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对牧户减畜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内蒙古260户牧户的调查

本文利用草原生态补奖机制实施前后内蒙古自治区5个盟市260个牧户的调查数据,使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了草原生态补奖机制对牧户减畜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草原生态补奖机制对牧户的减畜行为总体上产生了显著正效应,但对不同牧户减畜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牧户家庭人均收入、非畜牧业收入占比与牧户的减畜行为显著正相关,牧户人均草场面积、距旗(县)政府所在地距离、草原年均降雨量与牧户的减畜行为显著负相关。建设草原生态补奖机制应根据牧户的家庭特征推行差异化补奖机制并实施严格监管。     

制度变迁背景下牧户的生计脆弱性——基于“脆弱性—恢复力”分析框架

本文通过构建"脆弱性—恢复力"框架,运用内蒙古呼伦贝尔和锡林郭勒牧区10户典型牧户30多年来生计变化状况的半结构化访谈材料,通过对案例材料进行三级编码,分析了在从草场和牲畜公有共管到牲畜私有、草场承包的制度变迁背景下牧户生计脆弱性的变化,以探索现行草地经营制度下促进牧户生计实现可持续的策略。研究发现:第一,分畜到户和分草到户后,草地生态状况恶化,例如水、草等自然资源减少及不同资源间搭配失衡,草地承载力下降和恢复力不足,这些都加剧了牧户的生计脆弱性;第二,牧户定居放牧后,物质资本的增加促进了其生计的恢复,但金融资本不足仍是导致牧户生计脆弱的主要因素;第三,部分牧户通过草地租赁、互惠合作等,优化了资源配置,促进了生计恢复;第四,部分牧户采用过牧等手段应对草地经营制度变迁带来的影响,从长远来看,这反而加剧了自身生计脆弱性。在现行草地经营制度下,通过创新草场流转方式和开展互惠合作等来优化牧户生计资本配置,将是促进其生计实现可持续的可行途径。     

关系网络、社会互动与牧户草场转入行为——草场流转市场转型期社会资本作用的再审视北大核心

基于北方草场流转市场转型现状和卖方市场特征,本文重新审视了社会资本在草场流转市场的作用,阐释了关系网络和社会互动对牧户草场转入行为的影响机理,并运用2020年在内蒙古、甘肃两省份牧区820户牧户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关系网络对牧户草场转入行为的影响日渐式微,亲缘网络、友缘网络对牧户草场转入行为无显著影响;关键网络节点仅对牧户转入草场有显著促进作用,拥有关键网络节点能使牧户转入草场概率提高14.5%;(2)以社会互动为表征的网络资源利用能力仍对牧户草场转入行为有显著促进作用,社会互动提高一个单位,牧户转入草场概率和草场转入率分别提高6.1%和9.2%;(3)社会互动对草场转入行为的影响未受到关系网络调节,其原因可能是牧户关系网络的同质化;(4)社会互动通过降低交易费用促进了牧户草场转入行为;相反,关键网络节点通过提高交易费用抑制了牧户草场转入行为,即关键网络节点对草场转入的促进机制并非降低交易费用,而是扩展牧户的交易半径和资源获取能力。     

基于市场经济的草权制度改革研究

草原是共享性的自然资源,相互之间关系异常复杂多变,简单承包草原后使用者的各种创新行为会导致产权更加模糊不清,所以对于共享性的草原,将草原家庭承包和草畜平衡管理综合建立草原放牧权家庭承包制是可行的新思路:草原不能整体承包,而应该只将生产功能之一的放牧权承包到户,建立起责权利相对明晰的不退化无偿获得放牧权、退化有偿获得放牧权的草原土地产权初始配置,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市场激励管理模式———可交易放牧权制。     

草场流转的生态环境效率——基于内蒙古甘肃两省份的实证研究

随着国家对草原生态保护的重视以及国家"四化"的提出,研究草场流转和草原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在内蒙古四子王旗和甘肃省天祝县的209户牧户样本数据,对草场流转和草原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显示,草场超载的主体是草场面积较小且未进行草场流转的牧户,草场流转有助于草原生态保护。为了达到草原生态保护,在禁牧制度和草畜平衡制度的基础上,应考虑将草场流转纳入到草原生态保护的制度中去,给予一定的重视。     

