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精英：村庄权力结构的中介地位

村庄精英在村庄权力结构中，居于承上启下的中介地位。体制内精英即通常所说的村干部，体制外精英指村庄的宗族精英、帮派势力、宗教精英和经济乡绅。体制内精英与体制外精英之间，村庄精英整体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特指乡镇政府)和普通村民之间产生博弈。     

村级治理能力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机制分析

本文基于2017年陕西省246个村级实地调研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从资源汲取能力、发展经济能力、社会组织能力、公共服务能力四个方面度量村级治理能力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村级治理能力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村级治理能力能够显著正向影响农民人均收入水平,其中发展经济能力的贡献度最为突出;进一步从资源利用效率与产业发展角度探讨其作用途径发现:第一,相较于改善传统农业生产效率,村级治理通过对村内特色产业的建立与发展对农民收入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第二,村级治理能力高的村庄可通过调节村内劳动力利用效率及特色资源开发效率来增加农民收入,但对耕地面积的调节效应并不显著。本文结论对明确村级组织在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有着重要意义。     

选择性供地、工业结构调整与城市创新

研究目的：基于土地市场交易和城市创新指数数据,从工业结构调整视角,探讨地方政府选择性供地对城市创新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路径。研究方法：中介效应模型,面板门槛模型。研究结果：地方政府选择性供地能显著提升城市创新水平,尤其是对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促进作用更明显。中介效应检验表明,工业结构调整是地方政府选择性供地影响城市创新的重要路径,同时该影响路径存在非线性效应,即当工业结构优化度超过门槛值时,选择性供地对城市创新具有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研究结论：应结合地区发展定位和比较优势引导地方政府合理选择供地策略,完善财税制度和政绩考核体制,约束地方政府无差别供地行为;完善工业用地差别化供给政策,构建企业准入门槛体系,引导地方政府选择性供地策略促进城市创新发展。     

地权明晰能够改变村庄社会的互助机制吗北大核心

村庄社会农户之间的利益目标具有统一性和冲突性两个方面,地权状态的变化能够改变农民之间的利益目标进而影响村庄社会的互助机制。结合CLDS2014年和2016年两期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地权明晰能够显著改善村庄社会农民间的人际关系,已确权农户的邻里互助程度显著高于未确权农户,相反,农地调整所导致的地权模糊性会降低农民之间的互助水平。(2)村庄村小组越多,姓氏个数越多,则村庄社会的互助水平越低,而地权明晰则能够改善社会关系复杂村庄中的邻里互助;第一大宗族农户占比越高,则村庄社会互助程度越高,地权明晰反而降低了农民总体的互助水平。(3)进一步地研究表明,农地确权并不会显著改变村庄社会农民收入和土地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并且在考虑上述两类不平等因素之后,农地确权对农民之间互助水平的影响依旧稳健。文章强调,尽管地权明晰因降低宗族内部目标的统一性而弱化了其互助水平,但却因化解不同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性而提高了一般农户的互助水平。农地确权有可能诱导村庄社会差序格局的重要转型。     

从“效率”到“公平”：乡村产业振兴与农民共同富裕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石，是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本文基于2021年中国革命老区的村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乡村产业振兴水平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考察了按照乡村治理情况分组后这一影响的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乡村产业振兴提高了农民收入水平,但在乡村产业发展从无到有的起步阶段，乡村产业振兴对高收入群体的增收作用更强；乡村产业振兴水平与农民内部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当乡村产业振兴水平指数高于0.317时，农民内部收入差距会随着乡村产业振兴水平的提高而缩小，这体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产业发展过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村两委“一肩挑”和实施产权制度改革的村庄，乡村产业振兴水平对农民收入和农民内部收入差距均有显著影响；在未实行村两委“一肩挑”和产权制度改革的村庄，乡村产业振兴水平对农民收入和农民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均不显著。机制分析结果表明，乡村产业振兴能够通过促进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建立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来推动农民共同富裕的实现。     

村庄分类、农民收入与多元化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需要因地制宜。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乡村振兴数据库(2020年)305个村庄数据,分析了样本村庄的总体和分类特征,结合统计描述和计量检验分析了村庄特征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村庄表现出显著的收入差异,东部地区村庄、平原与丘陵村庄、隶属省会城市的村庄、发展乡村旅游的村庄农民收入水平显著更高;非农产业就业比重越高、耕地流转率和流转价格越高的村庄农民收入水平越高;此外,农村电商的发展、村书记的人力资本水平与农民收入水平显著正相关。收入水平越低的村庄外出务工比重越高。藉此,对集聚提升类村庄、城郊融合类村庄、特色保护类村庄、搬迁撤并类村庄、粮食主产区村庄提出多元化的乡村振兴建议。     

