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铁路对区域内部旅游可达性影响——以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为例

以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为例,利用Arc GIS中网络分析与成本加权栅格集成法生成高铁影响下的区域内部等时圈图,从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地两个研究视角,探讨高铁对区域内部旅游可达性及区域旅游联系的影响。结果显示:1高铁使得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地等时圈沿高铁线路呈轴突扩张态势,1h等时圈由开通前的"时圈岛"变化为开通后的"时圈廊",在示范区内沿高铁线路呈"卅"字分布,高铁对旅游圈空间扩张具有显著推动作用。2高铁网络的建设完善将产生时空压缩效应,扩大"2h旅游圈"辐射范围,九华山风景区和铜陵市在2h内可达景区数量最多。3高铁对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地的对外旅游联系总量产生显著的带动作用,提高核心景区和城市的对外旅游联系总量,但提升幅度具有显著差异。高铁的建成会改变区域内旅游空间结构和既有的旅游竞合模式,促进形成高铁沿线旅游经济带,实现旅游地系统优化升级,对区域旅游一体化建设形成重要支撑。     

交通可达性与旅游经济联系空间关系研究——以大西高铁为例

在中国高铁发展日益受到关注的背景下，以大西高铁为例，使用城市间的矢量路网、高铁站点及各城市旅游收入、旅游人数等数据，运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和引力模型，对大西高铁沿线及周边城市在高铁开通前后的交通可达性和旅游经济联系进行分析，并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两者进行耦合协调分析。结果表明：大西高铁的开通显著提升了各城市的可达性水平，但提升程度不均衡，致使研究区交通可达性的空间公平性降低；区域内旅游经济联系强度显著增加，且沿线城市间旅游经济联系提升较为明显，各城市的旅游经济联系总量均大幅提升；高铁的开通对高铁途经城市的交通可达性与旅游经济联系的协同发展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对高铁未途经城市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甚至出现了协调度降低的情况。     

高速铁路影响下的城市可达性测度及其空间格局模拟分析——以哈大高铁为例

利用可达性模型并结合GIS反距离加权插值技术综合测度了哈大高铁通车前后沿线城市的可达性及其空间格局的演变,研究表明:哈大高铁通车前后,时空压缩效果显著,城市可达性得到大幅提升;可达性改善程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位于高铁线路中间的城市提升较大,首末城市提升较小;城市可达性的动态变化加速了东北地区空间格局的演变,空间分化与重构现象日趋复杂,辽中南城市群分化成沈阳经济区和沿海经济带,吉林中部和哈尔滨都市圈重组成哈长经济区,哈大高铁轴带人口、经济的空间极化将进一步提升,中心城市的扩散域突破传统的空间尺度甚至行政区划的范畴,部分城市空间隶属关系模糊。     

一体化背景下高铁对皖江城市带可达性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皖江城市带为研究对象,通过使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经济潜力模型及日常可达性3个主要的可达性评价指标,利用反距离加权空间插值法对数据进行可视化操作,从不同角度分析高铁的开通对皖江城市带各节点城市以及区域整体的可达性的动态变化和影响,并探讨该变化所带来的时空效应和分布格局的演变。分析得出结论：高铁的开通运营使得皖江城市带各节点城市间的可达性得到了显著的提高;高铁开通后城市的经济潜力值变化较大,信息流速度加快,产出了更大的经济效益;皖江城市带实现了一日城市带的“同城效应”,高铁为区域一体化发展提供有利的保障。     

高铁对沿线城市空间格局影响研究——以哈大高铁为例

以哈大高铁沿线10个地级市为对象,利用高铁通车前后各项数据,基于GIS空间分析技术支持,运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等时圈法、经济联系强度等指标以定量角度探讨哈大高铁通车前后各沿线区域可达性和经济联系的演化特征。结果显示:沿线10个城市平均旅行时间提升幅度都在50%以上;3 h内平均可达城市数量由7个增加到14个,且分布趋势趋向均衡;城市间经济联系总量增长了3.6倍。哈大高铁极大改善了沿线城市的可达性,时间会聚效用明显;加大了东北沿海区和内陆区的联系;同时发现城市交通可达性和经济联系存在一定耦合效应。     

