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冲击、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基于2007—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现阶段,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给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深刻变革。为适应时代发展,我国企业积极尝试数字化转型,为了更好地揭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推动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文章通过文本分析法,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以2007—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绩效提升有正向影响,这种正向影响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中表现更为明显,而降低管理成本、融资成本是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提升产生正向影响的重要作用机制;此外,新冠疫情冲击强化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提升的正向影响。     

贸易摩擦是否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关于外部环境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金融市场化改革、营商环境、数字金融发展、政府扶持政策等正面激励视角,较少有文献从压力视角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因,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可能引发的企业转型问题。文章使用2012～2021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双重差分法,探讨了中美贸易摩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受影响企业显著提升了数字化转型水平,这种提升效应在进行多种检验后保持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中美贸易摩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存在倒逼效应和资源效应,即中美贸易摩擦对有较大竞争压力和更为依赖出口的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作用明显,表现为倒逼效应;同时,中美贸易摩擦对融资约束较低和成熟期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作用更明显,表现为资源效应。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帮助企业解决因贸易摩擦引起的信息需求和降低成本需求;同时,数字化转型还能帮助受影响企业提升实质性创新水平,而对策略性创新没有产生作用。文章研究对中国企业正确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具有启示意义。     

数字化转型、会计信息质量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以数字化转型—会计信息质量—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框架,选取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能够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分析表明,在国有企业、高治理水平、低融资约束的公司驱动作用更大。机制路径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升会计信息质量,进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自贸区设立能否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制造企业的微观数据，分析自贸区政策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表明：自贸试验区政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异质性检验表明，自贸区设立对处于经济发达地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以及对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的正向作用较强；从影响机制看，自贸区通过增强技术创新效应、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高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地，调节效应揭示了营商环境优化在贸易便利化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研究有助于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推动企业数字化发展提供有价值的政策依据。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进口?

在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数字化赋能外贸发展成为实现高质量国际循环的关键抓手。文章采用2007～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和中国海关数据的合并样本，系统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在企业进口贸易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扩大了企业进口规模，促进了企业进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进口的影响会因企业所有制、企业所在地区、贸易方式以及产品类型的不同而不同；作用渠道方面，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和生产率提升效应促进企业进口增量提质，并且数字化转型同时通过扩展边际与集约边际的渠道促进了企业进口产品质量提升；拓展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进口可能性和进口产品种类的增加，并且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在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进口中发挥了积极的调节作用。文章拓展了企业进口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对于推动中国数字经济与进口贸易融合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金融集聚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基于企业年报文本大数据分析的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作为中国数字经济的最小微观构成,其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金融供给支撑。文章利用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集,分析金融集聚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集聚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特别是对于非国有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及位于初创期、成熟期的企业驱动效果更加明显。机制研究发现,金融集聚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改善企业预期和促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等三种传导路径助力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特别地,金融监管是金融集聚更好释放效力的重要外部基础条件,在金融监管强度大的地区中,金融集聚能够有效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活动。本项研究从新的视角为理解金融发展与企业创新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出口“提质增量”

文章基于多目的国、多产品异质性贸易理论模型，利用2001～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和海关数据库匹配数据，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规模和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企业出口规模扩张，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就影响机制而言，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升企业生产效率、降低运营成本、提高出口产品和出口目的国多样性带动企业出口规模的提升，同时能够通过促进企业创新、提高企业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实现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私企、外企、技术密集型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的出口规模和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对国企、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中西部地区企业的促进作用不明显，且相对于出口到发达国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到发展中国家的规模和产品质量提升作用更明显。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治理效应——来自财务重述的证据

由快速发展的数字技术所推动的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发展赋予了新动能，同时也给公司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文章以2011—2020年我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财务重述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降低财务重述的发生概率，其通过提升内部控制水平、改善信息不对称程度和增加高管联结度三条途径减少财务重述，且当企业股权集中度较高或面临并购压力、资本市场业绩预期压力、融资约束时，会弱化数字化转型对财务重述的抑制作用。研究结论丰富了先进技术对企业经济活动的影响研究，对完善公司治理具有参考和启示意义。     

