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耕地保护治理转型：供给、管制与赋能

研究目的：从国家治理转型的高度,剖析耕地保护制度的初心与使命,为实现生态文明、粮食安全与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提供借鉴。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综合分析法。研究结果：在中国耕地保护治理的转型中,政府、市场、社会三类行动主体相互嵌入形成动力机制和制衡机制。政府和市场主导的供给治理导向的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制度虽然规定了框架规制,但地方政府的执行偏差、社会公众的参与缺位造成了“占优补劣”的后果。政府和社会主导的管制治理导向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制度严格保护了优质耕地,维持粮食生产能力不减弱。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主导的赋能治理导向的耕地休养生息制度完善了“占补平衡”的政策目标,加强了生态修复,建立了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通过供给治理、管制治理与赋能治理的协同组合可以实现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的多重平衡。研究结论：建立政府、市场与社会多主体参与的互动性连结,供给治理导向的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与管制治理导向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奠定了耕地保护治理的基石,赋能治理导向的耕地休养生息制度是在改进的耕地占补平衡和加强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基础上的嵌入性治理,与前两者形成合力,高效推进中国耕地保护治理转型。     

社会资本参与农村生态治理的逻辑理路与路径选择

社会资本参与农村生态治理是政府与市场协同治理的具体体现，在实践中有助于缓解农村生态治理面临的社会资本和资源不足的压力。当前农村生态治理面临单一治理主体能力有限，生态治理结构碎片化以及社会主体对于新型生态问题的应对不足的现实困境。基于此，探索社会资本参与、政府协调引导、公众有效监督相结合的治理路径，需要做好信息共享、利益协调、机制保障工作。     

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多中心治理体系探讨

研究目的：以集体行动困境为切入点，探索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战略背景下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多中心治理体系，以期为中国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理论指导。研究方法：文献分析法、归纳演绎法和米切尔评分法。研究结果：（1）单一治理模式容易造成集体行动困境问题，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亟需多中心治理体系支撑，包括关键要素、治理机制和角色定位；（2）多中心治理的关键要素包括清晰界定边界、资源禀赋适配、市场自由、嵌套式治理与发展、监督与制裁、冲突解决和共建共治共享；（3）新制度供给、可信承诺和相互监督是关键要素长久运行的重要保障，是多中心治理的重要机制；（4）地方政府、企业、村集体和村民作为核心利益者，应当根据自身的利益目标承担相应的角色职责，找准角色定位。研究结论：随着乡村社会结构不断变迁和重构，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多中心治理尤其重要。建议建构“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担当集体和自发村民”的多中心治理格局，以实现乡村生态产品的价值增值。     

农村养老服务供给的“碎片化”问题与整体性治理研究

近年来,农村养老服务供给呈现“碎片化”特征,即供给主体、供给决策及供给监督“碎片化”。基于此,应引入新公共治理理论中的整体性治理理论,充分发挥自身的整体性治理取向与无缝隙供给养老公共服务的优势,整合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主体,建构多元主体协同供给机制;整合农村养老服务供给决策机制,实现供需有效对接;整合农村养老服务供给监督机制,构建科学评估反馈体系。     

推进食品供给与安全监管高水平治理

正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头等大事,要提高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强化食品药品疫苗监管。此前,食品安全有关会议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推动食品安全高水平治理。那么,如何提高保障能力、实现食品安全高水平治理呢?笔者对此有三点思考。     

数字技术赋能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机理与优化路径

基层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内容。数字技术是赋能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有效运作的重要工具。文章基于“一家亲”APP赋能鄂西南Q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考察,发现数字技术能够从主体参与、有效协商、决策落地、监督问责四大维度赋能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主要表现为通过数字技术能够孪生数字空间,实现民众有效参与;增强公共理性,实现有效协商决策;整合多元主体,实现决策有效执行;强化多维问责,实现全程有效监督。未来,需进一步优化数字治理技术工具、激活数字治理参与机制、构建数字治理组织机制、增强数字治理规则供给,提升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民主治理效应。     

