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韶文化晚期中原地区农业生产模式初探

仰韶时代晚期的中原地区，不同于庙底沟文化时期一统的局面，面临着各区域文化发展的严重不平衡、竞争加剧、外来强势文化影响等诸多挑战。而这一时期农业生产模式的发展和变化、其背后的动因值得我们思考。本文分析了中原地区仰韶时代晚期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出土粟1426粒、黍305粒、稻米5粒、大豆7粒）和河南洛阳班沟遗址（出土粟637粒、黍16粒、稻米1粒）的植物遗存状况，结合中原地区其他仰韶晚期遗址出土植物遗存的情况，认为庙底沟时期形成的，以粟为主的旱作农业生产模式得到了延续，在农业耕种制度方面相对粗放。大豆开始普遍出现，但数量还较少。稻米在仰韶晚期遗址中的数量明显提升（新街遗址出土802粒，庙底沟遗址出土648粒，土门遗址出土738粒，苏羊遗址2589粒，汪沟遗址出土668粒），甚至在新街遗址为代表的遗址中形成了稻旱混作的新兴农业生产模式，其在不同遗址重要性的高低受到了遗址所在区域的位置、饮食传统、聚落等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原地区在这一时期与周边区域的交流大大增多，农作物的传播和人群的迁移频率也空前提高。     

河南淮阳平粮台遗址(2014-2015)龙山时期炭化植物遗存研究

平粮台遗址(2014-2015)龙山时期的炭化植物遗存研究表明,农业为聚落先民的主要生计方式,同时也可能广泛利用聚落周围的野生植物资源。其中农作物以粟为主,黍为辅,同时种有大豆、水稻和小麦,反映多种农作物并存的作物结构。植物遗存的出土背景分析显示,发掘区的东南部出土植物种子密度较高,且多出土农作物种子,推测是平粮台遗址先民活动比较频繁或可能是农作物消费区域。     

河南郑州汪沟遗址炭化植物遗存分析

汪沟遗址位于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城区北2公里汪沟村南濒临索河支流故道的岗地上,是豫中地区仰韶文化晚期一处高等级的中心性聚落遗址。在2014-2016年三个季度的发掘中我们系统采集了浮选土样,浮选结果显示:汪沟遗址的农作物有粟、黍、稻和大豆,粟的绝对数量和出土概率都很高,以粟黍为代表的旱作农业是汪沟遗址主要的农业生产方式,稻作农业所占比重很小,大豆种植也较少。国电荥阳电厂热源入郑管网工程发掘区植物遗存出土密度较高,可能是遗址的居住区,遗址靠近壕沟的区域植物遗存相对较少。     

青藏高原史前农业起源与发展研究

辽阔的青藏高原作为一个独特的地理单元,对远古时期这一地区的人类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藏民族的发祥地和主要聚居区。史前考古遗址表明,早在四五千年前,青藏高原的先民们已经逐渐脱离了渔猎采集活动,从事作物种植、家畜饲养和渔业活动。畜牧业是青藏高原地区最古老的农业生产部门,家畜以牦牛和猪为主;这一地区的种植业与北方黄土高原相似,是以旱地作物为主,作物主要有青稞、小麦、粟、豌豆等,起初可能受到起源于中原的粟作农业文化的影响,随后也可能受到西亚麦作文化的影响。     

谷子的起源与分类史研究

一、从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的小米看旱农生产起源谷子(粟)是我国栽培最古老的作物,可以用大量的史前文化遗址出土实物加以证实,在人类开始从事农业生产的新石器时代,即广泛种植谷子。出土这一时代谷粒、谷穗、米粒等碳化物的就有河北武安磁山遗址、河南裴李岗遗址、西安半坡遗址、河南郑州大和村遗址、     

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时期植物资源的利用--以河南新乡尚村遗址为例

尚村遗址位于河南省新乡市,是豫北一处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2018年在尚村遗址的发掘过程中,我们采用针对性采样法在遗址发掘区采集土样11份,并进行了浮选。浮选获得了丰富的炭化植物遗存,包括粟、黍和大麦三种农作物,以及其他6种杂草类和一些果壳类等非农作物植物遗存。浮选结果显示,粟的绝对数量和出土概率最高,黍次之,未见水稻、大豆,说明以尚村遗址为代表的豫北地区龙山时期的农业结构应该是以粟黍为主的北方旱作农业。此外,尚村遗址发现葡萄和一些碎果壳,说明当时人类还从事植物采集活动,这可能是一种辅助类农业生产活动。通过与中原地区其他遗址浮选结果进行对比,得出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时期豫北地区以种植粟和黍两种旱地作物为主,豫西南地区以种植水稻为主,豫中地区为稻旱混作的特点。本次植物遗存的研究为探讨豫北地区农业结构特点提供了新的思考,加强了我们对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时期农业生产的区域性认识。     

