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政治资本和城市行政级别与经济资源获取

本文以国有企业的行政级别作为衡量其政治资本的重要指标,同时将国有企业所处城市的行政级别视为影响其经济资源获取能力的关键因素,使用2013—2019年沪深两市国有上市企业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国有企业行政级别和所处城市行政级别对其经济资源获取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拥有的政治资本越强,便越容易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源;国有企业所处城市的行政级别越高,也越容易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源。根据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将企业分类后,进一步研究发现,对商业竞争类国有企业而言,企业所处城市的行政级别越高,越有利于其获取更多的经济资源,而国有企业自身政治资本的作用有限;对特定功能类国有企业而言,企业自身的行政级别越高,越有利于其获取更多的经济资源,而国有企业所处城市行政级别的作用有限。     

金融发展、技术创新对长三角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基于长三角区域26个中心城市数据

本文基于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长三角区域内26个中心城市的数据,引入莫兰指数构建回归分析模型,研究 长三角区域内金融发展、技术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长三角区域内金融发展水平存在空间正相关 关系;上海市金融发展水平处于领先地位,江苏省金融发展水平整体均衡,浙江省金融发展水平呈现一定差异,安徽 省金融发展水平不平衡性明显;金融发展、技术创新及基础设施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     

北京金融服务业集群的网络特征及影响因素

在全球金融服务业呈现集群组织背景下,金融机构在城市之间及城市内部相互作用影响,形成了复杂的网络关系.以北京市金融街为例,利用社会复杂网络研究方法,通过网络节点中心度、网络密度和网络集中度定量测度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服务业网络特征,结果发现:①金融服务业网络存在明显的等级性,“一行三会”处于金融网络关系的中心位置,在相关金融服务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和作用;②不同类型金融服务业机构间存在紧密联系性,网络密度较高;③整个金融服务业网络中银行服务业及金融管理机构在网络中发挥着主要作用;④最后,借助Porter菱形理论从区位、历史文化、信息、金融资源、政策等不同角度探讨金融服务业集群的基础、引力和推力等因素,为北京金融中心城市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对城市减贫的影响

本文基于对贫困的分解,运用贫困弹性的动态特征,选取《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城市住户分组数据,深入分析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因素对中国1991-2009年间城市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1)高速的经济增长对我国城市绝对贫困率下降起决定性作用,但收入分配恶化对城市相对贫困率上升有显著影响。(2)收入水平越高,则收入因素对城市减贫的促进作用越强,且分配因素所引起的贫困变动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则收入因素对城市减贫的促进作用越弱,且分配因素所引起的贫困变动越小。因此,我国今后的城市减贫,应在继续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的同时,以改善收入分配不平等为重点。     

金融中心空间体系研究进展及其对长三角一体化的启示

金融服务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以金融服务集聚为特征的金融中心空间体系,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金融中心空间体系下的金融一体化发展是实现金融资源在区域内优化配置的必要保障.有关金融中心的研究历来受到学界的重视,国内外的金融、经济和地理学者从不同视角对此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对金融中心及其空间体系以及金融一体化的国内外研究进行了梳理,并给予客观的总结和评述.长三角地区的金融业发展与经济发展相比较为缓慢,故而长三角金融一体化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从上海金融中心地位、金融资源空间扩散、打破行政分割、支持经济发展几个角度,对长三角金融空间一体化理论研究以及其对实践的指导提供了启示.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经济绩效——基于行业和地区异质性视角的分析

文章从行业和地区异质性视角入手,基于2003-2012年城市面板数据,运用门槛面板模型检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经济效率的关系.结果表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种作用取决于城市规模;经济总量跨越了门槛的城市可以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与大城市的知识溢出效应及更好的上下游关联产业匹配中提高效率,城市经济总量越大,集聚效益越显著;而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在总体上并不显著,随经济体量的扩大呈现倒U形变化.此结果意味着不同等级的城市适合发展不同层次的生产性服务业,经济较发达的大城市需要鼓励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而经济规模较小的城市应避免盲目追求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襄阳市金融业态现状研究——基于创建汉江流域中心城市背景下

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中心对区域经济具有辐射带动作用,对于城市创建区域中心城市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襄阳市金融资源近年大增,但一直尚未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金融服务业集聚区.本文主要用数据和事实展现和分析襄阳市的金融业态发展的横截面,供后续的研究分析作为依据.     

