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计策略选择对农户脱贫稳定性的影响——基于四川大小凉山地区1133个精准脱贫家庭的调查

基于对脱贫农户连续三年家庭人均收入的动态监测结果(2018—2020年收入是否稳定保持在贫困线1.5倍以上)以及扶贫小额贷款偿还能力调查状况来衡量脱贫稳定性。以家庭支柱成员从事生计活动的类型和时间作为农户生计策略的识别与度量指标，利用课题组在四川大小凉山地区实地调研所得的1 133户精准脱贫家庭数据，实证探究生计策略选择对农户脱贫稳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1)生计策略影响农户脱贫稳定性，相比自主型生计农户，政策依赖型生计农户家庭脱贫稳定性不足；在自主型生计农户中，相比纯农业经营生计，存在非农就业的多元生计策略更加有助于农户稳定脱贫。(2)生计策略的稳定脱贫效果受到家庭人口特征、建档立卡以及帮扶政策等因素调节，其中农户脱贫发展内生动力激发、政策帮扶推动的家庭经营组织化及产业链融入有助于抑制政策依赖型生计、纯农业经营生计的不稳定脱贫效应。(3)生计策略通过家庭收入结构与收入水平两个渠道对脱贫稳定性产生影响。     

黄土丘陵区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以甘肃省榆中县为例

贫困农户生计问题是区域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黄土丘陵区生态环境恶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贫困农户的生计问题不仅关系到其切身利益,也关系到国家实施扶贫政策的效果。文章构建了黄土丘陵区县域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的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6年完成的甘肃省榆中县2 300个农户的调查数据,利用聚类分析法与空间相关性分析法,分析了该县各乡镇贫困农户的生计资本聚集类型与分布特征,进而利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分析了生计资本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榆中县中部川区的各乡镇的总体生计资本状况较好,而北部山区和南部山区各乡镇的农户生计资本总体呈匮乏状况;(2)县域农户生计资本之间存在着一定空间关联性与依赖性,空间差异明显,表现出高高(HH)集聚、低低(LL)集聚两种集聚类型;(3)在7个GWR解释变量中,人口密度与农户生计资本总量之间呈负相关性,蔬菜总产量、路网密度、降水、气温、人均GDP和粮食总产量与生计资本总量之间呈正相关性,蔬菜总产量和路网密度是对农户生计资本影响最大的2个因素。最后,对提升和改善该类型区域贫困农户生计状况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精准扶贫政策之益贫式增长效应

本文构建精准扶贫政策影响益贫式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2016—2019年宿迁市国家级扶贫改革试验区阳光扶贫监管系统数据,检验精准扶贫政策对村级益贫式增长与低收入农户增收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1)在精准扶贫政策干预下,村级实现“强益贫式增长”,其机制在于,改变低收入农户生计模式、强化“三保障”、提升收入稳定性,而增强收入稳定性的中介效应最强;(2)帮扶措施实施广度与精准度较低造成扶贫项目收益减贫成效不足;(3)救助补助类收益能明显提升教育与医疗保障水平,但住房保障益贫性有限;(4)精准扶贫政策能促进较低收入农户实现更快增收,也呈现较强的县域益贫性。这意味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仍是难点,因此,应加大经济薄弱村产业帮扶力度,在提高贫困标准、强化分类施策的同时,提高帮扶精准度,探索建立综合性社会保障体制,提升精准扶贫政策的益贫式增长成效。     

易地扶贫搬迁对贫困山区农户生计空间的影响机理——以陇南山区为例

生计空间作为农户生计实践的重要载体,促进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空间的优化与重构,不仅是实现其可持续生计的关键,更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文章从生活、生产、社交、制度四个维度出发,构建了搬迁农户生计空间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利用陇南山区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数据,评价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空间的改善效果,识别影响生计空间质量的关键障碍因子,揭示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空间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安置初期,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空间改善效果一般,仅有约35%的农户认为生计空间改善效果较好;(2)从不同维度来看,易地扶贫搬迁对生活空间的改善效果最佳,社交空间次之,对制度空间和生产空间的改善效果相对较差;(3)耕作半径扩大、住房面积压缩、社区参与度降低、非农就业不足是制约搬迁农户生计空间质量提升的主要障碍因素;(4)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空间具有双刃剑作用,既可促进生计空间向城镇化、集约化方向发展,也可能致使生计空间向无序化、边缘化和原子化方向发展。最后,针对性提出构建可持续生计空间的优化路径与对策。     

