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基于我国30个省(区、市)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运用EBM-GML模型测算出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将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和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中，建立PVAR向量自回归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运用GMM系统方法、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对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短期内具有抑制作用，在长期内具有促进作用；绿色技术创新对环境规制具有抑制作用，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环境规制在短期内具有促进作用，长期内具有抑制作用，而对绿色技术创新均具有促进作用。最后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内生视角下环境规制、产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以长江经济带城市为例

本文运用基于 SBM方向距离函数的 GML指数对 2003～2017 年长江经济带 108个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 然后通过 PVAR模型对 “环境规制-产业集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之间是 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和动态效应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显示： 2003～2017 年长江经济带城市总体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变动幅度较大, 呈现波动上升的良好态势。GMM 模型估计结果与脉冲效应函数表明, 环境规制、 产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均具有时变效应, 但作用方向正好相反。 方差分解结果表明, 环境规制、 产业集聚是解释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预测方差的重要变量, 然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环境规制、 产业集聚的预测方差贡献度相对较小。 因此, 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政府应因地制宜, 设计合理的环境政策、 积极推进产业集聚, 同时要注重提高产业集聚质量。     

环境规制对中国煤炭资源利用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1—2020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区,不含西藏)面板数据,采用Malmquist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对中国各省煤炭资源利用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并从静态和动态视角进行分析,深入讨论环境规制对煤炭资源利用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各省煤炭资源利用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区域差异,且环境规制与煤炭资源利用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U型关系,基于此对政府环境规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工业集聚与绿色能源效率提升——基于黄河流域的实证分析

黄河流域在工业集聚的过程中同时面临着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需求。本文基于2010～2020年黄河流域71个城市的数据样本，运用SDM模型实证检验工业集聚与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工业集聚与本地绿色能源效率存在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与周边城市存在“U型”曲线关系；且不同类型城市工业集聚对本地绿色能源效率的影响强度具有异质性，表现为资源型城市>非资源型城市、老工业基地城市>非老工业基地城市；工业集聚对绿色能源效率的影响存在环境规制的双重门槛效应。基于此，应识别工业集聚的不同阶段影响，注重产业错位发展，强化产业互补，深入发挥工业集聚的积极影响，因地制宜，以期提升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促进黄河流域绿色高质量发展。     

资源依赖视角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析

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资源依赖型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任务,环境规制对自然资源依赖度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调节作用.基于2005-2019年全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自然资源依赖、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检验环境规制能否有效破解“资源诅咒”困境.结果 表明:就全国而言,“资源诅咒”现象客观存在...     

煤炭产业集聚、技术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在“双碳”目标和煤炭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探究产业集聚、科技进步与创新等对煤炭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情况具有重要意义。针对煤炭产业集聚特性,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将煤炭产业集聚、技术创新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纳入同一个研究框架,在分析煤炭产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基础上,利用2010—2020年我国27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进一步对自主创新、外部引进、政府支持等3种技术创新模式的中介效应进行深入研究。研究发现：煤炭产业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技术创新在煤炭产业集聚与GTFP的非线性关系中存在中介效应;不同的创新模式对不同集聚程度区域产生的影响各不相同。其中,自主创新对低集聚区的中介作用最为显著;外部技术引进对高集聚区的中介作用最为显著;政府支持则对中集聚区的中介作用最为显著,但对高集聚区产生的影响并不明显。上述研究结论对煤炭产业集聚下如何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借鉴意义。     

环境规制、能源要素价格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以能源要素价格作为中介,研究环境规制对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以及中介作用。基于中国30个省份(西藏、港澳台除外)的面板数据,运用计量方法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环境规制政策对于我国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不同环境规制工具产生影响不同,财政节能环保支出影响效果比污染惩处影响效果好。能源要素价格作为中介,环境规制政策通过能源要素价格的传导作用有所不同,增加财政节能环保支出会降低能源要素价格,而能源要素价格会随着污染惩处的加大而上升。能源要素价格的上升会显著提升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经济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多元协同视角下有调节的中介机制分析