陕西省高铁网络建设对可达性空间格局影响

文章以陕西省高速铁路作为研究对象,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节点成本"网络分析方法,用以测算最小时空距离、加权平均旅行时间、日可达性及可达性潜力四个指标,并对陕西省有无高铁以及未来"米"字型高铁网络建成后的可达性空间格局进行模拟和评价,分析陕西省不同时期高铁网络扩张对可达性空间格局的影响。结果表明:①"节点成本"网络分析法计算结果能较为真实反映区域可达性空间格局;②陕西省高铁网络降低了最小时间可达性,"时间收敛"效应变化显著,但最小空间可达性无明显变化,"空间收敛"效应不突出;③陕西省"米"字形高铁网络建成以后,省会西安的中心枢纽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1 h可服务人口增加到1 751.61万人,提升66.17%,2 h可服务人口为2 890.8万人,提升44.93%;④随着高速铁路的扩张,陕西省可达性空间格局呈现出"核心—边缘"形态到"廊道"形态再到"核心—廊道"形态的演化趋势,全省可达性整体提升,地区可达性差距缩小。     

高铁网络的技术创新效应与空间作用特征——基于“本地-邻地”视角

前沿研究集中关注高铁网络对属地技术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却普遍忽视高铁网络对技术创新水平的作用是否存在邻地效应,以及邻地效应的空间作用特征。基于此,本文采用2006—2017年中国28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结合空间计量模型,检验高铁网络的本地-邻地技术创新效应及空间作用特征,并进一步考察高铁网络对邻地技术创新水平影响的传导机制,以及城市群高铁网络邻地技术创新效应的差异影响。结果发现:(1)城市高铁网络的本地和邻地技术创新效应均表现出显著正向作用,而邻地效应传导机制在于高铁网络通过促进城市间技术溢出进而推动邻地技术创新水平提升。邻地效应有效空间半径为500千米,且最优半径为400千米。(2)城市群高铁网络的本地和邻地技术创新效应表现出显著差异,邻地效应在京津冀、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最为明显,空间作用特征具有一致性但最优半径不同,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最优半径分别为175千米、200千米和125千米。     

城际高铁对未来黑龙江城镇体系空间格局的影响及优化

基于时空距离的二维视角,利用时空距离可达性、可达性重心、哈夫模型综合评估预测哈齐、哈佳、哈牡绥城际高铁开通后对黑龙江城镇体系空间格局演变的潜在影响及优化对策,研究表明:三条城际高铁的运营将明显提升沿线城市与区域的时空可达性,带来可达性空间格局的渐变与重塑,哈齐时空距离可达性强于哈佳,哈佳强于哈牡绥,可达性高值区集中在以哈尔滨为核心的不规则圈层区域,可达性低值区分布在线路末端区位;哈牡绥可达重心向东、向南偏移显著,哈齐有向西、向北偏移趋势,哈佳有向东、向北偏移态势;可达空间服务最优区集中在哈齐沿线的大庆、哈牡绥沿线的海林与牡丹江以及三条城际高铁的枢纽哈尔滨周边。未来黑龙江城镇体系空间格局的优化可依托哈齐、哈牡绥与哈佳城际高铁构建黑龙江省域西北、东南、东北向的"Y"型点轴系统;哈齐延伸至满洲里对接俄罗斯和蒙古,哈牡绥、哈佳对接俄罗斯,构建"中蒙俄"跨国经济走廊;以哈尔滨为中心推进1h高铁经济圈建设,加快哈尔滨—双城、大庆—安达、牡丹江—海林空间整合与同城化进程。     

长三角世界遗产旅游目的地城市的旅游可达性评价

截至2018年底长三角区域共有世界遗产7项,分布于18个市内。对旅游目的地的旅游可达性的定义和计算方法做了重新界定,并定量计算了世界遗产旅游目的地城市的交通可达性、社会经济可达性、心理可达性,研究了旅游可达性和旅游业发展业绩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发现:各世界遗产旅游目的地的可达性差异很大,区内交通可达性最好的是南京,区外交通可达性最好的是徐州,最差的都是宿迁。社会经济可达性最好的是杭州,最差的是淮北。心理可达性最好的是南京,最差的是宿州。旅游业发展业绩与区内交通时间呈负相关但相关性不是很强,与区外交通时间呈负相关但是不显著,与社会经济可达性、心理可达性都呈正相关并且相关性非常强。     

数字经济对市域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效应及机制

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驱动力。数字经济对旅游业发展质量的影响在城市尺度尚未检验其空间溢出效应及传导路径。为此，融合多源数据构建2011—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集，从时空维度对数字经济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演变特征进行分析，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和空间中介效应模型对其空间溢出效应、空间传导机制及空间异质性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数字经济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关联。(2)数字经济不仅有利于本地旅游业发展质量的提高，而且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作用于邻近城市。(3)在高互联网地区和高市场化地区，数字经济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作用更为明显。(4)数字经济通过提升旅游市场吸引力和旅游创业活跃度的方式有效激活了市场活力，进而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江西省城市旅游形象的网络化呈现

