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绿色创新系统中的地方政府行为博弈

制造业绿色创新是一种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发展模式,其发展需要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以及制造业企业的共同努力。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重要机构,由于其本身利益的二重性,因而在促进制造业绿色创新系统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博弈论作为分析工具,研究制造业绿色创新系统中地方政府的行为,在相应的假设条件下,建立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行为博弈模型、地方政府与制造业企业的行为博弈模型、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及制造业企业的三方行为博弈模型,探讨了地方政府在利益冲突中的行为特征。通过求解纳什均衡,寻求协调各方利益冲突的有效途径,并提出了推动制造业绿色创新系统发展的对策建议。     

消费结构演变、公共投资增长与经济波动

2032年末以来出现的新一轮经济膨胀引起了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的广泛关注，与此之前出现的因消费和投资双膨胀导致的经济膨胀不同，本轮经济膨胀被认为主要与投资膨胀有关。对于为什么会产生投资膨胀的解释，大体上被归结为三个方面，其一，在投资效率低下、资本产出比出现降低趋势的背景下，为维持基本的GDP增长率必须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张军，2002)；其二，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格局，造成了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     

金融集聚区建设中中央与地方政府行为的演化博弈研究

在金融集聚区建设中,中央政府行为与地方政府行为表现出行为生态学特征。构建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显示双方期望收益、中央政府出台政策的力度、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不支持情况下建设金融集聚区遭受的损失程度及双方初始博弈策略选择状态决定了演化稳定均衡策略。基于此,提出了因地制宜改变博弈参数、提高地方政府对正向激励和行政惩罚措施的敏感度、构建更加合理的政绩考核体系等建议。     

地方政府竞争、“双碳”目标压力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

以2007—2020年中国27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利用超效率SBM模型测度我国地级市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从横向府际竞争与纵向压力型体制双视角出发,探讨地方政府竞争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以及“双碳”目标压力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竞争显著抑制绿色技术创新效率;(2)调节效应结果显示,“双碳”目标压力可以弱化地方政府竞争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不利影响,二者的叠加效应有利于推动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3)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竞争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抑制作用在东部、中部以及超特大城市、Ⅰ型大城市更为显著,而对西部、东北部以及Ⅱ型大城市、中小城市并不显著。因此,应充分发挥中央政府纵向协调优势,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完善考核激励制度,建立多维目标管理;针对不同城市异质性,因地制宜地实施目标压力管理。     

化解当前地方债务风险之我见

随着中央政府4万亿投资刺激规划逐步实施,以及中央政府给地方政府规定了明确的资金配套比例,使得地方债务更是被资金困乏的地方政府所超常规开发,凸显出的财政风险已经明朗化。因此,提出培育地方支柱税源、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发行地方债是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必然选择。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我国目前没有法律意义上承认的地方政府债务,因此,在研究政府债务对货币政策影响时,只是涉及中央政府债务。但现实中地方政府间接举债、变相举债种类繁多,规模庞大。地方政府过多举债和支出会削弱中央政府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稳定经济的能力。文章分析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金融资源之争,以研究地方政府债务对我国宏观货币政策产生的实质性影响。     

地方政府救市的体制动力和政策效应

在传统的财政三职能划分中,经济增长历来被认为是中央政府的职能.然而,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的省、市政府却积极出台各项措施,刺激经济增长.在严峻的金融危机形势下,中央借助地方实施制度创新;而在分权改革强化的财政激励下,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始终存在.特有的城市经营模式使地方政府密切关注楼市,而分割的市场格局则强化了地方政府的调节效应.地方政府的救市行为很可能形成新一轮投资拉动增长的局面,并由此加剧财政风险和环境压力.     

中央与地方政府在地质灾害防治投资中的决策行为研究

目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资金绝大部分是由中央政府承担,调动地方政府投资积极性,强化地方政府的投资责任,是中央政府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文章运用博弈理论,建立博弈模型,对我国中央与地方在地质灾害防治投资中确定投资份额的决策行为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地方政府应成为防灾减灾的主导者。     

中国推进绿色经济中的跨部门协同

推进绿色经济发展涉及人口、资源、环境等诸多要素,是一项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需要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同级政府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的科学分工基础上的有机协作。西方国家协同政府模式的提出对我国构建推进绿色经济的跨部门协作机制具有重要的启示。一、协同政府的内涵及对我国推进绿色经济的作用     

地方政府竞争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利用2001—2021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系统分析了横向政府竞争与纵向政府竞争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省级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竞争以及省级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纵向竞争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着“U”型关系。此外,纵向政府竞争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的纵向政府竞争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进一步分析可知,横向政府竞争在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会产生空间溢出效应,而纵向政府竞争的空间溢出效应则不明显。研究结果为推动政府职能转型、构建横向财政协调机制和区际利益补偿机制、弹性调整央地之间的财政分权比重、营造良好的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产业发展环境提供了启示。     

我国多元投资主体的行为特征及对策

<正> (一) 所谓投资主体指的是具有投资决策自主权的经济实体。投资主体的层次与结构是决定投资体制属性的关键因素。实行改革之后,我国的投资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投资主体呈多元特征。企业、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都成为重要的投资主体,投资决策分散化,国家对投资的集中统一决策的局面已被打破,企业和地方政府拥有相当大的投资决策权。由于投资资金来源的多渠道,投资的供给已不再仅来源于政府预算内财政,预算外资金构成了投资资金的主要来源。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投资互动关系研究——基于辽宁省投资结构的实证分析