近年来,数字经济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对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集,基于多元协同视角,建立了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且结论在经过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和将“国家大数据综合实验区”的设立作为外生政策冲击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绿色技术创新在此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且影响机制受到政府环保支持与公众环境关注的正向调节。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环境规制强度更高的地区、劳动与技术密集型行业和非重污染行业及国有企业中更显著。同时,揭示了数字经济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联系,构建了一条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多元协同路径。     

绿色信贷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研究——基于《绿色信贷指引》的准自然实验

绿色金融是实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在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背景下，本文以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正式实施为事件构造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绿色信贷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指引》实施后，相对于非重污染企业，重污染企业竞争力的提升更加显著，这得益于绿色技术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强度更高以及金融市场化程度更低的地区，绿色信贷提升企业竞争力的作用更加明显。本文为“波特假说”提供了新的证据，同时，对于政府进一步完善绿色信贷政策以及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环境规制与区域工业经济增长——规模和效率的门槛效应

环境规制与工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 本文基于 2004～2015 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 环境规制与工业增长规模间存在 “U” 型的非线性关系, 与综合效率、 盈利效率和劳动效率间存在横向的 “S” 型关系, 与经营效率间存在镜像的 “S” 型关系; 环境规制政策存在帕累托改进空间, 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既有利于环境保护, 又不会对工业经济增长规模和效率产生负面作用; 环境规制效应具有区域差异性, 通过权衡三大分解效率可在短期内确定区域最优的环境规制政策。 最后, 根据实证分析提出应突破 “先污染后治理” 的发展思路, 推进差异化的环境管制政策, 提高环境规制强度,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环境效率、行业异质性与最优规制强度——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非线性检验

面对保增长和减排放的双重约束,传统的以减排为导向的环境政策不可避免会陷入两难困境。为此,本文针对污染物不同的处置性假设,以环境效率作为唯一确定环境绩效与产业发展的关系,测算了加入环境污染因素后我国工业各行业的环境效率,并基于异质性行业假定检验了我国环境规制与环境效率的非线性关系并确定了行业最优规制水平。研究表明:若考虑非期望产出(污染排放)的影响,中国工业环境效率有明显的下降;工业环境规制与环境效率正相关,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波特假说"的正确性;其中,环境规制对清洁生产型行业当期环境效率促进作用显著,而对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环境规制强度和环境效率之间符合倒"U"型关系,具有显著的三重非线性门槛特征,但是,不同行业环境绩效对于环境规制强度的弹性系数和极值有所差异。本文政策涵义明显:及时调整传统基于减排导向的环境政策,考虑将提高环境效率纳入环境政策的目标决策中。同时,政府切忌走入盲目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的误区,应根据各行业现实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强度和标准,并注重滚动修订,及时调整至最优水平。     

环境规制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东北老工业基地波特效应再检验

“既要青山绿水， 也要金山银山”， 要求保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做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 在环境规制日渐严格的压力下， 对资源严重依赖型的东北老工业基地， “波特假说” 还能否成立？ 本文运用 DEA－SBM－Malmquist 模型评估城市全要素生产率， 分析环境规制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 创新效率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回归结果显示环境规制推动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与创新效率的提高， 对经济发展具有助推的潜力， 环境规制通过直接作用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与创新效率， 进而有效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由此可见， “波特假说” 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可以成立。     

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其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选择。本文以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城市政策为契机，从要素配置视角构建一个相对统一的分析框架，剖析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机理及其蕴含的理论内涵。研究表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总体上有利于遏制环境污染的同时，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弱“U”型（近乎“L”型）影响；这体现在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城市政策对地级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随着规制力度增加，不利影响明显减弱、趋于消失。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分析也得到了类似结果，为基准结论提供了良好的微观证据支持。这表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可较好地实现“鱼与熊掌兼得”。要素配置机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会影响企业自融资机制，进而对要素配置效率产生弱“U”型影响。本文对于完善地方环境治理以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大型煤炭基地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研究

"十三五"规划将煤炭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主线。为促进煤炭产业以"安全、高效、绿色、智慧"为标准的高质量发展,提升其全要素生产率成为当下迫切需求。根据WIND咨询金融数据库中煤炭产业上市公司数据,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煤炭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及其分解效率。结果表明,煤炭产业整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呈下降趋势。较低的规模效率是造成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上中下游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呈波动变化趋势。进而采用OLS模型对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企业规模扩大不利于促进煤炭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研发投入对企业效率产生显著抑制作用,政府扶持对企业效率产生正面影响。     

