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大城市群产业结构及分工比较研究

研究中国十大城市群产业结构及分工状况,对新常态下“稳增长、转方式、调结构”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综合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区位熵、相关多样化指数,对中国十大城市群三大产业及19个行业的产业结构与分工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新常态下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所受影响最大,但产业结构依旧保持稳定良好;京津冀、辽中南、关中城市群在经济下行压力下仍旧保持良好发展态势;海峡西岸、长江中游、川渝城市群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产业结构亟待调整;山东半岛和中原城市群产业发展出现停滞,产业分工水平开始倒退。     

五大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研究

基于经济、社会和环境三大维度综合构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利用客观赋值法对2010—2019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长江中游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评价。研究发现,五大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稳步提升,年均增长4.99%,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但区域差异显著,呈现出明显的“一高两中两低”特征;影响各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障碍因素不尽相同。     

高铁时代中国城市群空间演进:集聚还是扩散

在阐释高铁建设影响城市群空间演进内在机理的基础上,基于2004-2015年中国五大城市群面板数据,实证测度高铁建设对城市群空间演进的异构效应.研究发现:高铁建设对城市体系空间格局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在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促进了人口与经济扩散,在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则促进了人口和经济集聚;高铁促进了大城市的经济扩散,带动了沿线中小城市的经济集聚.高铁联网已经催生城市空间体系格局重构的新动力,各地区应因地制宜优化城市群产业分工和城市功能布局,加快城际快速路网建设以弥合跨大区域空间尺度高铁建设的联动效应.     

我国三大城市群内部经济联系对比研究

城市群内部城市经济联系程度差异会对城市群的协同发展产生影响。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内部经济联系看,三大城市群中心城市具有很强的带动作用,也都呈现明显的梯度发展结构。但对三大城市群比较分析发现,城市群中各城市与主要城市的经济联系总量、联系强度、空间梯度结构存在明显差异。进一步加强城市群内部的经济联系,应构建京津冀城市群聚疏有序的发展格局,提升长三角城市群边缘城市发展水平,缓解珠三角城市群中心城市过度极化效应,实现城市群一体化高效发展。     

中国五大城市群用地景观格局对碳排放绩效的影响

文章以中国五大城市群为案例,基于精细化的碳排放与用地景观栅格数据,利用非期望产出超效率SBM模型测算2005—2018年城市碳排放绩效,利用景观指数量化城市用地景观格局,再结合核密度估计和泰尔指数揭示城市群碳排放绩效与用地景观格局的演化规律,最后结合线性拟回归与Pearson相关性对城市群用地景观格局与碳排放绩效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五大城市群碳排放绩效呈上升趋势但整体水平不高,在空间上呈现“东高西低”格局,城市群内碳排放绩效比城市群间差异更大。(2)研究期间五大城市群间及内部景观指数的差距逐渐缩小,其中城市扩张指标“景观总面积”呈上升趋势,表现为东部城市群高于中西部;形状复杂性指标“景观形状指数”与紧凑型指标“分离度指数”呈下降趋势,两者均表现为京津冀最高、珠三角最低。(3)城市群用地景观格局与碳排放绩效紧密相关且具有区域异质性。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在京津冀、长江中游、珠三角促进碳排放绩效提升;除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用地形状复杂度指数与紧凑度指数均抑制碳排放绩效。     

陆桥商讯

发改委:将优先开发三个特大城市群日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秘书长杨伟民表示,以后优先开发的三个特大城市群即环渤海地区(包括京津冀、辽中南和胶东半岛)、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重点发展八个大城市群。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土地财政的供求驱动分析与差别化治理

土地财政行为特征是理解城市群内(或间)差异性的关键。以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为研究区域,构建一个土地财政的供给需求二元驱动分析框架,利用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67个城市在2001—2011年11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与固定效应模型检验。研究发现:不同城市群在土地财政上有着不同的成因;长三角城市群政府财政支出对土地财政的影响最为显著;中游城市群和渝蓉城市群,城市人口变量作用相对较强;渝蓉城市群政府财政支出与土地财政之间呈现负相关,非农产业发展的作用相对其他城市群较强。研究认为:1长三角城市群,调控的核心在于约束政府行为、转变当下依靠土地资源大量投入的"以地谋发展"模式;2中游城市群,一方面要推进适度人口城镇化,另一方面要约束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的不当竞争,避免资源利用的浪费;3渝蓉城市群,调控的核心是理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土地收益分配关系,形成符合城乡统筹发展的土地财政模式。     

