研发投入、国际技术溢出对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推动作用。研究发现,企业自主研发投入是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因素,不仅直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还是国际技术溢出效应的门槛条件;公共研发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作用最大,是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支撑;国际贸易技术溢出贡献虽稳定但十分有限,FDI技术溢出的作用并不稳定;本土研发投入、国际技术溢出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基于企业研发投入的倒U形单一门槛效应,当研发投入超过门槛值时,本土研发投入并不能继续促进生产率的提升,国际技术溢出效应也不再显著或降低。     

FDI、知识溢出与生产率增长——基于DEA方法和状态空间模型的经验研究

本文利用DEA方法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在此基础上建立国际知识溢出分析框架,检验了基于FDI渠道的国外知识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国内知识资本和基于FDI渠道的国外知识资本对TFP增长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通过对TFP进行分解发现,两者对技术进步促进作用明显,对技术效率影响微弱;采用状态空间模型进一步分析发现,于FDI渠道的国外知识资本对TFP的贡献度在不断上升。     

制度质量与FDI的产业增长效应——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东道国制度环境入手,创新地将FDI吸收能力理论、溢出理论与制度环境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内,探讨制度质量对东道国吸收能力、FDI溢出效应的具体影响机制与效应。采用中国各省区1990~2010年面板数据和动态面板GMM估计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控制市场化程度的情况下,FDI的增长效应不再为正,甚至转变为显著的负效应。这表明,FDI在东道国的经济绩效具有显著的"制度门槛"效应特征。FDI对东道国的产业增长效应是通过当地制度环境改善来实现的,随着地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FDI在该地区的产业增长效应显著增强。本文的研究表明,改善制度质量的国内改革是提升对外开放质量的先决条件。     

FDI在中国的技术外溢效应:基于面板数据的考察

通过使用1994～2006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FDI对中国的技术外溢效应,并进一步实证考察了人力资本在FDI技术外溢中所起的作用。结果表明,缺乏经验证据支持FDI的正向技术外溢效应,但发现人力资本有利于促进FDI技术外溢效应作用的发挥。因此,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同时,要进一步思考如何有效利用和发挥其外溢效应,注重与国内的技术和人力资本的积累相结合,挖掘各区域对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吸收能力,弥合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     

跨国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

分析了跨国直接投资产生技术溢出效应的机理,建立了衡量技术溢出效应的回归模型,并利用模型对我国工业领域内跨国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测量。结果显示,在1993-2002年间,我国工业领域内的跨国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起到了促进作用。     

东道国特征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研究了东道国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以R&D经费投入和居民专利申请数量表征的东道国创新水平和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表征的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都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同时,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越健全,越有利于中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逆向技术溢出;而东道国与中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     

市场结构与FDI技术溢出——基于中国制造业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考察了市场结构因素对中国制造业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模型中纳入了垂直溢出机制,采用系统GMM方法进行了动态面板数据的交互项分析,同时进行了分组检验。结果表明,在规模更大、市场势力更强的行业,有利于行业内技术溢出的实现;而垂直型技术溢出则主要发生在中小型企业更多、市场势力较弱、竞争程度更高的行业。     

中国人力资本水平与FDI技术溢出关系研究

针对1985-2009年间中国人力资本水平和FDI技术溢出进行VECM模型检验结果表明,我国人力资本水平与FDI技术溢出存在长期稳定关系,但短期关系不显著。从动态层面看,FDI技术溢出变化对我国人力资本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我国人力资本水平变化对FDI技术溢出的正向影响程度较弱。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创新能力——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近期国际直接投资领域研究的热点。文章基于创新能力的角度,研究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否提升了我国创新能力,并考察不同地区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是否具有差异性。利用2003~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基本结论包括: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已成为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渠道之一,这一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中都成立;自主研发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是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主要渠道,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对创新能力的影响仍相对较小;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创新效应在东部地区最为显著,但对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则不显著。     

中国服务贸易的异质劳动力就业效应——基于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文章利用2004~2011年中国服务业面板数据,首先从整体上实证分析了服务贸易对异质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然后分性别、分行业检验了服务贸易的异质劳动力就业效应,以考察服务进、出口对异质劳动力就业影响的性别和行业差异。整体估计结果表明,服务进、出口显著地促进了中国服务业异质劳动力就业,且对熟练劳动力就业的促进作用更大,说明服务贸易对不同技能劳动力就业的影响有所差异;从分性别和分行业视角的进一步研究发现,服务进、出口的异质劳动力就业效应存在显著的性别和行业差异。     

FDI环境效应的新检验——基于中国112座重点城市的面板数据研究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紧密联系,环境污染已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随着国际资本流动的加速,外商直接投资(FDI)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潜在关系也开始显现出来,FDI对东道国环境的影响成为学术界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利用中国112座重点城市、2001～2006年度的面板数据,研究了FDI对我国整体以及不同区域的环境影响。结果证实了FDI的增加对我国环境确实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并进一步证实,这种负面影响在地域上呈现东低西高的梯度特征。文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我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分析——基于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什么是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最主要的决定因素?以往文献存在一定的争论,有观点认为市场因素最主要,还有观点认为前期服务业FDI和制造业FDI对当前服务业FDI的流入最重要。本文利用我国1997～2008年各服务业分行业的面板数据对我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没有前期服务业FDI流入时,我国的市场规模、贸易开放度、经济增长率及服务业发展水平是吸引服务业FDI的主要因素;而存在前期服务业FDI时,制造业FDI、前期服务业FDI的流入,即集聚因素成为吸引服务业FDI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