三杨庄遗址汉代聚落的耕作环境与方法

三杨庄遗址汉代聚落位于黄河河滩地上,聚落居民修筑了民堤以保护自身的安全,一般的季节性洪水泛滥对汉代聚落及其农业生产活动并不构成威胁。三杨庄遗址汉代文化层的土壤以粉砂质粘土和粉砂质壤土为主,粉砂含量相对较高,透水性较好,在正常雨量下,不易形成长期内涝和地面径流的情况。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三杨庄遗址的气候正处于干冷期,且持续时间较长,降水量相对较少。在这样的耕作环境下,三杨庄遗址汉代农田甽畝相间的形态,可能是与代田法类似的种植于甽内的抗旱保墒技术体系,而不是为排涝设计的。     

从陕西旬邑枣林河滩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看古豳地先周时期生业经济

文章运用动物考古学方法研究陕西旬邑枣林河滩遗址出土的先周时期动物遗存。对动物种属、数量和比例的分析以及对主要家养动物猪、黄牛、羊的重点研究表明,枣林河滩遗址肉食资源的获取方式以饲养家畜为主,其中黄牛的肉量供给占比最高,其次为猪、羊。除作为肉食资源外,羊的饲养可能还与奶资源的开发有关。家养动物主要是遗址内部饲养和消费,这与遗址乡村型聚落的性质相吻合。枣林河滩遗址的生业经济类型应为农业与畜牧业并行,捕鱼狩猎处于次要地位,这符合遗址所处的自然环境。     

西南地区先秦时期麦类作物的发现与研究

麦类作物大约在商代前后传入西南地区，从考古材料来看，西南地区麦类作物出现的年代呈现显著的西早东晚、北早南晚特征。本研究在系统梳理西南地区先秦时期麦类作物发现的基础上，结合周边地区发现的材料，对西南地区麦类作物的来源路径进行探索。麦类作物的传播路径可能存在北线与西线两条不同的通道：北线沿着粟类作物传播的路径率先传入甘青地区后，继续向南传播至川西地区，并一路南下传播至云贵高原；西线则自青藏高原南北两端向东传播。在麦类作物传入西南地区后，区域内平原和山地居民对于外来作物冲击的回应差异较大。平原地区的农业体系相对成熟、保守且稳定，不容易受到外来作物的冲击，因而麦类作物始终只占据全部农作物的极小份额。但山地则不同，山地作物系统倾向于多样化，且比较容易受到新物种的影响，作物体系转变较快，这在大麦的传播上体现得尤为显著。在西南山地地区，麦类作物传入以后，很快被当地居民接受，原有的作物体系被打破，部分遗址甚至转而经营以麦类作物为主的农业。     

农业生产潜力定量测度方法应用研究--以内江市为例

在阐述作物光合、光温、气候、土地生产力、生产潜力、产值潜力的概念及计算公式的基础上,提出了用生产潜力和潜力指数定量测度区域农业生产潜力的方法,对评价一个地区的生产潜力,指导农业生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对内江市的实例研究中,得出光能利用率和水资源利用率低是造成该区作物产量不高的主要原因;该区各种作物中水稻生产力、生产潜力最大,耕作制度以水旱轮作为最佳.     

陕西省旅游镇分类与特色优势研究

文章在分析旅游镇的概念与梳理国内外旅游镇研究进展的基础上,结合陕西省旅游镇发展现状的普查结果,将陕西省旅游镇划分山水自然景观类、历史遗址与特色聚落类(含建筑)、特色农业类、社会风情类、红色旅游类及现代康体类等6个主类,并对陕西省旅游镇的功能分区与特色优势进行研究,结果显示陕西省不仅旅游镇资源丰富、类型多样,而且资源在功能分区与组合上形成了明显的地域分异(陕北红色旅游镇特色发展区、关中平原休闲农业与社会风情旅游镇特色发展区、关中平原历史遗址与特色聚落旅游镇特色发展区、秦岭自然生态旅游镇特色区、陕南秦巴汉水风情旅游镇特色区、陕南历史遗址与特色聚落旅游镇特色发展区、陕南休闲农业旅游镇特色发展区)。研究结果有利于预测旅游镇发展方向,并对陕西省旅游镇开发、规划及保护提供决策依据,促进旅游镇持续健康发展。     

青铜时代中原地区农业特点再思考——以新郑望京楼和荥阳车庄遗址为例

新郑望京楼遗址和荥阳车庄遗址皆位于中原地区,是青铜时代中原地区具有代表性的遗址。望京楼遗址和车庄遗址共采集到各个时期样品466份,共出土炭化植物遗存63781粒。两处遗址皆呈现出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的特点,但不同时期遗址的农业生产随时代变化的特点比较明显。本文结合中原地区多处遗址的浮选结果,一方面详细阐述了中原地区青铜时代农业发展的两个转变,即“夏商之变”表现为小麦地位的上升,“商周之变”表现为水稻地位的下降。另一方面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加深入地分析了聚落等级对水稻食用的影响和政治因素对旱地食物的影响。     