中国城市群金融联系网络时空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

以城市群作为空间研究单元,利用1995、2005及2015年3年份金融业的企业网络数据,借助社会网络分析、GIS可视化及多元回归分析,对中国城市群金融联系网络的演化特征及驱动机制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大多城市群内部金融联系网络都取得了显著发展,其中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和辽中南城市群金融网络较为成熟,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哈长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发展为稳定的双核结构,海峡西岸城市群和山东半岛城市群则始终呈现省会城市强于门户城市的弱双核结构,其余大多中西部城市群逐渐形成单中心金融网络;城市群间金融联系网络也愈发密集,除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外,关中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海峡西岸城市群也逐渐发展为重要节点;各城市群金融资源吸引力位次和总部金融发展能力位次存在一定差异,且影响两者发展的因素也存在一定差异,除人力资本及产业结构是影响两者发展的共同因素外,经济发展规模、政府干预能力对城市群金融资源吸引力有一定影响,但对总部金融发展影响不大,地理区位的影响则正好相反。     

科技投入、网络特征与生态效率——以中原城市群为例

基于复杂网络研究的视角,以城市群生态效率为研究对象,探讨城市科技投入及网络特征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利用30个城市2003—2017年面板数据测度了中原城市群生态效率,基于地理引力模型构建城市群生态关联网络,获取城市个体网络特征指标,并分析城市科技投入和网络特征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①中原城市群生态效率总体呈持续上升趋势,表现出"一体两翼"的空间分布态势;城市生态效率水平个体差异显著,且差距不断扩大。②城市群网络连通性较高,整体网络密度先升后降;郑-焦-洛-新等构成城市群的核心极,接近核心区域的城市生态水平较高;城市个体中心度差异较大。③科技投入、接近中心度对生态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科技投入与接近中心度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且呈现正向影响;产业结构和城镇化率也对生态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外资利用未表现出显著影响。     

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生态化效率研究

通过对产业生态化、生态效率内涵关系的梳理,以生态效率作为测度产业生态化程度的指标,构建生态效率评价指标体系,首先使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2010—2012年长江中游城市群34个城市各相关指标进行了处理,然后将新的投入产出数据代入DEA模型当中对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生态化效率进行了评价。研究结论显示:1使用PCA-DEA方法评价得出的产业生态化效率结果较直接使用DEA方法更为科学;22010—2012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生态化效率先上升后下降,但是纯技术效率一直处于改进状态;3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城市产业生态化效率的无效性主要来源于规模效率低下,尤其是产业规模不在最优状态。最后,提出了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生态化效率改进建议。     

中国三大城市群高速铁路网络结构与特征

构建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城际O-D高铁运营频次矩阵,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研究三大城市群高铁网络结构与特征,结果表明:高铁整体关联性京津冀紧密,长三角次之,珠三角松散;然而长三角内部高铁城市联系与高铁网络不均衡性最强;长三角东部比其西部高铁联系密切,珠三角北部强于群内其他区域,京津冀高铁流动频繁区集中在京津;省域内部高铁紧密性:江苏浙江广东河北安徽;城际视角,深圳—广州、上海—南京、上海—苏州、南京—苏州、上海—无锡属于点对点间高密度联系。三大城市群高铁网络均具有显著的"小世界"效应特征,京津冀与长三角的"小世界"效应更明显,其中合肥—苏州—镇江—南京—无锡—六安为长三角重要辐射集群,广州—惠州、深圳—东莞、天津—沧州为重要辐射力的高铁城市对,上海、南京为长三角高铁网络核心,广州与深圳为珠三角核心,北京与天津为京津冀核心。     

中三角城市群与长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及影响因素比较研究

采用相对价格法和1 246组城市对数据,对1999-2013年中三角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程度进行测度与比较分析,运用熵权法构建了复合指标和固定效应模型,对两大城市群市场一体化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近15年来,两大城市群市场一体化水平均呈上升趋势,但中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水平和进程均滞后于长三角城市群;地方保护主义、经济外向度和交通基础设施是影响两大城市群市场一体化的共同因素。其中,地方保护主义和经济外向度是两大城市群市场一体化的主要障碍,而交通基础设施有利于促进两大城市群市场一体化;信息通达度、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是影响两大城市群市场一体化的差异化因素。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制约了中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却促进了长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信息通达度阻碍了长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却促进了中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     

中国沿海三大城市群企业创新时空格局与影响因素

城市群作为区域经济活动的核心地区,具有引领国家创新发展的作用。基于1995—2013年140.87万件企业发明专利数据,采用基尼系数、集中度指数、核密度分析等方法,对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内企业创新发展阶段、空间分异、蔓延形态与等级结构进行剖析,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探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中国沿海三大城市群企业创新发展整体呈指数型增长态势,存在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各城市群创新产出变动趋势各异,其中中国加入"WTO"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是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节点事件。(2)三大城市群企业创新空间分异指数变化均呈"倒U型"。京津冀城市群空间非均衡性最显著,以京津"双核心驱动"为主,未形成区域性城市创新等级结构体系。长三角与珠三角城市群均呈现"多中心带状蔓延形态",等级体系上存在"倒金字塔型"和"金字塔型"两种结构。(3)影响因素分析发现,经济基础与政府政策支持是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保障,产业结构、本地高等教育资源和外商直接投资等因素的地区效应差异化明显。     

