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中游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的分工特征及空间效应分析

采用城市相对专业化指数、城市间相对专业化指数、行业相对专业化指数和集聚指数等4个指标对长江中游城市群2003—2014年的生产性服务业分工水平和集聚程度进行测算,然后利用空间自相关模型对其空间效应进行定量分析。研究发现:(1)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生产性服务业相对专业化程度总体较低,南昌、武汉和长沙这3个区域中心城市在该区域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分工体系中呈现出多样化特征;每个城市一般都有1~3个生产性服务行业的相对专业化程度较高;城市之间生产性服务业的相对专业化指数较低,彼此间专业化分工特征不明显,产业同构现象比较普遍。(2)长江中游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存在明显的核心—外围格局,且该格局导致的空间效应主要表现为虹吸效应。(3)长江中游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产生的虹吸效应在250 km范围内最明显,超出此范围后虹吸效应迅速大幅度减弱。     

基于百度迁徙数据的长江中游城市群网络特征研究

利用百度地图春节人口迁徙大数据,采取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主要从密度、中心性、核心—边缘结构三个方面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网络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长江中游城市群整体网络密度较低,仅为0.4315,城市间联系度不高;(2)长沙、武汉、南昌三个城市中心性相对较高,具有较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3)长江中游城市群具有较明显的核心—边缘趋势,呈现"金字塔"结构。长沙、南昌对周边城市有较强的带动作用,武汉强"核心"城市的阴影效应明显;(4)城市核心度与城市中心职能强度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长江中游城市群数字经济产业协同发展水平评价研究

随着长江中游城市群国家战略地位的上升,一体化成为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的主旋律,科学评价长江中游城市群数字经济产业协同发展水平,有利于破解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协同困境,形成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格局。选取长江中游城市群内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的2013—2020年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相关数据,在分析长江中游城市群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同度模型评价长江中游城市群数字经济产业协同发展水平。研究发现：2013—2020年长江中游三大城市群的数字经济产业耦合协调度不断提升,2020年武汉城市圈数字经济产业达到优质协调,环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达到良好协调;从三大城市群数字经济产业空间协同来看,三大城市群之间数字经济产业协同达到良好协调,但三大城市群之间数字产业化协同程度明显滞后于数字基础设施协同水平和产业数字化协同水平。基于此,提出加快数字经济产业协同的顶层设计,加强城市群数字产业化,推进数字经济产业链的协同治理,建设数字经济产业联盟和完善体制机制的对策建议。     

长江中游城市群碳排放强度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变及驱动因素全文替换

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对象,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度、空间自相关及空间计量模型,研究碳排放强度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及驱动机理,并考察分析2005—2020年二者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格局与驱动因素。结果显示：首先,理论研究发现碳排放强度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之间存在互相影响、互相约束的耦合协调关系,并且二者耦合协调度的驱动因素包括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对外开放、经济基础、人力资本以及产业结构。其次,实证研究发现：(1)碳排放强度逐年递减,经历了“缓慢递减—快速递减”的时序演变进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表现出波动增长的趋势,短期内出现“倒V”型演变特点。(2)碳排放强度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以轻度、中度协调类型为主,大部分地区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个别地区存在回落现象,空间上环鄱阳湖城市群以及环长株潭城市群部分地级市整体的耦合协调度高于武汉城市圈,并在研究期间内三大城市群的耦合协调度差距呈逐渐缩小的态势。(3)长江中游城市群碳排放强度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而各驱动因素同样对相邻地区的耦合协调度产生影响,其间接效应明显。最后,在发挥双向互动作用、打造特色发展路径以及...     

