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参与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实践价值分析

在新形势下公民积极参与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是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之一，是公共行政的公共精神与公民的民主权利的具体体现。本文从公民参与对于公共政策的公共性、科学性、合法性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实践视野中的协商民主：价值与制度形式

作为实践理念的协商民主具有提高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决策的科学性、政策的执行力,培养和发展公民的治理能力,提升社会资本存量等价值。而规范的制度形式是实现协商民主实践价值的重要途径和有效保证。西方各国在长期的理论研究和反复实践中创造了公民陪审团、协商民意测验等典型的协商民主实践形式,对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作用、困境及创新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能够弥补政府失灵,提高公共政策的品质,增强政策的合法性。但是,我国当前公民社会发育尚不完善,公众参与意识薄弱,参与机制短缺以及官僚制之下的“责任困境”使得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陷入困境。为此,必须对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制度与参与方式进行创新,以形成一种实质性而非形式上的公民参与。     

基于公民参与的政府社会管理实践

现代公共管理理论和治理理论的发展要求政府社会管理多元化,纳入公民参与。公民对社会管理的广泛参与不仅增进政府进行社会管理的合法性基础,也对社会管理事务本身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为了完善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实践路径,需要转变观念,加强公民参与能力的培养,培养公民主体意识,加快公民参与的制度创新,并逐步引导公民网络政治参与。     

近代中国公民素养培育的本土化尝试及经验

近代中国的教育变革处在一个外来思想强烈冲击、而本土文化根深蒂固的特殊背景之下,对公民素养的重视和培育就产生在这一背景下。在对公民的概念理解及其教育形式上体现了西方教育思想的影响,但在内容上并没有放弃本国教育所背负的民族性和时代性。通过对民国时期相关文本的分析发现,当时提出的公民培养方案渗透着强烈的本土意识,体现了本土道德意识与现代西方公民观念的交织。这既反映出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公民素养培育的特殊性,又对公民教育的本土化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意义。     

法律监督的法治化问题研究

现代法治社会要求具备科学合理的法律监督机制．其主体包括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其客体重点是圆家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还涉及相应广泛的监督内容、权力与权利，以及监督原则。现代法治社会法律监督应坚持相对性原则、合法性原则和程序性原则。当前，完善法律监督应积极培育公民的监督意识，加强制度环境建设，树立法律监督的权威性，建立健全科学的法律监督机制。     

公共政策合法性的制约因素及补救措施

制约公共政策合法性的因素有:政策主体权威的衰减;决策主体违背决策程序;公共权力偏离公众价值取向;低水平的公民参与。为提升公共政策合法性,应采取以下策略:提高政策主体的综合素质;完善决策程序及相关的法律制度;加快法制化进程、完善监督机制;提高公民参与的程度。     

比较视野中的公民政策参与

公民政策参与公共政策过程不仅能够为行政机关建构新的合法性来源,也可以为行政权力的理性化行使配置新的制约力量。这是公民政策参与受到世界各国普遍重视的原因所在。但是,基于不同的体制和制度安排,公民参与的效果又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我国公民政策参与表面轰轰烈烈、实际效果不彰的原因在于缺乏合适的权力体制的配合。因此,赋予公民以实体性的参与权,同时对国家权力的分配格局做出一定程度的调整,是摆脱公民参与困境的一个可能出路。     

论权力清单制度对行政权的控制与规范

相关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行政权限规定的概括性、原则性、模糊性和分散性,使得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过程中存在较大随意性。权力清单制度是对这些法律法规规定的梳理和细化,有利于控制和规范行政权的行使。目前在权力清单制度推行中存在诸多问题,必须采取法制化方式才能保证权力清单制度的有效推行、确保权力清单内容的合法性,并赋予权力清单内容的法律规范效力。为此,要以法律或行政法规形式对权力清单制度进行明确规定,并以地方性法规形式对权力清单的内容予以法制化。     

培育公民文化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政治文明建设必须促进和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促进政治价值认同,推动政治社会化,促进公民意识的确立,正确引导公民的政治参与和民主实践。培育公民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使公民内化一些观念特别是核心价值观是政治体制有效运作的条件,现代化的实现必须伴随人的现代化的协调推进。培育公民文化需要铸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健康的公民政治文化心理,促进现代社会转型,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形式及内容。     