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与生计多样性的耦合关系——以安徽省阜南县为例

缓解多维相对贫困，因地制宜制定农村低收入家庭相对贫困防御机制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落脚点。研究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与生计多样性的耦合关系为世界减贫提供理论参考。以阜南县686户受访家庭为研究对象，运用多维相对贫困测度模型、生计多样性测度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以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测度不同生计农户的多维相对贫困程度，探究低收入群体生计多样性和生计可持续发展路径。结果表明：(1)不同生计类型农户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具有一定差异，外出务工型农户相对贫困程度最低，相反，政府兜底型农户相对贫困程度最高。(2)生计多样性测度结果显示，兼业型农户指数最高，农业主导型和外出务工型次之，政府兜底型农户生计多样性指数最低。(3)受访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与生计多样性耦合关系类型多属于过渡类。不同耦合协调类型农户的影响因素差异较大，是家庭因素、经济条件、地理区位和资源禀赋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的结果。     

民族旅游乡村农户生计恢复力评价及障碍因子分析——以湘鄂武陵山片区10个村为例

生计恢复力能够评估农户应对乡村旅游等外部冲击时的适应能力,是当前乡村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研究的热点之一。文章基于缓冲能力、适应能力和转型能力3个维度构建了民族旅游乡村农户生计恢复力评价指标体系,以湘鄂武陵山片区10个民族旅游乡村480户农户为研究对象,划分其生计恢复力类型,定量评价生计恢复力指数,并分析生计恢复力障碍因子。结果表明：(1)农户生计恢复力可分为文化传承型、生计多样型、政策扶持型和传统生计型4种类型。(2)4种类型农户的生计恢复力指数分别为0.4562、0.3865、0.2022和0.1964,文化传承型农户的缓冲能力、适应能力和转型能力均最高,生计多样型次之,政策扶持型的转型能力最低,传统生计型农户的缓冲能力和适应能力均最低。(3)家庭成员参与旅游人数、获得专业技能培训机会、家庭核心成员受教育程度、家庭能够获得救助补贴种类等4项指标是不同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的最主要障碍因子。     

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与农户多维贫困

文章基于我国多维贫困下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的现实背景,通过构建农户多维贫困的评价体系,利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实证分析了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与农户多维贫困之间的作用机制及其中介效应.研究表明:(1)社会网络可以显著改善农户的多维贫困状况且对中间层次多维贫困的农户减贫效果更大.(2)社会网络对农户的非正规金融借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社会网络可以通过影响农户非正规金融借贷,缓解贫困农户的融资约束进而改善农户的多维贫困,即改善多维贫困实现精准扶贫或脱贫遵循"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农户多维贫困"的作用机制.这意味着社会网络实际上成为了农户借贷过程中的一种"隐性抵押",农户以此获得非正规金融的资金支持进而改善多维贫困实现脱贫.     

产业扶贫对民族地区贫困农户生计策略和收入水平的影响

文章利用贵州省3个民族自治贫困县341户贫困农户调研数据,采用Probit计量分析模型和广义精确匹配方法研究产业扶贫对民族地区贫困农户生计策略和收入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扶贫使民族地区贫困农户参与特色农产品种植、特色畜禽养殖生计模式的占比分别提升了13%和15%,但产业扶贫对民族地区贫困农户外出从事非农务工和经商活动影响并不明显;与此同时,产业扶贫项目实施显著提升了民族地区贫困农户的特色农产品种植收入、特色畜禽养殖收入和总收入水平,降低了外出从事非农务工活动收入,但产业扶贫对经商活动收入和贫困农户人均收入影响并不明显。因此,产业扶贫项目实施在提升民族地区贫困农户增收能力,实现脱贫致富目标的效果较为明显,民族地区贫困农户在产业扶贫项目引导下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分配给特色农产品种植、特色畜禽养殖等农业生产活动,并降低外出从事非农务工活动的时间,实现民族地区贫困农户生计模式向特色农业生产转移。     

后续扶持政策、资源禀赋与易地搬迁农户生计风险——来自陕西省的经验证据

基于陕西省两地区最新的搬迁户调查数据,通过构建易地搬迁农户生计风险指标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定量评估易地搬迁户生计风险水平,比较不同搬迁异质性因素下农户生计风险水平及其各维度的差异,实证分析后续扶持政策、家庭资源禀赋对易地搬迁农户生计风险的影响。结果显示：(1)易地搬迁农户健康风险、环境风险、社会风险水平较高,各维度风险水平在搬迁户内部分化明显,且不同搬迁特征下搬迁户的生计风险水平存在显著差异。(2)政府的经济补贴对搬迁户生计风险有显著负向作用,但技能培训和产业帮扶仅能够显著降低搬迁户的信息风险,对其生计风险总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3)家庭资源禀赋中的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能够显著降低搬迁户的生计风险。结合研究结论,进一步提出完善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措施、防范农户生计风险的政策建议。     