金融支持服务业发展的路径探析——以陕西省为例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水平是衡量现代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全面提升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但由于服务业自身的特点,金融支持服务业发展仍面临很多困难和问题,这些都制约和影响着金融支持服务业加快发展作用的发挥。本文以陕西省金融支持服务业发展为例,对金融支持服务业发展的路径进行了探讨。     

区域中心城市地价的空间扩散研究

在区域经济建设与发展过程中、中心城市凭借经济、科技、金融、流通、信息及文化等优势。起着促进和领导作用。中心城市对所在区域影响作用的实际承受者、实质上是规模不等、性质各异的城镇。这种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高层次的中心城市对低层次城市和城镇的综合作用。一般来说可分为集聚作用、中介作用和扩散作用、其中扩散作用是指当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过分的集聚作用会削弱经济效益．只有通过资金、商品、劳动力、技术和信息的向外扩散、才能达到提高整体经济效益的目的。从中心城市对区域内其它城市地价的影响分析．由于城市之…     

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背景下，提升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增强城市经济韧性是应对外部冲击、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结合2011年至2019年27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了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空间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不仅可以增强本市的经济韧性，而且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推动周边城市经济韧性水平的提升；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本市与周边城市经济韧性的正向影响显著，而数字化程度的推动作用则并不显著；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作用程度会因为城市地理位置、行政级别以及自然资源禀赋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数字金融可以通过促进城市创业活跃度以及减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路径间接增强城市经济韧性。因此，需要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增进城市间的经济活动联系，提升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结合城市特质规划数字产业布局，提升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作用程度；激发城市创业活力、调节城乡收入分配机制，打通数字金融影响城市经济韧性的间接路径。     

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

本文以全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同时验证了这一影响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和空间外溢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对所在城市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不存在门槛效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同样对所在城市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存在门槛效应.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相邻城市经济效率依旧具有促进作用.考虑到城市间吸收能力差距的影响,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外溢效应减弱.进一步将全国样本进行分组检验,发现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所在城市和相邻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本文从产业集聚视角分析了我国城市经济效率提升的可能性,为我国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国内市场潜力推动城市经济增长的效应演化和机制分析

本文实证检验了国内市场潜力推动城市经济增长的效应演化,并从产业结构变迁、贸易成本下降和市场分割制约三个视角阐述了其间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伴随着国内市场潜力的持续提升,其对城市GDP增长率的促进作用却呈现出不断减弱的趋势,且在中心-外围城市的分样本回归和多重稳健性检验中依然得到了证实.这一现象背后的作用机制是,中心城市的产业结构由工业化向去工业化变迁、外围城市在贸易成本下降过程中所面临的市场竞争加剧.尽管市场分割也会限制国内市场潜力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我国的市场分割状况整体上趋于改善,这一作用机制并不成立.本文从警惕城市过早和全面去工业化、推进新型工业化和服务贸易发展、推动城市间产业互补以缓解市场竞争等角度,对进一步发挥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促进城市经济稳步增长提出了政策建议.     

