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因子分析的启东市城市化发展水平评析

根据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社会生活城市化和环境城市化等四个方面13个指标作为城市化发展水平的测度指标体系,对江苏各县市的城市化发展水平进行因子分析,从而准确定位启东市城市化发展水平。同时对提高启东市城市化发展水平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城市化质量和水平协调发展研究

城市化质量和城市化水平协调发展是科学、合理地推动城市化进程,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本文构建了以经济指标、公共服务指标和环境指标为核心的城市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因子分析法对2011年中国各地区城市化质量进行测算,并进一步分析了各地区城市化质量和城市化水平的协调程度,探求城市化质量和水平非协调发展的原因,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为推动城市化合理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宏观经济与教育水平对城市化进程的长期影响——来自河南省的数据分析与检验

本文利用1978年～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针对河南省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化,经济与教育水平的发展情况利用统计方法进行实证分析。表明在河南省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之间具有重要的相互影响作用。     

浙江省城市化水平区域差异研究

在建立城市化水平综合测度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因子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对浙江省11个地级市的城市化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并分析其区域差异。主要研究发现:杭州、宁波城市现代化水平在全省遥遥领先,其他城市相对落后。全省各地区城市化水平划分为四个梯度类型,城市化水平最高的是杭州、宁波,其次是嘉兴、温州、舟山、绍兴,再其次是湖州、金华、台州,而衢州和丽水的城市化水平最低。浙江省区域城市化水平空间分布差异明显,东北部沿海地区领先于西南部内陆地区。     

加快湖北省城市化进程的对策研究

城市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如何提高城市化水平,加快城市化进程,已成为各地区城市建设的重中之重。在湖北省城市化发展现状分析的基础上,从地理区位、产业结构、制度因素三个方面分析其城市化水平滞后的成因,并提出一系列符合湖北省省情的对策和建议。     

辽宁省城市化的度量与战略模式分析

城市化是大工业生产发展的结果,其适度规模由工业化所需的劳动人口所决定。在运用城市化比例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结合数据包络分析中的CCR模型,测度了辽宁省14个地区2003～2008年的城市化水平。结果表明辽宁省各地区城市化水平远远低于工业化水平,适度城市化水平与城市化水平绝对值大小没有直接关系。     

浅析济宁市城市化发展的问题及对策

城市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可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改善地区产业结构,推进科技进步,缩小城乡差距。本文以济宁市城市化为研究对象,首先研究济宁的城市化发展现状,分析济宁城市化发展的优势和弊端,提出优化产业结构、节约资源、平衡区域经济发展、建设复合中心城市、加强中心城市职能,以期提高济宁城市化的发展水平。     

中国城市化与碳排放关系的动态计量分析

城市是碳排放的密集区域,城市化是我国碳排放量增长的重要因素.采用1985-2009年的中国城市化水平数据和同期中国碳排放量的测算数据,运用相关分析、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对中国城市化与碳排放的关系进行检验.中国城市化水平与碳排放量具有很高的正相关性,两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是碳排放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但碳排放量不是城市化水平的格兰杰原因.城市化水平对碳排放的影响具有滞后性,短期影响较小,长期影响显著.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模型对中国城市化水平与碳排放量进行动态模拟,分析其在长期和短期均衡关系的相互作用机制和影响程度.提出中国实现低碳城市化的建议和对策.     

产业结构变迁的城市化效应实证分析——基于中国省级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检验

本文基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城市化发展具有正向效应的假说,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和动态面板系统GMM估计实证检验了产业结构变迁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城市化水平的变动具有惯性作用;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城市化发展具有正面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城市化发展的正向作用并不显著;城市化发展水平在区域之间存在差异,中、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的变动并未表现出惯性。     

提升启东市城市化水平的对策

启东市城市化发展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为城市化发展水平偏低、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土地利用效率低和城市化推进存在制度障碍等几个方面。提升启东市城市化发展水平,可针对性采取促进“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的均衡发展;大力有选择地发展城市（镇）工业经济;完善小城镇发展规划、强化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多元化投融资机制和加快启东市农村城市化进程等对策措施。     