基于互联网旅游大数据,以江西省11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以互联网上目的地旅游知名度和旅游美誉度为基础指标的网络旅游形象矩阵,分析江西省各市网络旅游形象的感知与分异特征;在此基础上,结合旅游者网络评价的话语分析,采用语义网络分析和主题分析方法探讨网络虚拟社区中旅游者对江西省各市代表性景区的负面评价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江西各市网络旅游形象感知总体表现为知名度偏低但美誉度较突出的特征,各市间的网络旅游形象有较大差异;江西各市代表性景区负面评价语义网络呈现核心圈层、次核心圈层和外围圈层的核心—边缘意象结构;景点与景色、管理与服务、收费与消费是影响江西城市网络旅游形象的主要因素,并可进一步凝练成"性价比"这一综合问题。文章最后从宣传、整饰、提升三个层面提出加强江西城市网络旅游形象建设的建议。     

基于可达性的中心城市场能与经济关联格局——以浙江省为例

可达性是城市集聚与辐射效应的重要影响因素,在经济社会联系中发挥基础性、先导性作用。借助Arc GIS10.0空间分析工具,通过计算加权成本距离、场能和引力模型探讨浙江省11地市2005和2014年可达性变化、场能格局演变,以及城市经济联系强度、方向及地带性变化特征。研究发现:1交通网络建设显著提升城市可达性,但小时圈扩展面积和扩展比率差异性突出;2城市发展与可达性改善大幅提升空间场能,但总体上北高南低,中心向外围、干线向两边梯度递减特征明显,并呈现以高铁线路为骨架,中心城区为支撑的新型空间场能格局;3城市经济联系地域性鲜明,呈现能级提升、多核支撑、网络化演进趋势,高铁成为密切城市间经济联系的高效动力,经济联系优势逐步由浙东北向浙西南拓展强化;4地带内、地带间城市经济联系轴带发展层级、阶段不同,凸显区域经济发展差异问题的紧迫性。因此,亟需调适与引导城市经济联系层级、方向,优化完善城市经济联系网络,助推浙江省经济社会协调有序发展。     

高速铁路对长三角地区都市圈可达性影响

利用成本加权栅格法分析非高铁与高铁条件下长三角地区5大都市圈的最短旅行时间的可达性和一日交流圈等时圈格局变化。结果显示:1都市圈高铁站点城市成为时间收敛最大受益者,非站点城市可达性也有所提高,但幅度较小。25大都市圈等时圈均沿高铁线呈轴向态势向外推移明显,表明高铁对都市圈空间拓展具有较强的轴向引导作用。3高铁扩展了5大都市圈一日交流圈范围,覆盖范围几乎达到100%,1h和2h等时圈覆盖范围均有不同程度扩展,表明高铁条件下,都市圈内部城市以及都市圈之间重要核心城市的时间距离拉近,实现跨城市当日流动,形成"同城效应"。     

中国城市高速铁路客运的空间联系格局

基于全国高速铁路班次数据,通过传统重力模型和GIS空间分析等技术方法探讨中国城市高铁客运空间联系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高客运量城市集中于东部地区和区域中心城市,东部城市群高客运量城市扎堆,而西部地区高客运量城市稀疏。全国城市高铁客运量与城市等级体系、经济发展格局基本对应。局部区域高铁客运量格局包括中心城市极化型、多核心均衡型和低水平发展型的三种典型类型区。(2)城市高铁客运量具有显著的时间距离衰减特征,高铁客运量集中于城市4 h范围内,高铁出行更适合中心城市密度较高的城市群地区。(3)高强度联系网络主要分布于东部城市群内部和东中部地区"四纵两横"沿线部分区段,中心城市密集地区的高铁联系网络的强度普遍较高。(4)经济因素是高铁客流生成的根本动力,高铁可达性和城市等级也是影响城市客运格局的主要因素。与传统铁路相比,城市吸引力和时间距离对高铁沿线城市空间相互作用的正负影响程度均有明显的削弱。     