耕地“非粮化”:内涵要义、治理约束及路径选择

耕地是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安全供给的基础支撑,切实保护耕地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当前,我国耕地“非粮化”倾向较为严重,对保障粮食安全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研究发现,耕地“非粮化”防治过程中面临着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产业退出成本高昂、自然生产条件限制、地方财政负担较重和耕地权能主体缺位等多重现实约束。基于此,提出提升种粮综合效益、建立分步复耕还粮机制、分类优化粮食产业基础设施、完善主产区配套支持政策、激励耕地权能主体共同参与的耕地“非粮化”治理路径选择及其政策建议,以求突破耕地“非粮化”防治政策实施的现实阻碍,统筹推进“非粮化”防治任务落地落实,构建多元主体参与“非粮化”防治的长效机制。     

我国政府粮食储备监督检查:博弈分析、机制构建与制度保障

粮食储备工作,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稳定和国家安全大局。加强政府粮食储备监督检查,是确保储备粮数量真实、质量良好、存储安全的有效手段,对于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具有重要和特殊的意义。尽管国家粮食库存监督检查工作持续推进,但部分地方仍存在粮食储备监督检查机制尚未完全建立、监督检查主体多元且监管责任落实不到位、监督检查问责追责机制不完善、惩罚机制不健全以及内外部监管合力有待加强等突出问题,导致储备粮库“转圈粮”“大火”“质价不符”等现象屡见不鲜。本文拟引入“监察博弈”“抗联盟”博弈和“猎鹿”博弈模型,全面考察中央政府与中储粮直属库主体、地方政府与储备粮代储企业在粮食储备管理中的监督检查博弈情况,分别从理顺储备粮监督检查主体形成监督合力、明确监督检查职责进行绩效考核和加强责任追究健全储备问责惩罚机制三条路径,构建我国政府粮食储备监督检查机制,最后提出加强政府粮食储备监督检查制度保障的举措。     

农村公共产品协同供给逻辑与路径探究——基于协同治理视角

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节点,也是实现社会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但是,目前国内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行模式存在很多不足和问题,如供给主体过于集中、激励机制尚未完善、投资模式有待改进、使用效率急需提高等。乡村协同治理的兴起,从另一视角为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途径和路径需要进一步完善,应稳步推进单一型主体转向多元化主体、筹资机制由制度外筹资转向制度内筹资、决策机制由自上而下转向民主协商、监督机制走向社会监督等配套制度。由此,协同供给科学路径的选择,将促进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     

稳产保供需统筹抓好的几个关键

新冠肺炎疫情使粮食等大宗农产品贸易链、供应链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农产品市场供给不确定性增加.面对新冠疫情和非洲猪瘟的叠加,党中央、国务院积极部署粮食、生猪、蔬菜等重要农产品的稳产保供工作,有效保障了农产品供给,保证了农产品市场价格的基本稳定。但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仍然处在紧平衡状态,持续抓好农产品稳产保供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发展与提升国内粮食安全保障能力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农业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逐渐深化,农产品国际贸易规模快速增长,贸易结构持续优化,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国际合作实现新突破。中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不仅要求种源安全和数量安全,而且愈发重视质量安全和供给能力安全。新形势下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发展面临着进口种源“卡脖子”、大豆逆差扩大危机、国际竞争力短板与全球不确定因素冲击等挑战,加剧了粮食安全风险和脆弱性。新征程上要确保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种源绝对安全,推动种业高质量发展;牢牢守住粮食数量安全底线,构建多元化供给体系;着力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质量安全,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重视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能力安全,强化农业供应链韧性,构建农产品国际贸易发展新格局,保障中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关于《政府储备粮食质量安全管理办法》的解读

<正>2021年2月7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印发了《政府储备粮食质量安全管理办法》（国粮发规[2021]30号）（以下简称《办法》）。现就《办法》出台背景、主要内容等解读如下。1出台背景政府储备粮食具有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的作用,是确保社会平稳有序发展的重要基础和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抓手。《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要“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底线”,“保障粮、棉、油、糖、肉等重要农产品供给安全,提升收储调控能力”。进入新发展阶段,政府储备粮食宏观调控作用的持续发挥、     