生态约束下牧户草地规模经营研究

草原承包经营权向专业大户、家庭牧场、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是实现牧业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本文利用我国主要牧区省份234户放牧牧户的实地调研数据,在考虑生态约束和兼业化的背景下,通过估算牧户牧业生产的C-D函数,构建并求解牧户草地规模经营决策模型,分析论证了草甸类草原在畜牧业生产中较草原类草原、荒漠类草原具有更大的规模效应;然后据此分析了各地区牧户草原流转意愿、牧户最优草地经营规模、牧户最优劳动力投入量等问题,并指出其政策内涵。     

干旱风险冲击下牧户适应性生计策略及其影响因素

牧区连续严重干旱风险威胁着牧户生计,导致牧户的干旱风险管理成为其日常生计活动。准确理解和研究牧户应对日益严重的干旱风险的生计策略及其影响因素,在牧区发展政策措施的制定与实施以及提高牧民应对干旱风险能力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意义。文章以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和FAO的农户可持续生计灾害风险管理分析框架为基础,基于内蒙古草原牧区牧户的调研数据,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并结合牧区实际建立牧户生计资本指标并进行测度,并运用Logit模型对牧户应对干旱风险所采取的多种生计策略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是影响牧户应对干旱风险策略及组合最为广泛和显著的因素,其次为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因此,通过合理的草场流转制度、放牧制度和畜牧业信贷制度构建、生态环境保护补偿标准提高以及现代畜牧业产业组织方式的建立等方面提高牧户的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水平,能够增强牧户应对干旱风险的能力。     

边疆民族地区牧户贫困脆弱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为清晰识别边疆民族地区牧户贫困程度,为后续精准扶贫政策及牧户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方法]文章以边疆民族地区牧户为研究对象,分别以1.25美元、2美元和2300元为贫困线标准,运用VEP估计方法对牧户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并以户主特征、家庭特征、畜牧业生产行为与草原生态政策选择行为4个层面综合构建牧户贫困脆弱性影响的Logit计量模型。[结果]牧户贫困发生率与贫困脆弱性发生率为4.07%和63.47%,其中贫困和非贫困牧户的贫困脆弱性分别为96.88%和62.06%。户主年龄、家庭规模以及绵羊、牛、奶牛、马和山羊的出栏数量与家庭贫困脆弱性呈现反向显著关系,而教育程度、家庭劳动力数量、出栏羊单位与家庭贫困脆弱性呈现显著正向关系,选择禁牧与草畜平衡牧户的贫困脆弱性更低。[结论]降低以中青年为主的牧户的畜牧业风险,构建中小牧户链接到现代农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鼓励牲畜种类多样化以及持续实施禁牧和草畜平衡的生态政策,是降低牧户贫困脆弱性与提升可行能力的重要路径。     

遥感技术在青海刚察县草畜平衡研究中的应用

［目的］刚察县草地资源丰富,是青海省环湖重点牧区之一,文章利用遥感技术对刚察县草地生物量进行了遥感估算,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载畜平衡状况,以期为刚察县草地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和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依据。［方法］利用2016—2018年刚察县的遥感数据、地面样方调查数据进行生物量估算,并利用牧业统计数据计算载畜平衡指标,在此基础上分析其载畜平衡状况。［结果］（1）指数函数可以较好地模拟NDVI与生物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指数方程为：y=60137e093x（R2=066）。（2）2015年植被生物量较2010年有所增加,而2018年平均生物量较2010年持平,这一特征主要与气候和降水条件有关,2018年降水量较少、气候较干旱。2015年冬春草场生物量较2010年基本持平,2018年较2010年有下浮下降; 2015年和2018年夏秋草场比2010年均有小幅提高。（3）基于遥感估算的草地生物量结果和刚察县的补饲情况进行了草畜平衡情况分析,结果显示,2010年超载率为2308%,为超载; 2011年超载率为511%,2015—2017年分别为602%、690%、929%,均为草畜平衡。［结论］草畜平衡政策实施后,刚察县在减少草原可利用面积后,通过补饲减缓了天然草场的载畜压力,天然草场基本达到草畜平衡,有利于该区域草地生态环境的恢复和保护。     

社会资本对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意愿的影响——基于Triple-Hurdle模型的分析