中国“四纵四横”高铁对沿线站点城市可达性及其经济联系的影响

运用ArcGIS空间分析法、可达性模型及引力模型,探究中国"四纵四横"高铁的开通对沿线站点城市可达性及其经济联系空间格局的影响。结果表明:①中国"四纵四横"高铁开通后,整体区域可达性得到优化,高铁沿线变化尤为显著,且促进高铁客运流的均衡分布。可达性水平呈现东中西地带性递减格局,这与我国地形分布表现出高度吻合,华北、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可达性最优,中西部山地、高原地区可达性较差。②中国"四纵"高铁沿线站点城市的经济联系总量高于"四横"高铁沿线站点城市。沿线站点城市经济联系总量差异显著,东部地区沿线站点城市经济联系总量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③中国"四纵四横"高铁的开通对二、三线站点城市经济联系改善程度较大,且经济联系隶属度较强的城市空间分布上呈现与中心城市相邻格局。     

高铁运营与经济协调会合作机制是否打破了城市群市场分割——来自长三角城市群的经验证据

具有时空压缩效应的高铁运营是否促进了城市群内的市场一体化？城市群经济协调会合作机制又是否打破了城市群内的市场分割？目前尚缺乏经验证据。本文利用2003—2015年长三角城市群34个地级市数据，采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SDM）实证分析了高铁运营与经济协调会合作机制对于打破城市群内市场分割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长三角城市群内地市间“以邻为壑”的现象依旧存在，但高铁的运营与经济协调会显著降低了该地区市场分割水平。（2）高铁运营产生的时空压缩效应，使得城市群内市场一体化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并将边界延伸至2小时交通圈。（3）高铁运营对于其他城市市场分割的影响效果均大于对本地区市场分割的影响，而城市群内的经济协调会合作机制仅在相邻地市间发挥作用，对于非邻近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相对有限。     

高速公路驱动大湘西旅游空间合作格局的演变和优化

交通是推动旅游空间合作的先决条件,对旅游合作空间格局产生重要影响。文章利用GIS空间分析法和多种计量方法探讨高速公路发展对大湘西旅游空间格局演变的影响,结果表明:高速公路交通发展影响区域旅游可达性,对旅游地空间布局产生聚集和扩散作用;高速公路交通布局驱动大湘西地区旅游经济质量的提升,影响旅游流的流向和流量;高速公路的发展驱动区域旅游空间合作效率的提升。针对研究结果,文章提出进一步优化完善高速公路交通网布局,注重高速公路交通质量提升,提高区域旅游合作水平等建议。     

高铁对区域协同发展的影响机理——基于2005—2019年湖南省经验证据

文章分析高铁对我国区域协同发展的影响机理，指出高铁时空压缩效应产生市场一体化效应、城市竞合效应和城市群空间效应，导致城市体系多中心化、产业结构相关多样化、创新网络结构有序化，催生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进而推动区域协同发展。基于高铁建设背景，利用2005—2019年面板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湖南区域协同发展水平，采用ESDA分析其演变特征，使用DID模型验证高铁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1)高铁时代湖南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水平呈增长趋势；(2)城市协同发展水平空间结构优化，协同水平最高的是长沙，京港澳高铁沿线的长株潭、岳阳、衡阳和郴州协同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大湘西地区，整体呈现由东至西梯度递减态势；(3)高铁对湖南区域协同发展具有正向影响；(4)高铁通过城市体系、产业结构、创新网络、旅游业发展以及环境协同治理等间接影响区域协同发展水平。     

湖南公路网络演变的可达性评价

利用可达性评价模型,计算1984—2004年公路网络演变过程中带来的可达性变化,并对2025年湖南高速公路网络可达性进行模拟。结果表明:湖南公路网络变化过程中,可达性显示以中南部为主的“中心—边缘”同心圈层结构,呈现明显“东北—西南”轴线特征,网络变化使湘西、湘南等边远地区受益巨大,但滞后的特征仍然显著。公路网络演变过程中,城市之间的可达性变异先减小后增大,到2025年,湖南高速公路网络完成,城市间可达性将逐步实现优化均衡,14个地级市4h通勤圈基本形成,长沙等核心城市2h交流圈的扩展将推动区域一体化的纵深发展。     

长三角核心城市旅游产业空间溢出效应——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分析

以长三角地区的旅游产业为例,研究了产业发展中存在的空间溢出效应。选取了长三角核心城市作为样本,利用了2010-2016年旅游产业增加值的面板数据,构建了以距离为基础和以网络搜索次数为基础的空间权重矩阵;利用静态空间自回归模型和动态空间自回归模型分析发现,长三角核心城市之间的旅游产业存在明显的正向空间相关性,即空间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