长江中游城市群A级旅游景区空间演化及影响机理

采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分析、网格维分析、地理探测器等分析方法,从空间分布类型、分布密度、分布均衡性等方面对长江中游城市群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演化特征及影响机理进行研究,结果显示:(1)长江中游城市群A级旅游景区分布呈集聚型,其集聚程度有逐渐增强的演变特征;(2)长江中游城市群A级旅游景区分布的高密度区呈现散点状结构向组团结构演变的特征,并逐步形成"U"字形核密度结构;(3)长江中游城市群A级旅游景区在空间上呈不等概率分布,存在围绕武汉、宜昌、长沙、南昌等城市集聚分布的现象,但呈现出不断均衡的发展趋势;(4)资源本底、市场条件及政策环境对长江中游城市群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的影响逐渐加强,不同等级旅游景区受到各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不同。     

基于ESDA-GWR多变量影响的经济空间格局演化——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

以长江中游城市群41个地域空间单元2000—2012年社会经济数据为基础,运用探索性数据分析(ESDA)及地理加权回归(GWR)等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了多变量影响下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空间格局演化驱动机理。研究发现:1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空间格局总体上表现为地区之间较强的负相关性,经济发展异质性较强,差异性显著;2产业结构与生产率、地区经济效益、科技与教育投入在空间上具有正相关性;对外开放程度在空间上具有微弱的负相关性;发展成本呈现随机排列态势,不具有地理空间上的相关性。3多数变量演化过程大致相似,但不同的时段在不同的局部各有差异。产业结构升级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经济产生的影响范围逐渐由武汉城市圈向外围扩大,地区经济效益对长株潭城市群影响程度及范围逐渐扩大,对外开放程度对武汉城市圈经济发展影响程度最大,科技与教育投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由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长株潭城市群—武汉城市圈逐渐减弱,武汉城市圈经济发展对资源依赖程度有减弱趋势,而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经济发展受资源约束程度相对较小。     

长江中游城市集群空间经济联系与网络结构——基于运输成本和网络分析方法

基于运输成本和网络分析方法,重点探究长江中游城市集群的空间联系和网络结构特征,研究发现:①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城市交通物流竞争力可以划分为三个层级,武汉市、长沙市、南昌市位第一层次;②湘鄂赣各省内部都已初步形成大致均匀和相对紧密的运输成本空间格局,长株潭城市群更加均匀分布,交通物流联系网络更为密集;③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之间的经济联系更为频繁和密切,而环鄱阳湖城市群相对被边缘化;④环鄱阳湖城市群在长江中游城市集群中的地位有待提高,南昌、新余、九江和景德镇是江西融入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桥梁.     

长江经济带经济联系空间格局及其经济一体化趋势

在修正经济联系引力模型基础上,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2013年长江经济带经济联系空间格局及一体化趋势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经济联系网络形成以中下游城市群和上游城市群为核心的两大板块,区域内交通网络体系的完善是促进中下游经济联系的主要原因之一;"核心—边缘"结构分析显示长江经济带形成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且核心区与边缘区网络密度差异较大,上海、武汉、长沙、重庆、成都等城市成为经济联系网络中重要的中介城市,总体上长江经济带经济联系网络呈现"一轴线、两板块、多中心"的经济联系格局;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在经济联系网络模式上分别呈现出"多中心紧凑模式、多中心松散模式、双核极化模式",表明中下游区域以城市群为主体,中介城市为对接点的经济联系一体化趋势正在形成,加强与成渝城市群为核心的上游城市群之间的经济联系是实现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发展的关键。     

中断模拟下城市群网络结构韧性研究——以长江中游城市群客运网络为例

中断模拟逐渐成为认知网络结构韧性的重要途径。文章基于长江中游城市群31个城市间的公路、铁路客运数据构建城市群客运网络,借助Python模拟和评估应对外界冲击下的城市群客运网络结构韧性变化特征,并分析影响其韧性水平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①城市群客运网络结构具有一定脆弱性,总体韧性水平表现出对沪昆发展轴的依赖性,节点韧性水平呈现抗干预的差异性。②武汉、长沙、南昌等主导性节点的失效以及景德镇、抚州、吉安等脆弱性节点的出现是显著削弱网络结构韧性的关键因素。③针对主导性节点与脆弱性节点特征,从整体提升中心性、增强近域性联系、丰富跨区域连通、保障城市安全性四方面提出网络结构韧性提升建议。     