草场社区治理模式既是对草场实现持续利用的有益探索,也是对现有政府主导的草场治理模式的重要补充。依据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的决策过程,本文将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的意愿依次划分为"改变现有草场治理模式的意愿""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模式的意愿""在草场社区治理中的意愿参与程度"3个方面。本文基于内蒙古牧区354户牧户的微观数据,运用Triple-Hurdle模型分析了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等社会资本对牧户上述3个方面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社会资本总体上对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的意愿有正向影响;社会网络对牧户改变现有草场治理模式的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道德约束的作用则相反;社会网络、人际信任、互惠规范和道德约束均对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模式的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制度信任和互惠规范对牧户在草场社区治理中的意愿参与程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着力培育牧户社会资本,进而发挥社会资本的内在激励作用,对于实现草场社区治理具有现实意义。     

青海贵南 牧民期盼提高草原禁牧补助标准

正青海省贵南县在巩固完善草原承包的基础上,扎实推进草原补奖政策落实。一是全面完成草原承包;二是有序发放补奖资金;三是基本完成禁牧减畜;四是建立健全草原管护员队伍。贵南县实施草原补奖政策4年多来,不仅有效保护了草原生态环境,增加了农牧民政策性收入,而且加快了草原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转变,取得了明显成效。一是草原生态环境逐步改善。随着草原禁牧和草畜平衡制度的逐步落实,规范     

草原退化治理相关研究进展

草原退化是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重大生态问题之一。本文从草场产权安排与国家生态环境政策两方面,对现有草原退化治理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评述。结果表明:草原承包到户的改革和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城镇化并没有解决草原过度利用问题,学者们普遍认为解决草原过度利用的出路在于草场再集中。依靠互惠合作与草场租赁,一方面,扩大草牧场面积,适应了牲畜的移动性,利用草场的异质性和多样性;另一方面,通过轮牧、走场等方式实现草原的可持续利用与畜牧业的和谐发展。在此基础之上,正在进行的草原确权和牧户非牧业化是两个非常有潜力的研究方向。     

贵南形成畜牧业“双赢”新格局

<正>地域辽阔、水草丰美,可利用草场面积三万多公顷……一直以来,草地畜牧业是青海省贵南县的主导产业和经济支柱,丰富的畜产品资源为发展现代畜牧业提供了广阔的前景。近年来,该县充分依托草地畜牧业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家庭牧场,并作为解决群众生计的一项重要举措,有力促进了农牧民增收致富,形成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双赢"的现代畜牧业新格局。集中投入转变生产方式减畜不减收、禁牧不禁养。为探索破解草畜平衡和畜牧业发展瓶     

基于Heckman模型的牧户草原流转决策研究

［目的］探析草原流转决策的影响因素,从而推动草原有序流转,进而实现牧业提效、牧民增收和牧区的生态安全。［方法］利用锡林郭勒盟209份入户调研数据,使用Heckman模型从牧户流转意愿与流转行为相互依赖的角度研究草原流转的决策问题。［结果］在牧户流转意愿影响因素中,牧户的边际产出对其有促进作用,说明牧户间草原边际产出差距越大越愿意流转; 牧户有草原证对其有促进作用,牧户间有草原纠纷对其有抑制作用,说明交易成本越低越愿意流转。在流转意愿影响流转行为的基础上,兼业对草原流转规模影响较大且产生不利影响。兼业户与非兼业户相比,草原流转规模平均缩小41%。［结论］要提升牧户的草原流转意愿,需要拉大牧户间的草原边际产出水平和降低牧户间流转的交易成本; 要扩大草原流转规模,需要减少兼业户的数量和规范草原流转价格。通过草原流转市场本身建立起有效的牧业进入与退出机制,以便在城乡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实现转出牧户的市民化和转入牧户草原畜牧业经营的规模化和现代化。     

林地细碎化程度对林农营林投入行为的影响

基于2018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监测的1946份林农调查数据,从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两个角度出发,以S指数衡量林地细碎化程度,运用Tobit模型研究林地细碎化对林农营林投入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陕闽湘辽四省的S值均值为0.397,存在明显的林地细碎化问题,林地细碎化对林农的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不利于林农营林投入行为;林农的家庭禀赋特征和林地特征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林农营林投入行为,而个人特征中仅林业培训对林农营林投入行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为了削弱林地细碎化对林农营林积极性的负面影响,应通过完善林地流转政策、实施扶持政策,通过鼓励林农参加联户经营、发展林业合作组织等方式,改善林地细碎化问题;并结合区域特点,加强组织宣传、落实林业培训,使林农自愿增加营林投入。     