公共财政监督的宪政保障研究——以我国宪法实施30年为视角

公共财政是基于正当性原因对纳税人私有财产权的“剥夺”,是纳税人的一种权力“让渡”,公共财政收支要符合“公共利益”的需求。公共财政监督的宪政保障体现为宪政价值的内化,以及宪法对纳税人监督权的确认和对政府权力的约束。我国宪政保障是公共财政监督制度的核心内容,现行宪法已经从法治环境、权力约束与监督、纳税人权利保护等方面为公共财政监督制度提供了充实的保障,但囿于理念与运行机制的脱节,我国公共财政监督的完政保障还有需要不断完善的地方,应巩固公共财政宪政价值,分层次完善宪法保障公共财政监督的内容,多元化公共财政监督宪法保障的方式,不断强化我国公共财政监督的宪政保障力度。     

新《保险法》存在的缺陷及其改进

新《保险法》有利于保护投保方合法权益和规范保险公司的经营,但仍存在缺陷：核保期的责任归属仍难以解决;免责条款的规定过于笼统;疏忽了对恶意重复保险的规定;保险公估人的法律地位仍未得到确立。为保证新《保险法》顺利实施,建议：明确保险合同成立与生效的标准;取消免责条款的口头说明形式;明确保险人过错导致退保的处理;区分善意重复保险和恶意重复保险;赋予保险公估人以法律地位。     

早期列宁建设法制国家的思想探索

俄国伟大的导师列宁提出了关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等一系列崭新理论,并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建设法制国家的思想,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法学宝库,对于我们今天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具有极为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论公民的基本旅游权利及其法律依据

公民的基本旅游权利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在旅游领域的具体体现。长期以来,由于对这一权利认识上的模糊,使得旅游界和广大公众难以有效地行使这一权利,旅游领域的许多问题与此密切相关。对＂公民基本旅游权利＂的概念给以初步的揭示和解读,根据中国宪法公民权的相关规定,从＂宪法公民权利＂中分离出＂公民旅游权＂,分析了这一基本权利的法律地位和性质,为公众更好地行使这一权利,提供相应的法律依据,为旅游业的改革创新提供一定的理论思考。     

山寨制造的经济法思考

山寨制造作为一种日益壮大的产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影响的同时，其所存在的法律问题也日益暴露出来。山寨制造同时触及了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我国目前尚未形成对山寨制造的系统规制，导致山寨制造市场混乱，严重侵害了其他经营者以及消费者的利益。为了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有必要对山寨制造从法律上进行预防及规制。     

论行政处罚法设定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依据

行政处罚法作为一部行政法律是为了解决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冲突和平衡的矛盾.在这一过程中,行政处罚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创设、行使起到了关键作用.鉴于行政法律与宪法的密切关系,从<行政处罚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论述到设定的宪法法理这一线索出发,对<行政处罚法>设定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依据进行完整的分析.     

浅谈企业总法律顾问的地位和作用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内企业已被置于与国外企业同等的法律环境，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是我国应对加入世贸组织的重要措施之一。法律顾问应在企业生产经营中发挥保驾护航的作用，即依法经营管理，依法经营决策，理顺管理层次和环节，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这是任何部门都无法替代的。     

紧急避险的法理探源

紧急避险权即避免在紧急情况下正在发生的危险而采取措施,因而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权利.紧急避险权,以损害他人的法益,保全本人的法益为基本特征.其正当性之所以能够成立,源于德国古典哲学的法益比较原理,来自于对人性的体谅;紧急避险权的正当性,不是来自于道德评价,而是基于紧急状态下行为特殊性的一种法律评价.紧急避险案件的成立,就是基于与这一法理相一致的成立条件.     

公民法律意识现代化转型与法治建设“内卷化”祛离研究

建设民主法治国家,内具现代化品性的公民法律意识是不可缺少的主体性组成部分。以问题意识为逻辑基点,对公民法律意识现实病灶作出时代性诊断,深层研析法治建设“内卷化”与公民法律意识现代化品性缺失的内在制约关系,探究与确定我国法治建设的瓶颈所在,并相应地从制定良法、民主政治、规制权力及落实普法等方面提出了对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现代化转型及法治建设“内卷化”祛离的建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