以数字经济产业协同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研究

数字经济是驱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稳住宏观经济大盘和应对突发外生冲击的重要支撑,加强数字经济产业协同发展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加速新旧动能转换和打造全国经济重要增长极具有重大意义。目前,长江中游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迅速,初步形成“一强两核”格局,数字经济产业协同发展基础不断巩固,呈现良好势头。但与国内其他主要城市群特别是长三角城市群相比,长江中游城市群在数字经济产业政策协同、数字基础设施支撑、数字产业化协作体系、产业数字化协同平台、数字技术协同创新、数据要素共建共享机制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距。长江中游城市群应推动数字经济产业政策协同、强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数字经济产业布局协同、加强数字技术研发创新协同和促进数据要素共建共享共通,多措并举,切实提高数字经济产业协同发展水平,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与经济发展空间差异演化及互动关系

搜集了2000—2017年长江中游城市群29个城市的相关数据,探索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与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变化及其互动关系,结果发现:(1)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旅游增长速度大于经济增长速度,且旅游增长速度区域差异大于经济增长速度的区域差异。(2)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发展的不平衡性大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旅游和经济的基尼系数及重心在不同区域的变化趋势不同,在不同的时间段内两者的变化方向也不同,既有同向变化,也有反向变化。(3)整个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对旅游发展的平衡性无显著影响,而旅游发展的平衡性会影响到区域经济发展的平衡性,长江中游城市群、武汉城市圈的旅游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呈负相关关系。     

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相互作用研究

运用引力模型,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相互作用展开了实证研究。通过对城市综合实力及城市间交通距离得分进行计算,最终得到了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相互作用值,在此基础上,从城市群综合实力及空间相互作用倾向度两个方面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相互作用的影响因素及机理展开了分析研究。综合分析得出:城市群空间相互作用水平较低,城市与城市群的空间相互作用水平差异显著;城市群空间相互作用网络形态主要呈放射状,武汉、长沙在区域中的中心性作用明显;武汉都市圈与环长株潭城市群发育较为成熟,环鄱阳湖城市群发育水平较低;三个二级城市群之间武汉都市圈与环长株潭城市群相互作用水平最高,沿京广铁路—京珠高速形成了一条较高水平的空间相互作用带。     

黄河流域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时空特征及驱动因素

基于2010—2020年黄河流域沿线3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样本数据,利用博弈论组合赋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核密度估计、空间相关性分析、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探讨黄河流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时空格局、演变趋势及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1)2010—2020年,黄河流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由濒临失调阶段上升为勉强协调阶段,空间分布从高到低依次是下游地区、上游地区、中游地区,各城市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呈现扩大态势。(2)空间相关性分析表明,两者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关联特征不强,空间外溢效应较弱。耦合协调度“高—高”集聚区主要集中于黄河流域下游地区,“高—低”集聚区主要位于黄河流域中游地区,“低—低”集聚区主要位于黄河流域上游地区。(3)绿色技术创新对下游地区耦合协调度驱动作用较大,政府环境治理能力对黄河流域上游地区耦合协调度驱动作用较大,人力资本水平对黄河流域中游地区耦合协调度驱动作用较大。     

“双碳”目标下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变化的经济——环境效应

生态福利绩效反映了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探究生态福利绩效变化产生的经济—环境效应对于协同推进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和人民福祉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在测度2005—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基础上,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分析了“双碳”目标下生态福利绩效的经济—环境效应及其效应的阶段性特征。研究发现：(1)研究期内,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的抑制效应,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2)研究区生态福利绩效的经济效应呈现阶段性特征,生态福利绩效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逐渐增强。2005—2012年,生态福利绩效主要表现出经济抑制效应,而在2013—2020年,生态福利绩效的经济促进效应开始显现。(3)研究区生态福利绩效的环境效应呈现阶段性特征,碳减排效应表现出强化趋势。生态福利绩效对人均碳排放量产生的效应从增加向降低效应转变,对碳排放强度的降低效应则进一步增强。     

空间经济联系视角下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研究

城市群协同发展是现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下,为把长江中游城市群打造成区域经济发展第四极,以城市群差异为基础的城市群间协同发展是促进区域协同发展的关键.本文从经济发展的外在条件出发,就长江中游城市群与长江经济带发展引擎的长三角城市群空间经济联系进行分析;从内生条件出发,通过介入机会和介入能力模型就两者间产业同质化程度进行对比.综合内外两个维度得出:长江中游城市群、中环鄱阳湖城市群与长三角城市群经济联系最强,环长株潭城市群对长三角城市群介入机会最好,而武汉城市圈对长三角城市群介入能力最佳.在区域整合和协同机制下,整合外在和内生条件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各自特点和当前发展状况进行对比分析,探讨各城市群对外经济合作新模式及协调发展新路径.     