环境规制对中国地区工业绿色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分析

本文以中国地区工业面板数据为样本，计算得到 2002～2018 年工业绿色生产率 GML 指数。通过构建动态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结果表明：在中、西部地区，费用型规制与工业绿色生产率之间呈“U”型关系，但东部地区却呈现正向促进作用；投资型规制在中、西部与绿色生产率之间具有负向线性关系，东部呈现正向促进作用；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在各个地区均会起到促进绿色生产率提高的作用，但作用不是很大。在未来环境规制策略上，应该针对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类型，采取不同的规制措施，避免“一刀切”的做法。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能源企业绿色投资效率实证研究

“绿色”作为未来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全新契机,已然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选择。探索合理的政府干预手段和适当的调控强度,环境规制对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引领能源企业项目低碳转型和资源利用有效提升成为重要议题。因此,选取2012—2021年172家能源行业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采用三阶段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对绿色投资效率进行测度,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对能源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动态影响,完成了区域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直接改善企业绿色投资效率不受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分解结果的影响;(2)推动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提升是环境规制间接促进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主要途径;(3)区域经济发展匹配度受地理因素限制,对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作用具有显著差异。由此,应实施差别化环境规制策略、丰富环境规制工具;培育绿色低碳领域创新主体、引导技术资源联通优配;融合发展区域绿色生产、调整污染治理技术高效转型,以期提升能源企业绿色投资率长效发展。     

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

面对资源和环境的约束, 考虑空间因素研究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 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视角, 本文构建3种空间权重下的空间面板模型, 选取 2007～2016 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 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 （1） 中国绿色经济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2） 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 当前尚未达到倒“U” 型曲线的拐点, 即对绿色经济绩效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3） 产业结构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政府干预和对外开放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作用以抑制为主, 而要素禀赋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实证结果表明, 适当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和优化要素资源配置, 对提升绿色经济绩效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规制下技术创新驱动的生态补偿研究——以黑龙江省为例

以黑龙江13个地级市2005—2013年的数据资料为样本,运用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DDF)的全局曼奎斯特-卢恩伯格(GML)生产率指数法计算全要素生产率(TFP),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模型,探讨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整体环境TFP指数下降,主要受到技术进步水平下降的影响,但存在区域差异化,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鉴于技术补偿的重要性,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环境规制下技术创新驱动的黑龙江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思路。     

资源型产业集聚的动态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2006～2013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运用两阶段系统广义矩方法,实证分 析了资源型产业集聚的动态溢出效应。结果表明：（１）资源型产业集聚对资源型产业全要 素生产率的影响是动态的,当期资源型产业集聚显著促进了资源型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但滞后一期的资源型产业集聚会抑制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资源型产业集聚的“集聚效 应”和“拥塞效应”会在不同时期达到不同均衡状态。（２）资源型产业集聚与人均GDP的 交叉相乘项阻碍了资源型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表明资源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影 响的积极效应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验证了资源型产业“威廉姆森假说”在中国的存在 性。（３）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资源型产业集聚对于技术进步的积极作用逐步显现, 而对于技术效率改进的积极意义则逐步减弱。总体而言,资源型产业集聚对于技术效率变化 的影响主导了对于技术进步所产生的影响。（４）非资源型制造业集聚、物质资本投入促进 了资源型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及技术效率的提升,政府干预程度对三者的影响显著 为负,人力资本投入对资源型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技术效率改进的积极作用不明显,但 显著促进了资源型产业的技术进步。     

环境规制、政府补助与绿色技术创新 ——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 2000～2017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 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构建中介效应模型, 通过固定效应和系统GMM 方法, 计量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政府补助的中介效应, 并对该效应的传导机制做了进一步探讨, 同时分析了环境规制与政府补助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共同影响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 （1） 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 “U” 型关系, 其中动态模型较静态模型“U” 型下降趋势更快而上升趋势较缓; （2） 政府补助在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但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效应为负, 起到了抑制作用; （3） 政府补助与环境规制共同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积极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