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之间及其内部城市间连通性

基于我国长江经济带东、中、西部有代表性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2013—2018年的GDP、人口、建成区面积、城市行政等级等数据，运用修正的四维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和城市流强度等方法，对国内大循环背景下三大城市群内部及之间的连通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从整体上看，2013—2018年三大城市群内部的经济联系程度都呈上升趋势，城市群内部的连通性趋于均衡化与网络化。其中，上海、武汉、成都等分别是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的强经济联系城市。同时，由于区位优势等原因，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城市流强度等指标数值比中西部城市群高，表明其综合对外服务能力与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更强。而成渝和长江中游城市群之间的连通性较弱，导致区域发展不均衡，阻碍国内大循环的通畅运行。     

创新要素流动对城市群协同创新的影响——基于长三角城市群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实证

利用2006-2017年长三角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共4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首先,运用拓展DEA法对两大城市群协同创新水平进行测度,然后,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考察创新要素流动对城市群协同创新的影响,进一步以互联网发展水平为门限变量,构建门限模型,探析互联网发展对创新要素在城市群流动的协同创新效应是否存在门限效应。研究发现：创新要素流动对城市群协同创新影响的总效应显著为正,空间正向溢出效应显著,且存在群际差异;在两大城市群内,创新要素流动对城市群协同创新影响呈现非线性,创新人员流动对城市群协同创新影响呈“倒U型”特征,创新资本流动对城市群协同创新影响呈“U型”关系,相应拐点在不同城市群呈现异质性。     

资本配置效率及其驱动因素的比较研究——基于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的比较分析

基于高质量发展理论,以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2009—2018年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三阶段DEA和面板分位数回归对两大城市群资本配置效率及其驱动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平均资本配置效率高于京津冀城市群,银行业和保险业金融发展、政府干预、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是资本配置效率的重要驱动因素。基于理论研究,文章从理清边界、协同发展等方面为促进两大城市群经济高质量转型升级提供政策建议。     

京津冀和长三角城市群的旅游形象感知对比研究

文章基于Python、Gephi平台，利用HanLP、SnowNLP等自然语言处理（NLP）工具对比分析中国京津冀、长三角两大城市群的旅游形象感知，对其进行词汇分析、双词共现短语、语义网络分析，实现从点、线、面层层递进式探索。研究表明：(1)京津冀、长三角认知形象在旅游目的地、旅游配套设施、旅游资源等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同时两大城市群旅游形象各具特色。(2)京津冀、长三角情感形象感知以积极情感为主，消极为辅，中性占比最低。相对于长三角情感形象，京津冀积极情感占比较多，消极情感占比较少。(3)旅游资源距离和类型等影响旅游形象关联。(4)两大城市群整体旅游形象感知具有小世界网络属性，其语义网络呈现“中心—外围”结构，且以正面形象为主。(5)文章构建城市群旅游形象的“T（旅游者）—S（旅游空间）—R（旅游资源）”理论框架。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工业用地扩张演变特征

通过离心模型与贡献度测算,对长江中游城市群31个城市工业用地演变历程及其时空特征进行研究,结果如下:(1)1990—2019年期间,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工业用地总增幅达300%,经历了启动、加速、高峰三个增长阶段。其占建成区增量的比重达到41.08%,是带动城市群发展的主要力量。(2)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南昌都市圈对工业用地的集聚作用不断加强,在2019年已集中了整个城市群55.96%的工业用地,而其他城市工业用地增长相对滞后,导致长江中游城市群工业用地布局呈现显著的不均衡性。(3)城市规模与工业用地对城市扩张的贡献度成强正相关,说明工业用地增长是促进城市规模提升的主要因素。(4)三大城市圈中工业用地分布过度集中,且靠近长江、洞庭湖、鄱阳湖等重要生态区。如果保持现有增速,很可能因超过区域环境承载力而带来严重的生态问题。     

新时代大城市对周边中小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检验京津冀城市群不同城市间的经济增长关系,厘清大城市是否有利于小城市经济增长,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具有重要意义。以京津冀128个县级小城市为例,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型中加入大城市地理距离、行政边界、产业结构等因素,估计不同等级大城市对小城市经济增长的空间影响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核心城市抑制了周边小城市经济增长,存在集聚阴影和“环京津贫困带”;小城市之间也存在经济增长负面溢出效应;与长三角城市群相比,京津冀城市群内核心城市辐射和带动功能明显不足,区内城市间发展差距大。最后,从破除行政区经济束缚、强化中心城市辐射溢出效应、科学界定各级城市功能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建议。     

国内外城市群发展模式与经验借鉴——兼论山东半岛城市群双阶段发展战略

国内的大城市群主要有两个，即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这是我国国内目前规模最大、发展程度最高、实力最强、城市密度最大的城市群，是公认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最具生机和活力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