生态敏感区农户多维贫困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河南省淅川县3个村为例

通过借鉴MPI方法,使用河南省淅川县146户被调查农户的教育、健康、生活水平3个维度的7个指标数据对农户多维贫困进行测量。样本中,农户多维贫困特征明显,有较大比例的农户处于收入维度之外的多维贫困状态,房屋结构、家庭收入主要来源、医疗支出为家庭主要的致贫因素。此外,从个体、家庭、村庄等方面对农户处于多维贫困状态的影响因子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学生数量、外出务工劳动力数量、村庄水利设施状况、村庄到县城的距离6个影响因子均对农户处于多维贫困状况具有显著影响。最后,针对被调查农户多维贫困程度,扶贫措施应将家户健康、教育维度的因素考虑在内,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逐步提高农户生活水平。     

易地扶贫搬迁目标农户的识别

易地扶贫搬迁的瞄准精度和识别的有效性对该项活动意义重大。本文基于陕西安康市1404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分别采用Probit、MLM和PMT模型检验了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目标识别的决定性因素、发生瞄准偏差的原因和提升瞄准效率的方法。结果表明:生计资本、生计环境均是影响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目标识别的重要因素;"应搬未搬"农户相较"搬不应搬"农户在家庭资产、信贷资本和社会资本方面表现出明显劣势;移民搬迁项目保持高遗漏率,非贫困农户渗漏的情况比较严重。政策错误识别的原因在于当前政策实践中的"收入贫困"与移民搬迁瞄准机制存在错位,瞄准对象涵盖了更为多样的贫困类型。代理家计调查法在识别和判断贫困农户方面适应性强,但对于非贫困农户的排除作用非常有限。据此,本文提出了解决贫困人口公平有序"搬得出"的政策建议。     

退耕还林影响农户生计策略的表现与机制

对现有研究进行梳理,扩展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从土地利用结构、生计非农化和收入结构多样化说明退耕还林政策影响农户生计策略的表现,重点从生计资本、生计脆弱性、农户意愿及政策利益相关者相互博弈的视角探讨退耕还林政策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机制,发现退耕还林政策通过以上因素作用于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范围、调整方向与程度及其可持续性。未来研究应更多关注政策实施的时空分异和益贫性,细化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加强农户视角的政策效果评价研究。     

信贷扶贫的精准性:农户视角的实证考察

基于对农户借贷活动的调研数据,选用需求可识别双变量probit模型,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对农户的正规信贷行为和非正规信贷行为进行实证分析,以考察信贷扶贫对贫困农户识别的精准性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正规信贷与非正规信贷,均难以实现对贫困农户的精准识别与有效供给,即无法更有针对性地惠及相对贫困者。信息显示与社会资本对信贷扶贫的精准性及成效有显著影响。非正规信贷在需求方的影响因素远多于正规信贷。相对贫困程度、商业活动收入占比对正规信贷供给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亲戚关系"则对非正规信贷供给有显著正向影响,反映出商业信贷的"回报动机"以及非正规信贷的"人情价值"。通过鼓励贫困农户积极争取与利用正规信贷,挖掘商业信贷精准扶贫的声誉价值,强化农村诚信文化建设,引导非正规信贷资金流向发展脱贫领域,发挥政策资金信贷兜底作用,加快幸福美丽乡村的信息化建设等,提升当前信贷扶贫的精准性及成效。     

互联网使用对农户贫困的影响及其机制分析

农村贫困问题关乎中国精准扶贫与全面脱贫战略的有效实施。本文基于2014年和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检验互联网使用对农户贫困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无论采用家庭人均每日消费1美元作为贫困标准,还是采用家庭人均每日消费2美元作为贫困标准,互联网使用均显著降低了农户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同时采用稳健性估计与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问题后,该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影响机制检验的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通过增加农户的社会资本积累、提高农户的非农就业概率与非正规金融借贷水平进而改善农户的贫困状况。因此,在全面脱贫战略实施过程中,应不断推进"互联网+精准扶贫",并且使其成为贫困农户后发赶超的重要抓手,从而助力贫困农户增收,以实现全面脱贫目标。     

产业扶贫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制及效果——基于乌蒙山和六盘山片区产业扶贫试点项目的准实验研究

产业扶贫是实现贫困人口稳定脱贫的根本之策。本文基于乌蒙山和六盘山片区产业扶贫试点项目的3个省8个县的准实验研究数据,采用DID分析了产业扶贫项目对贫困农户收入的影响。理论上,产业扶贫项目通过直接带动可以增加农户的经营性收入,通过就业带动可以增加农户的工资性收入,通过资产收益和补贴可以增加贫困户的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实证研究发现,产业扶贫项目对家庭人均总收入具有正向作用,具体而言,产业扶贫项目对人均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对人均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影响不显著。通过PSM-DID模型以及安慰剂检验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结论。该结论反映了当前产业扶贫所存在的共性问题,即基层政府和执行主体在成本、收益、风险等因素影响下偏好资产收益模式,所以带动贫困农户发展产业和劳动务工的参与程度并不高。为此,需要让贫困户更多地参与到农业产业链中,同时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拓宽贫困户增收渠道,并培育经营主体和农村的精英人才,增强农户的组织化程度,使农户脱贫致富。     