衔接过渡期扶贫资产差异化治理研究

扶贫资产的衍生主要与扶贫行为和扶贫资金投入相关。根据资金投入领域的不同,扶贫资产进一步分化为政府资产、村集体资产、贫困户家庭资产及组合型资产等。由于资产类型的多样化,"差异化治理"成为实现扶贫资产有效治理的重要保障。应从晰化产权主体、细化责任主体、优化管理方式、活化资产使用、具化收益分配入手,推进扶贫资产差异化治理,确保治理有效。     

衔接过渡期扶贫资产差异化治理研究

扶贫资产的衍生主要与扶贫行为和扶贫资金投入相关。根据资金投入领域的不同,扶贫资产进一步分化为政府资产、村集体资产、贫困户家庭资产及组合型资产等。由于资产类型的多样化,"差异化治理"成为实现扶贫资产有效治理的重要保障。应从晰化产权主体、细化责任主体、优化管理方式、活化资产使用、具化收益分配入手,推进扶贫资产差异化治理,确保治理有效。     

巴中市粮食产业化经营现状及发展对策

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制定了“三化”互动、“五位一体”发展战略,要求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粮食产业化经营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和确保粮食稳定持续增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推进城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近年来．巴中市在粮食产业化经营上进行了大胆实践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在强化粮油生产综合能力、培育龙头企业、发展粮油专合组织、构建物流体系方面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需要我们认真研究。     

元治理视域下粮食产后减损的政府责任建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

粮食产后减损是补齐粮食安全短板和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的重要举措。以元治理理论为指引,能够更好地剖析粮食产后损失治理中政府责任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推动粮食产后减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理论层面看,粮食产后减损具有外部性,难以依靠市场力量推动私人部门自觉减损,政府作为元治理主体,应当扮演减损治理体系的设计者、治理成本的承担者、治理标准的制定者、治理利益的协调者以及治理行动的引导者角色。然而,现实中仍存在治理合力未形成、治理制度不成熟、治理手段不完善的困境,政府履责情况与理论逻辑存在差距。为此,进一步从实践层面构建政府作为元治理主体参与粮食产后减损的主要思路,分别是增加财政投入,以经济手段激励减损;加大考核力度,以行政手段引导减损;加快立法修规,以法律手段约束减损;组织宣传培训,以教育手段促进减损;开展国际合作,以经验交流推动减损。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模式比较与政策启示——以北京市4个生态涵养区的治理案例为例

探索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有效模式对推进中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依据集体行动逻辑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多中心治理理论,按照服务供给主体的不同,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分为村民自主供给、政府供给、市场供给和多元共治4种主要模式,通过对北京市生态涵养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实地调查,深入剖析和比较了4种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实践模式。研究发现,4种模式各有利弊,适用条件也不尽相同。村"两委"群众基础好、有资金支持的村庄适宜推行村民自主供给模式;政府治理能力较强的乡镇适宜推行政府供给模式;政府治理能力较强、市场竞争相对充分的乡镇适宜推行市场供给模式;各相关主体有较高的资源禀赋,且有完善联动机制的乡镇适宜推行多元共治模式。     

走向多中心治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长效机制研究——以湖州为研究对象

湖州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平台,加快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形成了"政府主导、农民主体,社会力量参与"的供给和运营模式。同时,也面临着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运营资金不足、供给制度亟待完善、运营缺乏长效保障等现实困境。多中心治理理论认为,公共产品的供给结构、供给方式和供给制度的多元化,可以调动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文章认为在实践中,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可以借鉴多中心治理理论成果,运用项目区分理论转换公共产品属性,发挥多中心治理的优势,通过完善多中心决策机制、健全多中心供给机制、整合多中心监督评估机制,实现农村基础设施的高效长效运行。     

"柠檬市场"与制度安排--一个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的分析框架

我国农产品市场“柠檬”问题的存在，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本文分别从优质农产品需求和供给两个角度，分析农产品市场“柠檬问题”的形成机制，并从组织和政府两个层面探讨了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的思路及其为解决农产品市场“柠檬问题”的制度安排。     

社会组织协同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研究——以鄂尔多斯市Y农村社区为例

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在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文章通过深入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Y农村社区实地调研,得出当地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存在缺乏合法性地位保障、资源保障、专业人才支撑和公信力等问题。从协同治理的视角出发,提出主体协同、政策协同、人才协同、价值协同的“四协同”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机制,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助力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