数字化与企业绿色创新表现——基于增量与提质的双重效应识别

数字化赋予了国民经济与微观企业转型升级的动能。文章在对上市公司进行文本挖掘的基础上,综合MD&A部分数字化词频占比和无形资产数据等多个数据集以提高企业数字化指标的刻画质量,实证考察了其对企业绿色创新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对企业绿色创新表现具有"增量提质"的双重效应,并且该结论在创新性地采用清朝城墙数据作为历史工具变量和国家级大数据试验区建设作为准自然实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显著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这一促进效应在政府环保补助较高和内部管控成本较低的企业、非重污染行业企业中更为明显;而当地环境治理和知识产权保护则为该过程的实现提供了支撑。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作用于企业绿色创新的路径依赖于其缓解了(环境)信息约束问题,促使企业自主参与环境治理,并有效提升企业商业信用。文章研究不仅为理解数字技术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表现的影响机理提供了微观实证依据,也为未来实现数字化与"双碳"目标的"共赢"提供了重要启示。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融资约束

数字经济浪潮下，传统产业深度融合的数字化转型成为企业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基于 2008-2020 年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小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能有效降低融资约束，渠道机制研究还表明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降低融资成本、加强创新能力可以缓解融资约束。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微观层面的股权质押、股票流动性及外部环境层面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均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运用工具变量法、PSM-DID 弱化内生性问题后，以上结论仍然稳健。本研究丰富了数字化转型经济效果的相关理论，为更好地运用数字化转型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提供引导与启示，兼具理论与实际价值。     

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与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

文章基于2008-2021 年A 股国有上市公司数据,探究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能够显著提升国企数字化转型水平,且主要通过增强创新能力、促进股权激励与缓解融资约束三条路径来实现;异质性检验表明,上述关系在地方性国企、竞争性行业以及分析师关注程度较高的国企中更为显著;扩展性分析发现,当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时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创造效应凸显。文章丰富了非国有股东治理的研究,同时为国企提高数字化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数字化转型会提升企业价值吗？——基于信息披露质量的调节效应

以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信息披露质量的边界作用。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显著正相关；信息披露质量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关系间起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正向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及东部地区企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果为企业加快进行数字化转型和政府部门引导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财务绩效——基于结构方程的多重中介效应分析

文章以2012—2019年中国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基于文本挖掘方法获取年报披露的数字化转型数据,探究数字化转型各阶段对制造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并构建基于结构方程的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数字化转型影响制造企业财务绩效的多重路径。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的两个阶段,数字技术应用和数字化商业模式转型都可以显著提升制造企业财务绩效,其中数字化商业模式转型的绩效提升作用更强;进一步地,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人力资本使用效率和增加技术创新产出的路径促进制造企业财务绩效提升,通过增加交易成本和增加技术创新投入的路径抑制制造企业财务绩效提升;情境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在国有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程度更高以及环境动态性更强的样本中,对制造企业财务绩效具有更明显的提升效应。     

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还是抑制了“走出去”:来自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证据

近年来,企业为应对数字经济发展潮流纷纷推行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效果备受关注。关于企业数字化如何影响“走出去”在学术界存在一定争议,文章针对该问题展开理论与实证研究。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发现,当OFDI可变成本小于贸易可变成本时,企业数字化转型会促进“走出去”,反之则起到抑制作用。实证研究采用文本分析法,利用数字化转型关键词词频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并使用该指数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促进企业“走出去”,并且在通过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走出去”的影响不存在地区异质性,但与企业类型、行业和促进方式有关。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技术、人工智能与互联网的发展促进了“走出去”,但电子商务的发展则抑制了“走出去”;此外,政企关系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走出去”的影响中发挥着正向调节效应。     