土地财政、预算软约束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

研究目的:从土地财政在政府举债中的重要地位出发,研究土地财政与预算软约束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机制;实证分析预算软约束在土地财政和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之间的中介效应;对控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促进政府对土地资源的科学管理提出政策建议。研究方法:对2008—2011年和2013—2015年的28个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研究结果:土地财政与预算软约束均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显著正相关;预算软约束在土地财政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研究结论:解决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问题和土地管理问题,必须严控土地资源的抵押转化,限制预算软约束;同时适当引入竞争性的土地交易机制,促进土地财政、土地金融的改革。     

农户创业、村庄社会地位与农户幸福感——基于中国千村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农户作为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单元,其创业不仅关系着自身的收入和生活质量,也对农业农村经济转型发展和乡村振兴意义重大。本文以上海财经大学2016年"中国千村调查"数据为样本,分析了农户创业对农户幸福感的影响和作用机制,构建了"农户创业—村庄社会地位—农户幸福感"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村庄社会地位在农户创业影响农户幸福感过程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农户是否创业对农户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创业农户比非创业农户的幸福感更强;农户创业正向提高农户村庄社会地位;村庄社会经济地位和村庄社会计量地位对农户幸福感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且在农户是否创业影响农户幸福感过程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农地产权稳定性制度安排差异 ——基于能动的实用主义理论的新解释

研究目的:基于能动的实用主义理论解释村庄实施农地产权稳定性制度安排的差异。研究方法:归纳与演绎。研究结果:村庄农地产权稳定性制度安排是村集体面对中央政府制定的农地产权稳定性制度安排选择是否实施的结果。具体的,村民根据土地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非农就业水平、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环境因素形成各自农地产权稳定性制度安排实施意愿,村民不同的实施意愿在村民意愿的表达、村庄决策的民主性等村庄组织特性的作用下,形成村庄农地产权稳定性制度安排。研究结论:村庄农地产权稳定性制度安排是集体理性决策过程和政治过程共同作用的结果。     

新型故乡联结对农民工返乡的影响

本文基于一个农民工微观在线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依托新媒体的新型故乡联结对农民工返乡的影响。为获得稳健的回归结果,实证模型中的内生问题采用工具变量回归进行处理。模型估计结果表明,新型故乡联结显著提高了农民工的返乡概率,其边际影响明显高于天然的亲缘与地缘作用。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农民工对于故乡的环境感知在其返乡决策中发挥显著正向中介作用,但经济感知存在负向中介效应。这意味着,在吸引农民工返乡的政策措施中,地方政府不仅要在农民工的就业创业环境上下功夫“筑好巢”,也要更加重视利用蓬勃发展的新媒介、新平台,增强农民工对故乡经济发展的预期和信心,主动与外出农民工缔结联结与互动,积极宣传地方经济发展规划、重大政策举措等,才有可能“引回凤”。     

ESG表现、非效率投资与盈余管理

本文选取2019～2021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探究企业ESG表现对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非效率投资在二者间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会显著降低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水平和应计盈余管理水平;在投资不足的企业中,滞后一期的ESG表现会显著改善企业投资效率从而降低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非效率投资在ESG表现与盈余管理水平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传导作用,但在投资过度的企业中并未发现ESG表现、非效率投资与企业盈余质量之间的中介传导机制。     

制度变迁视角下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实践困境、内在机制及其出路

资源下乡背景下,公共品如何实现有效供给是基层治理中需要探讨的重要问题。本文从制度变迁视角出发,以成都村公资金1.5年制度实践为切入点,探讨资源下乡过程中基层公共品供给困境的内在机制。依据制度规范化和制度转型这两个关键节点,研究发现,村公资金制度实践出现了资源使用效率降低、实质民主转为形式民主、治理目标偏移的三重困境。而造成村公资金制度实践困境的内在机制在于:规则过密化带来制度运转和资金使用的附着成本过高,无法与村庄需求相适配;政府治理事务介入村庄治理,挤压了村庄内部治理空间,村庄成为治理客体失去自主性;公共品供给目标模糊化,致使制度实践中多重目标张力难以弥合,打破了村庄原本的良性治理秩序。为此,在公共品供给中,要创新资源输入方式,实现资金使用自主权下放;激活村内民主,降低资金使用成本;明确资金输入目标,契合村庄发展需求。     