村域地理环境对农户贫困持续性的影响——来自湖北农村的经验证据

村域地理环境通过影响农户面临的风险冲击和收入能力进而影响农户贫困持续性,本文利用2005~2010年湖北农户数据,采用生存分析方法,考察农户贫困持续性。结果表明,民族村农户退出贫困的概率显著低于非民族村农户,山区村农户退出贫困的概率显著低于平原和丘陵村农户,距离乡镇5~10 km农户退出贫困的概率显著低于其他农户;非农业劳动时间对民族村、山区村和距离乡镇5~10 km农户退出贫困的影响效应显著减弱;村人均耕地面积与农业劳动时间的交叉作用对农户退出贫困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本文建议扶贫政策应向民族村、山区村及距离乡镇5~10 km村的农户倾斜。一方面,通过适度扩大耕地规模和加大农业补贴力度,提高农户农业创收能力;另一方面,通过改善这些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缩小农户在获取非农就业机会方面的差距。     

古浪县生态移民可持续生计资本变迁问题研究

"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对"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贫困群众实施易地扶贫搬迁,2011年武威市为从根本上解决山区贫困人口的贫困问题提出"下山入川"生态移民工程。文章立足于武威市生态移民点,通过实地访谈和调查问卷的方法对生态移民农户家庭的生计资本进行调查,得到关于生态移民农户生计资本的一手资料,运用可持续生计框架理论对生态移民农户的生计资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并对统计结果进行说明,通过数据统计分析得出,武威市生态移民农户家庭生计资本均有所提高,其中物质资本的增长尤为显著。     

生态脆弱区乡村建设水平对农户生计恢复力的影响——以黄土高原佳县为例

以黄土高原佳县乡村和农户为研究对象，基于乡村建设理论和生计恢复力理论框架，定量刻画61个村域单元1990—2020年乡村建设水平变化对农户家庭生计恢复力的影响，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识别并分析关键乡村建设要素及其空间效应差异。结果表明：(1)1990年以来乡村建设水平由较低提升至较高等级，农户生计恢复力由弱增强至中等级，县域空间格局基本一致，呈“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特征。(2)农户生计恢复力与其所处村庄的乡村建设水平具有较强的关联性，乡村建设要素中道路交通条件、基层治理能力、集贸市场建设和中小学校布局对生计恢复力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3)各要素的强作用区域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应分区分类提升乡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基层治理水平以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和农户生计可持续。     

扶贫贴息制度改革与“贫困瞄准”:理论框架和经验证据

扶贫贴息贷款是对农村信贷市场的一种人为干预,可能导致信贷市场扭曲。自扶贫贴息贷款制度实施以来,国务院扶贫办会同其他部门对这项制度进行了多次改革。文章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扶贫贴息贷款利率管制、利率市场化以及不同贴息方式对贷款质量、贫困瞄准等的影响,然后利用武陵山区某贫困县扶贫贴息贷款管理体制改革与运行的动态数据进行了案例分析。研究发现,在扶贫贴息贷款管理模式由利率管制转向利率市场化、金融机构拥有更大的决策自主权、采取贷款偿还后向借款农户直接贴息的方式之后,扶贫贴息贷款规模增加,金融机构寻租问题得到初步缓解,贷款质量有所提升,但是贫困农户和农业产业受到排斥、贫困瞄准目标偏离等问题依然存在。文章的政策含义是:在深化贴息贷款市场化和分权化改革的同时,应切实提高贫困农户的信贷可得性。     

产业帮扶对农户脱贫及减贫效果稳定性的影响——来自贵州毕节烟草种植计划调减的经验证据

文章使用2016—2017年贵州省毕节市286个烟农调研数据,以烟草种植计划调减为例,分析区域产业帮扶对不同贫困类型烟农脱贫及减贫效果稳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烟农的烟叶种植面积增加能够显著降低烟农贫困发生,烟叶种植面积每增加1亩,烟农陷入收入贫困的风险将减少23.7%,烟叶资源更多地被非贫困烟农俘获,暂时性贫困烟农和持久性贫困烟农种植面积相对较少;烟叶种植面积减少会显著降低选择性贫困和持久性贫困烟农的户均纯收入,尤其是持久性贫困烟农,可能带来的致贫、返贫问题。因此,需要有效甄别不同贫困类型烟农,有选择、有预期地逐步执行缩减计划,并继续挖掘烟叶基础设施的增收能力和拓展产业帮扶措施,松绑贫困户对烟叶种植的依赖。研究表明,我国在落实精准扶贫和产业帮扶措施时,需因人施策和多措并举,规避产业帮扶措施调整对农户脱贫效果的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