我国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互动关系实证研究

本文在对服务业与城市化的互动关系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与城市化水平利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以及误差修正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城市化对服务业增加值的正向作用明显强于服务业增加值对城市化的反向作用,这表明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笔者就此提出我国服务业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警惕“假城市化”

香港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嘉安近日说：“在第三世界国家假城市化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许多大城市病，如城市无序蔓延、贫富差异加剧、住房交通拥挤等，在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已纷纷出现。”先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化被认为是假城市化，也叫消极型城市化或过度城市化。一些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水平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似，但经济发展水平却远低于后者，存在着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的城市化，致使城市中出现了大片没有城市基础设施的贫民区。叶嘉安说，这种现象二战后在发展中国家发展迅速，现在最为明显。     

我国中心城市的城市化水平综合评价

中心城市的城市化发展对全国城市有辐射效应,城市化水平代表一个城市的发达程度,分析评价中心城市的城市化水平对促进城市化发展以及带动全国城市共同进步有重要意义.对于36个中心城市,选取11个衡量城市化水平的指标,通过因子分析方法实现对数据的降维,从而对城市化水平进行综合评价,针对城市排名分析36个中心城市城市化发展的差异,进而得出城市化发展的结论与建议.     

关于河南城市化发展的SWOT分析

城市化问题是我国经济改革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重大改革课题,城市化的发展水平直接体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平。河南有着丰富的自然文化资源和人力资源,中原城市群的形成更是城市化发展的助推器。但与此同时,偏低的城市化水平,城镇基础设施水平和城市管理水平也为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中的瓶颈。河南今后的城市化发展应当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的同时扭转劣势局面,在把握新农村运动和周边城市群不断形成的机遇的同时应对与资源环境发展不协调的挑战,走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道路。     

我国城市化演进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城市化水平一直在不断提高。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一方面带动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但相应的也加剧了城乡差距、环境污染等城市化问题,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关系。本文分析了我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演进过程,为我国经济与城市化发展提供借鉴。     

市镇设置标准及城镇人口统计口径对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影响

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市镇设置标准和市、镇人口统计口径的变化与中国城市化发展之间的关系.市镇设置标准和市、镇人口统计口径等行政因素对中国城市化水平有重要影响.当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具有高估的现象,表现在城镇人口中农业人口的比重过高和城镇就业人口中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比重较高.未来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在提高城市化水平的同时,更重要的是需要提高城镇人口中非农业人口的比重,改善城镇人口的就业结构,同时制定客观、合理的市镇设置标准和市、镇人口统计口径,使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真正反映中国城市化的实际发展状况.     

江苏城市化水平和房地产业发展的实证研究

城市化水平与房地产业发展是有着密切关系的。城市化是房地产业发展的根本动因;房地产业的发展则为城市化的结果与外在特征,并制约着城市化的健康发展。本文对江苏13个城市的城市化水平和房地产业发展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排序,并对江苏城市化和房地产业的协调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农村消费城市化水平的测度与评价——基于东部11个省份的考察

本文采取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对我国东部地区消费城市化水平进行测度。研究结果表明,东部地区消费城市化水平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基本吻合,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上海、北京和浙江,但各省消费城市化系统内部各个因子的得分排名与总合排名又有所出入,并据此探讨了促进我国农村消费城市化水平的思路和建议。     

区域城市化的定量比较

城市化必须与经济发展相适应 ,超前或滞后的城市化都会阻碍经济发展。本文提出一种评价我国各省区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程度 (城市化率评分 )的数量分析方法 ,并用这种方法 ,分析评价了 1 985- 1 996年全国和云南省的城市化进程 ,以及 1 995年全国各省区的城市化水平。发现全国和各省区的城市化速度均滞后于经济发展速度 ,但是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滞后程度不同。云南省的城市化严重滞后     

城市化与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纵观中国城市化进程,可以发现,全国城市化水平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引起中部经济发展滞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中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落后.通过对我国中部六个主要省份的城市化水平及人均GDP的协整检验,可以看出中部地区城市化水平落后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加快城市化建设,通过构建城市群培育中部地区的增长极是实现中部崛起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