秦汉时期西南夷地区的农业开发

秦汉时期随着中原统治势力的进入 ,西南夷地区一些河谷平地和郡县治所周围的农业生产迅速达到了中原农业发达地区的水平 ,但是这些农业发达地区却为广大的农业未开发地区和牧业区所包围。这一农业开发格局的形成与秦汉政府对西南夷地区的开发方式以及西南夷地区自身的自然条件与社会习俗是分不开的 ,它也保证了西南夷地区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     

农史研究的执著追求与广域探索——读张履鹏先生《中国农业历史研究》

正中华文明属于典型的农耕文明形态,农业是古代中国社会经济贡献率最大的生产部门,从古至今,对农业的认识不绝于史册。农史是以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的观点研究农业生产与技术、农业经济、农村社会及农业思想历史演进及其规律性的一门交叉学科1。农业历史的综合研究需要贯通自然科学尤其是农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且在农史学理论、农业科技史、农政史、农业经济史、农业考古、农业文化史等诸多领域有专精的造诣和功力,因而,有能力对中国农业历史进行多视角、多领域的综     

以农为史,融汇时空——评《中国历史农业地理》

历史上的中国创造了光辉灿然的农业文明。农业生产作为农业文明最重要的基础,在古代中国的发展进程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中华文明有着令人惊叹的延续性和稳定性,这与农业生产的稳步提高是分不开的。统一而强大的国家的最终形成,更是和农耕区开发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加强密切相关。     

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路径及关键问题研究

基于中原经济区发展状况,应创造经济增长极,加速工业化进程以促进中原经济区建设,而农业地位突出又要求该区域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粮食、耕地为代价,不能加大城乡差距,因此必须考虑"三化"协调发展。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的路径应立足于农业资源禀赋,通过资产要素向小城镇聚集,产生增长极带动农村发展;通过农村发展拉动内需、促进消费加速工业化进程;以工业化创造的设备装备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在新型城镇化为引领的三化协调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以下关键问题:依托产业形成村镇增长极,产业向高效农业集聚;推进土地整治和流转,集约节约利用土地;循序渐进城镇化,保障农户土地权益;整合各类资金,破解资金瓶颈。     

农业产业化经营战略构想

农业产业化是农村改革和发展进程中的制度创新、组织创新和经营机制创新,是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建立市场农业体制、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有效途径,其具有科学的内涵和广泛的社会实践基础。对于苏北地区来说,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战略,更是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现实选择。     

人地关系与作物组合——清代河南地区农作物构成

多样的环境所决定的多样技术选择必有与之相应的作物结构,社会环境条件的改变必然会引起相应的作物结构的变化。不同的环境条件对作物组合有着不同的影响,清代河南地区农业人地关系紧张导致技术集约化程度的提高,相应作物组合的时空差异在多样化趋势下更为灵活而显著。尽管在一定区域内传统的作物种类具有多样而相对稳定的特点,并随着一定的技术选择趋向具有相对集中的趋势,但在清代特定的社会环境与经济条件下,作物组合的多样化趋势主要是通过种植制度的调整与经营方式的转换来实现。这种以土地出产率提高为目标的技术选择是清代农业发展的重要途径。     

曲周县盐碱地改良区农村聚落演变与驱动机制研究

研究目的:研究位于盐碱地改良区的曲周县1973—2016年农村聚落演变及其驱动机制。研究方法:景观格局指数、GIS空间分析、主成分分析等。研究结果:农村聚落面积上升、人均面积下降、形状更加规则、规模之间差距减小,但近15年来出现面积增长速度加快、零散农村聚落增多的现象;不同乡镇农村聚落演变具有区域差异性;耕地、城镇、河流、道路在空间上对农村聚落演变具有驱动作用;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农业科技化水平以及农业生产规模是影响聚落演变的主要社会经济驱动因素。研究结论:作为综合功能承载体的农村聚落的发展对于推动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村土地利用规划等工作中,要依据农村聚落发展规律,充分考虑各项因素,因地制宜开展相关工作。     

辽北平原光热水土资源地域性分布及利用方向

区内农业环境的基本条件——光热、水、土大部地区均较适宜。其优势为光热水资源的75％以上集中作物生长期(5—9月),具备明显的雨养农业环境。为发挥该区农业环境优势,促进国家拟定商品粮基地建设,农业生产获得永续发展,综合研究分析光热水土资源地域性、适宜性特点,从而找出开发利用和规划方向是极为重要的。本文系我们在完成国家拟定全国农业发展重点地区——松辽平原农业发展战略研究的组成部分——辽北平原的调查整理而成。供有关部门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