文章从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投资变动趋势分析入手,着重分别了不同投资对国民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文章以辽宁省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我国政府不同投资结构对地方GDP的影响以及不同投资之间相关关系。结果表明不同投资行为之间具有相互影响相互引致的关系,政府投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对民间投资有挤出影响。但不同时期内,不同投资行为对GDP波动影响方向是一致的,只是时间和程度有所差异。并就实证结果提供了相关政策建议。     

我国创业企业投资模式研究

我国创业企业投资主体包含创业投资企业、创业企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大学和科研院所、金融机构、中介机构。可以采取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创业投资企业——创业企业"、"地方政府——商业银行——大学、科研院所——创业投资企业——创业企业"、"中央政府——商业银行——证券、保险等机构——创业投资企业——创业企业"等投资模式。根据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采取不同类型的投资模式,以更好地引导各参与主体的加入和促进创业投资的良性发展。     

“双碳”目标下我国绿色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空间碳减排效应

“双碳”目标下我国地方政府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而绿色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是减轻财政压力和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财政资金来源。基于2018—2021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绿色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空间碳减排效应。结果表明：绿色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发行显著地降低了碳排放水平，且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在绿色地方政府债券制度中，发行规模越大和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越多，则越有利于降低碳排放水平；平均利率和项目收益率越高，则越不利于降低碳排放水平。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可通过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来降低碳排放水平。因此，需要实施属地和区域联动相结合的治理模式，明确绿色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分担比例；基于地理、经济和碳排放等空间差异，发行不同类型的绿色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结合碳减排目标和现状，优化绿色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与偿还制度；引入第三方机构，加强绿色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各环节的专业审核、监督与披露。     

构建地方政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驱动机制——基于利益主体间博弈的理论分析

各级地方政府是中央宏观调控的执行者和地方微观经济的指导者,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该文从当前地方政府所处的利益格局出发,深入分析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非政府主体、地方政府与其他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关系,得到一个理解地方政府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经济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从中揭示出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驱动力缺失的原因,认为中央政府的外力干预是打破这种路径依赖的关键,并从中央层面进行激励约束分析,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金融科技“赋能”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信贷配置与监督的视角

金融科技是我国经济社会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导向下,金融科技对企业绿色创新有何影响？文章利用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金融科技“赋能”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主要表现为绿色专利数量的显著增加,这一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科技既能在“事前”提高绿色信贷配置效率,促进绿色信贷供给,又能在“事后”充分发挥监督作用,提升绿色投资效率。异质性分析发现,金融科技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集中在环境规制水平较高和金融机构数量较多的地区、高污染行业以及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中。因此,在新发展格局下,推动金融科技对绿色金融“赋能”,激发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力,对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雾霾防治的金融政策研究

近年来,我国多地雾霾天气频现,已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和公众的身心健康。当前,受政府宏观金融调控能力有限、金融市场环境尚不完善、社会各界对绿色金融认识不足、雾霾防治投资大且技术要求高等影响,我国雾霾防治金融政策存在强制性差、政策实施监管不足、雾霾防治金融支持体系不完善、雾霾防治风险投资体系发展滞后且相关配套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应完善与雾霾防治相关的金融政策体系,加大雾霾防治金融政策实施的监管力度,集中解决雾霾防治风险投资发展两大瓶颈,更好发挥绿色信贷的引导作用,建构PPP雾霾防治产业基金,同时融合公益性评价,支持第三方评价机制。     

绿色金融、分析师关注与新能源企业融资纾困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如何发挥好绿色金融在发展新能源企业中的引导作用成为一个重要课题。不同于现有文献集中关注个别企业绿色信贷的可获得性,秉承从政府积极引导到企业主体发挥这一自上而下的研究逻辑,并引入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指数这一外生变量,检验绿色金融、分析师关注和新能源企业融资约束三者的关系发现,绿色金融能够缓解新能源企业的融资约束,分析师关注在其中主要发挥“信息传递效应”和“监督治理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金融可以显著提高新能源企业的资本投资和研发投资水平,但对金融投资没有显著影响,不会引发脱实向虚的风险;绿色金融还能显著提高新能源企业绿色创新的数量和质量。因此,政府应积极推动绿色金融改革,完善对金融机构的监督和约束机制,加强分析师队伍建设,进而支持新能源企业发展,加快能源结构调整。     

论区域前期开发中地方政府的资金筹措

政府是区域前期开发的主要投资者。对区域前期开发项目的投资效益以及不同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区域前期开发项目可分三大类型：社会效益突显型、经济效益突显型和财务效益突显型。对于财务效益突显型的区域前期开发项目可依赖良好的金融中介条件，而对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突显型的区域前期开发项目，只能由政府出面，由政府出面聚集社会资本再将其投向项目。政府筹资又可分为政府直接筹资和通过开发银行融资两种形式，对于两类不同的投资主体———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直接筹资方式也有很大差异，本文着力分析地方政府筹资能力的决定因素，并介绍了可借鉴的国际经验     

退耕还林中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最优激励合约

在对地方政府执行退耕还林政策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文章运用Holmstrom和Milgrom(1991)提出的多项任务委托—代理模型的精神,构建了一个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双重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并将土地资源禀赋因子引入该模型中,形成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据此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退耕还林工程实施过程中的最优激励合约作出了研究。结果表明,在设计激励合约时,中央政府应根据地区的土地资源禀赋、地方政府的Arrow-Pratt绝对风险规避度量、退耕还林实施绩效的变异性等因素确定地方政府的可变收益分配率,并让地方政府的收益与退耕还林的实施绩效直接挂钩。在此基础上,文章就提高地方政府执行退耕还林政策的积极性提出了一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