城乡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影响的案例剖析

本文利用浙江省11个地区1997～2007年的统计数据分析浙江省城乡金融发展水平,结果显示,各地城乡金融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城乡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城乡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作用: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应完善农村的投、融资环境和机制,促使农村存款转化为农村投资;城市金融发展总体来说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有限的促进作用,其中,城市存款与农村经济增长存在反向关系,城市贷款对农村经济增长存在促进作用。     

渤海区域内金融外包服务业发展探索

文章从阐述发展金融外包服务业的必要性入手。分析了环渤海区域内建立金融外包服务基地的宏观环境,创造性地建立了基地选址的要素量化模型,并根据该模型运用因子分析法选出了区域内最佳备选建设城市。最后对环渤海区域内金融外包服务业发展提出了三项可行性建议。     

高校集聚提升了城市创新水平吗——大学城建设的经验研究

本文以中国大学城建设作为外生冲击,从集聚经济视角探究了高校集聚对城市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以大学城建设为外生冲击的高校集聚能够促进城市创新。机制检验发现,高校集聚能通过共享效应为所在城市吸引更多的新建企业,促进研发投入。异质性分析表明,包含精英院校和以4年制标准大学为主类型的大学城以及高行政级别城市中,大学城建设对城市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政策上,企业应尽量落户于高校集聚的城市;高校应选择进入高校集聚的区域,城市政府则应鼓励高校集聚,并重点引进高水平大学,并将这些高校优先选择在中心城市和已有高校集聚的地方。     

中国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基于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DL)的实证分析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关注.随着近年来国际资本市场的扩张和各国开放程度的增加,国际间金融发展和交流更加频繁,金融市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尤其引人注目,于是,有学者断言二者之间的正相关性是显而易见的.其直接依据是,经济发达国家无一例外地拥有发达和完备的金融市场,而且经济越发达,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也越高.本文将按照东部、西部以及中部的区域划分方式进行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利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二者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首先,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负向的关系,即当期金融发展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效应.但是金融发展的滞后一期则对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即上期的金融发展状况对当期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其次,金融发展的促进或抑制作用对各区域都是不同的,其正负向作用抵消后,总体效果是不一致的:东部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整体上还是促进作用,而中、西部地区则是抑制的效果.由此可以认为,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存在显著的差异.通过上述实证分析,对我国区域金融发展的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改进建议和改革创新.     

中国城市服务业发展比较研究——以京沪深为例

在中国经济快速转型的过程中,城市服务业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以北京、上海、深圳为例,通过对其服务业的比较研究,得出了现代服务业是城市服务业发展的基本方向,提升消费性服务业质量是构建和谐城市的基本需要的结论。     

国有企业薪酬支付考虑了职工教育与职位特征吗?

本文利用一家国有企业职工教育、职位特征与薪酬数据,探讨国有企业薪酬支付在多大程度上考虑了职工教育与职位特征。结果发现:职工学历、职称、工龄与行政级别对职工薪酬有显著正向影响,学历越高、职称越高、工龄越长以及行政级别越高,职工薪酬越高;不同岗位的职工薪酬存在显著差异,管理层薪酬显著较高,行政、财务人员薪酬次之,而生活后勤服务人员的薪酬最低,这说明国有企业薪酬支付更多考虑了学历、职称、工龄与行政级别等因素,使部分岗位薪酬支付偏离了岗位价值贡献程度。     

市场一体化与城市创新创业

加快提高城市创新创业水平是中国转换增长动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于2007-2019年中国25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市场一体化对城市创新创业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参照“中心-外围”理论的分析思路，讨论了市场一体化对城市创新创业水平的影响在“与中心城市的距离”这一维度上的异质性和经济后果。结果显示，市场一体化显著提高了全国整体的城市创新创业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两者关系在欠发达城市更为显著；城市市场一体化对本地创新创业水平的影响依其与省内中心城市的距离不同而表现出差异，其促进作用在距离中心城市100～200公里范围内最显著。进一步的经济后果分析表明市场一体化对城市创新创业的促进作用在外围城市更为显著，进而有助于缩小省内中心-外围城市经济发展差距。研究结论为加快城市创新创业发展、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有益启示。     

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差异性分析——基于四川五个市的面板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市际面板,以存贷比,和存贷款余额除以GDP来表示金融发展程度,以人均GDP增长率表示经济发展,分析四川五个市从2001-2014年间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影响关系.分析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金融发展对其的影响是不同的,越发达的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小.因此政府和各金融部门应该促进金融的多方面发展以促进经济的增长.