地方政府耕地保护激励契约设计研究

研究目的:运用委托代理理论探索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耕地保护最优激励契约设计问题,为破解经济发展与耕地保护两难困境提供理论依据。研究方法:基于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对地方政府的耕地保护与经济发展任务进行了分析,并对激励契约进行了设计。研究结果:现行激励机制存在诸多缺陷,迫切要求改进。多任务激励成本相互独立下地方政府激励是绝对风险规避度、边际激励成本变化率和可观测变量方差的递减函数;多任务激励成本相互替代时,增强耕地保护激励必须弱化经济发展的激励,而完全替代时不同委托任务的边际收益必须相等。研究结论:完善地方政府激励机制,要积极推进耕地保护绩效与政绩挂钩制,建立耕地保护动态督查制度,促进政绩考核体系绿色化;完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     

土地财政对实际汇率的影响 ——理论与实证

研究目的:探究中国土地财政政策对外部实际汇率的影响,客观分析土地财政对实际汇率影响的传导路径,反思土地财政对实际汇率的政策意义.研究方法:中介效应分析,静态及动态面板模型.研究结果: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会导致省际实际汇率贬值,土地财政通过要素市场扭曲收益效应与房价效应两条中介渠道对实际汇率产生影响,即土地财政通过促进要素扭曲收益提升与房价收入比提升的传导机制导致外部实际汇率贬值.研究结论:地方政府应避免工业企业利用政策优势落入价格竞争陷阱,同时扭转房地产行业的畸形状态.     

“试验站”:西部地区农业技术推广模式探索——基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与以行政性为主导的国家农业技术推广机制之间的不匹配逐渐彰显,而且两者之间的张力共同引发了我国农业技术推广机制创新的多元化发展。在当前农村社会快速变迁的背景下,基于区域农业的特征,以农业大学为依托的"试验站"模式,开始显示其特有的优势,并且在与地方政府和农民直接的互动中,达成"产学研"三位一体的效果,尤其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提高等方面发挥了突出的作用。但由于这种模式仍处于探索阶段,其中不乏存在一些问题。因此,考察这种推广模式的运行实践以及制度环境对新时期农业技术推广机制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政府补助、研发投入与创业板上市公司绩效——基于中介效应检验

选取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2017年的数据,基于温忠麟中介效应检验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一方面政府补助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对企业的研发投入也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研发投入在政府补助与企业绩效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另一方面,政府补助会削弱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究其原因可能是企业更多的利用政府补助扩大了其规模,而导致研发投入不足。提出了政府应当明确补助用途,并做好后续监督工作,制定合理的补助额度与政策等建议。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与农民增收——基于河南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案例

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农民增收提供了新思路。本文通过对河南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案例的分析,探讨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与农民收入的内在逻辑和影响机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可以通过多种模式影响农民收入,并在当前条件下受到制度、要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制约。政府应该推动管理体制创新、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增加财税政策支持、完善人才培养制度和创新土地政策。     

国土空间规划管制、地方政府竞争与区域经济发展——来自湖北省县（市、区）域的经验研究

研究目的:实证检验国土空间规划管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方法:在对国土空间规划管制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机理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并基于湖北省82个县(市、区)域单元2002—2015年的统计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加以检验。研究结果:国土空间被管制强度越高的区域,其地方政府可以运作的土地要素就越少,则该地区地方政府在发展区域经济竞赛中的竞争力就越弱,进而其经济发展水平就相应较低,与国土空间被管制强度较弱区域的经济发展差距逐渐拉大。研究结论:在中国把国土空间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时代背景下,为协调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应建立起管制弱化区域和管制强化区域之间的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和土地发展权交易市场,使不同区域均能享受到国土空间优化带来的福利提升。     

京郊农民增收情况的调查研究

本文在对北京市13个区26个村庄农民收入实地调研数据基础上,分析北京市农民收入与结构现状、农民现有增收途径和制约因素,最后针对不同村庄分别提出农民产业链延伸机制、乡村旅游本地孵化机制、产业融合机制和政策性帮扶机制的增收建议。     

长江经济带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基于2010—2019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构建T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呈“U”型关系,即随着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市场化、政府干预对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均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作用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绿色金融通过缓解绿色技术创新的融资约束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传统技术创新表现为遮掩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真实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