“三牧”问题的成因与出路——兼论中国草场的资源整合

本文提出了"三牧"问题,分析了其主要表现及特征,研究了"三牧"问题关键所在和主要成因,探讨了解决"三牧"问题的出路及政策选择。以牧民生活困难、牧业发展减缓和牧区生态恶化为主要特征的"三牧"问题与"三农"问题有着明显不同,其形成关键在于"草畜不平衡";解决"三牧"问题的出路在于通过机制设计实现"草畜平衡",在现有草场承包制基础上,通过有效组织形式及草场承包权流转实现资源整合。     

牧民草原畜牧业经营代际传递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内蒙古自治区34个嘎查的调查

牧民的草原畜牧业经营代际传递意愿对于牧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内蒙古自治区34个嘎查294个牧民的实地调查数据,描述了牧民草原畜牧业经营代际传递意愿现状,并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了有关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牧民草原畜牧业经营代际传递意愿总体较弱,仅有34.0%的牧民明确表示愿意子女继续从事草原畜牧业经营。少数民族、家中有村干部的样本牧民具有较强的草原畜牧业经营代际传递意愿;年龄越大,牧民草原畜牧业经营代际传递意愿越强。天然草场和劳动力是草原畜牧业的两种主要生产要素,与两者相关的家庭人均草场面积、草场质量状况、家庭人口数和家庭畜牧业从业人数都对牧民草原畜牧业经营代际传递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通过引导牧区人口合理、有序地向外流动,鼓励天然草场和劳动力要素禀赋较好的牧户承租草场进行规模化经营,可以在有效缓解草场人口承载压力的同时促进牧区可持续发展。     

牧业制度变迁对草地退化的影响及其路径

草地是牧民基本的生计资产,也是中国北方的生态屏障。然而,严重的草地退化威胁着牧区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安全。维持高度可变的、脆弱干旱环境中的自然资本是发展绿色经济的要求。本文梳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草原牧区的主要牧业制度变迁,分析其对草地退化的影响及其路径,以探讨在现行草地经营制度下如何在不减少草地自然资本的情况下发展畜牧业。研究揭示,牧业制度变迁通过"分畜到户-牲畜增加-公地悲剧"、"分草到户/草地确权-草地细碎化-围栏陷阱"以及"三权分置/草地租赁-不完善契约/产权不安全-草地过度利用"三条路径影响草地退化。"交互规模"理论解释了草地细碎化对草地退化的影响机制。本文利用面上调研资料、定点观测数据以及自然试验证据支持了以上假说。研究表明,采用适合地区特点的确权方式、规范草地租赁市场以及减轻草地细碎化从而提高"交互规模",可更好地平衡牧业生产中的"劳动力-草地-牲畜-生产性资产-水资源",促进牧业的可持续发展。     

牧民参与草原社区治理决策意愿及影响因素基于内蒙古406户牧民的两阶段实证

[目的]文章通过构建牧民参与草原社区治理的"改变—参与"两阶段决策分析框架,基于内蒙古406户牧民的调研数据,实证探究两阶段决策意愿及影响因素,以期为牧区试点和实践草原社区治理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方法]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和Pr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牧民参与草原社区治理的决策意愿总体较高,78.32%的牧民在第一阶段愿意改变现有草原治理模式,91.16%的牧民在第二阶段愿意参与草原社区治理;牧民改变现有草原治理模式意愿受年龄、经营草场面积的负向影响,受减畜意愿、草原植被认知、草场生态压力认知、社会网络和协作治理认同的正向影响;牧民参与草原社区治理意愿与年龄、经营草场面积和养殖规模的负相关,与减畜意愿、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规范、草场生态压力认知和协作治理认同的正相关。[结论]开展草原社区治理试点或实践牧区已具备较好的群众基础,牧民参与草原社区治理两阶段决策意愿均受多种因素影响,且两者间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     

阿坝州草地退化中的牧户行为分析——来自红原和若尔盖的调查

牧户是草地使用中最基本、最直接的单元,其行为是草地退化的内因,也是草地退化的微观基础。本文通过对红原和若尔盖进行部门访谈和牧民问卷调查,结合有关统计资料,分析了草地退化的原因,主要包括：过度放牧、采挖药材、能源消费、草地建设不足等牧户行为;而收入增长幅度减缓、预期不稳定、人口增加、支出需求增加、收入渠道单一和生态意识淡薄是影响牧户行为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探讨了防止草地进一步退化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