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对融资成本的影响

近年来,大量企业基于数字化转型实现了弯道超车。选取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企业年报中数字关键词的词频来描述数字化转型程度,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对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融资成本显著负相关;检验延长时间窗口发现,在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后的一段时间内,数字化转型仍然降低了融资成本;根据异质性分析,数字化转型对非国有企业降低融资成本产生的效果更好,且东部地区企业深化数字化转型降低成本的作用更显著。     

对外开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效应研究

开放是新时代中国发展的重要特征,对外开放能够对微观经济主体产生显著影响。借助爬虫技术归集2007—2018年上市企业年报的"数字化转型"关键词,刻画了微观主体数字化转型指标,探索对外开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对外开放显著提升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从影响机制看,对外开放改善了企业的财务状况,并提升了企业的创新潜能,这些都有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的提升。     

数字化进程与企业风险防御：基于动态能力理论视角

面对日益复杂和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合理控制风险是企业实现稳健经营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本文基于动态能力理论视角,构建“数字化进程—动态能力提升—企业风险”理论框架,并运用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对企业风险防御的综合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化进程显著抑制了企业风险水平。这一结论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赋能价值共创、改善内部控制和增强信息透明度是数字化进程影响企业风险的三条主要渠道。本文还发现,上述效应在国有企业、多元化程度较低和规模较小的企业中表现得更明显。此外,数字化进程的风险抑制效应并未阻碍企业在研发投资领域的有效风险承担行为,而且在整体上对企业的短期经营绩效和长期市场反应都具有积极作用。本文深化了人们对企业风险水平决定因素的理解,也丰富了学界和业界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的理论认知。     

下游企业数字化可以牵引上游企业绿色创新吗？——基于供应链溢出的视角

当前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要重点关注数字技术创新应用与产业链供应链关联主体的溢出效应。文章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客户和供应商逐一匹配的供应链条和企业绿色技术与数字技术专利大数据,首次从产业关联的视角考察了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上游企业绿色创新的微观机理。研究发现,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牵引上游企业绿色创新,特别是当上游企业规模较大、具有国有性质、知识存量较为丰富,或其所在行业市场竞争度较高、需求量较大、污染密集度较高时,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绿色创新的牵引作用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促进上游企业提高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和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融合创新能力,进而牵引上游企业绿色创新。进一步分析表明,在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后向溢出效应的影响下,上游企业绿色创新活动不仅数量增加而且质量提升;不仅对企业策略性创新产生“挤出效应”,而且对实质性创新产生“杠杆效应”;但在现有阶段,上游企业绿色创新主要还是集中在生产的过程管控和末端治理环节,还未深入到从根本上解决污染问题的源头预防阶段。文章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时代建立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和推动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技术创新模式的影响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数字技术冲击将深刻地影响实体企业的技术创新模式。本文以2007—2020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技术创新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合作创新，但是并没有显著地激励企业进行自主创新，并且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合作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降低企业面临的外部交易成本和增加企业间的研发溢出来实现。分样本回归发现，在不确定性较高的企业、成长期企业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地区中数字化转型对合作创新的推动作用更加明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分解发现，底层技术层面的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对合作创新均具有促进效应，而区块链技术和实践层面的数字技术运用对合作创新并没有显著影响。此外，数字化转型对合作创新的推动作用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本文探究了数字化背景下的企业技术创新模式，研究结论对于深入推进数字化转型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数字化转型、企业生命周期与突破性创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本文使用2007-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识别企业数字化相关无形资产占比构建微观层面数字化指标，探讨数字化转型对于突破性创新的作用。研究表明：整体而言，企业数字化对于突破性创新具有显著积极作用。进一步的分样本回归显示，数字化促进了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突破性技术创新，并且这种提升效果在制造业、高科技行业更为明显。进而，以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识别数字化与企业创新间的因果关系，所得结论一致。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通过融资纾困、推动产学研协同研发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本文结论对于当前深入推行数字经济发展战略赋能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了启示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