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经济韧性测度与时空分异特征分析

文章选取2006—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2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对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经济韧性进行测度,采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K-Means聚类法及莫兰指数分别探究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经济韧性水平的差异化特征、空间演变过程及空间集散特征,最后运用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研究发现：（1）在样本期内,长三角城市群27个城市的经济韧性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2）江苏省与浙江省的经济韧性差异最小,上海市与安徽省的经济韧性差异最大,且各省市间经济韧性的差异逐渐趋于稳定;（3）长三角城市群的城市经济韧性具体表现为以上海市为核心的“中心外围”格局;（4）城市经济韧性呈现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和集聚特征,由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为主的城市经济韧性空间关联模式逐渐演化为多样类型;（5）投资、文化建设、社会信息化程度、行政调控力和环境治理对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经济韧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产业联动网络促进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效应研究——以长江经济带城市群为例

当前，中国正进入城市群驱动经济增长、经济带带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新阶段，城市群的空间集聚与扩散和经济带的辐射与连接推动区域资源与要素在更广的空间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以2007—2018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通过修正空间引力模型并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究产业联动网络与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城市群产业联动网络和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格局已初步形成，并具有明显的梯度特征和集聚趋势；产业联动网络对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效应显著为正，产业联动网络有利于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产业联动网络通过改变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的配置不平衡和促进区际技术溢出来推动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长江中游地区县城城镇化质量演变规律与驱动机制

探究县城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路径是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前提。文章采用熵值法、障碍因子诊断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在揭示长江中游地区县城城镇化质量演变过程、短板弱项与影响因素基础上，探索提出县城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路径与策略。结果表明：(1)长江中游地区县城城镇化质量在空间上整体呈现“中东部高—西部低”的分布格局，人口增长缓慢和建设投资少是研究区县城所面临的普遍困境。(2)2015—2020年，长江中游地区县城城镇化质量提升明显，但与城市相比，在“人口聚集”“社会经济”和“基础设施”等维度仍具有较大差距，县城短板亟待全面补齐以促进区域城乡融合发展与共同富裕。(3)长江中游地区县城城镇化质量主要受社会经济和基础设施等方面制约，且随着县城城镇化质量的提升，其限制因子出现从“保障性”要素向“提升性”要素转变的规律，县城城镇化建设需要差别化的策略以促进区域均衡发展。(4)县城城镇化质量是以人口为基础，经济驱动、区位约束与政府调控等多重要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据此，从共性与差异性两个方面给出长江中游地区县城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对策建议。     

长沙交通融入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策略研究

交通的发展是一个地区发展交融的基础和前提条件,交通系统一体化也是城市群建设的关键.长沙作为长江中游三大城市圈(群)的核心增长极之一,它的主动融入将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发展建设带来极大的助力.本文分析了长江中游城市群交通的现状基础和不足之处,从航空系统、铁路系统、航运系统、公路等4个方面制定相应的发展策略,以期基本形成密集的立体化交通网络,为长沙融入长江中游城市群奠定坚实的基础.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工业用地扩张演变特征

通过离心模型与贡献度测算,对长江中游城市群31个城市工业用地演变历程及其时空特征进行研究,结果如下:(1)1990—2019年期间,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工业用地总增幅达300%,经历了启动、加速、高峰三个增长阶段。其占建成区增量的比重达到41.08%,是带动城市群发展的主要力量。(2)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南昌都市圈对工业用地的集聚作用不断加强,在2019年已集中了整个城市群55.96%的工业用地,而其他城市工业用地增长相对滞后,导致长江中游城市群工业用地布局呈现显著的不均衡性。(3)城市规模与工业用地对城市扩张的贡献度成强正相关,说明工业用地增长是促进城市规模提升的主要因素。(4)三大城市圈中工业用地分布过度集中,且靠近长江、洞庭湖、鄱阳湖等重要生态区。如果保持现有增速,很可能因超过区域环境承载力而带来严重的生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